徐向前，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战场独当一面，指挥由地方部队升级组建的兵团，连续打胜临汾、晋中、太原几场硬仗。在兵团组建之后，原本隶属体系内的上级指挥员大多被调离军事指挥岗位，兵团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这一指挥架构的调整，放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有多重现实的考量。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晋冀鲁豫军区绝大部分野战主力被带走南下。留在晋冀鲁豫后方的，只有少量纵队以及大批地方武装，徐向前当时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留下来主持后方工作，接手山西方向的作战任务。此时山西境内阎锡山的部队还有十几万兵力，占据着山西大部分城市，敌人兵力充足，工事修筑完备，想要解放山西，只能依靠手里这批刚刚由地方武装升格起来的部队。
1948年5月，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兵团也就是后来的十八兵团。兵团下辖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之后又陆续整合太岳地方部队，总兵力六万多人，兵员大多是山西本地翻身农民，部队组建时间短，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
按照正常的隶属关系，第一兵团归华北军区管辖，聂荣臻、薄一波是兵团的直接上级。但实际作战指挥当中出现了很特殊的现象，华北军区主要领导很少插手第一兵团的战役部署。聂荣臻要统筹整个华北全局，要指挥第二、第三兵团对付傅作义集团，负责平绥路、冀中一带的防御和进攻，很难抽出精力兼顾山西战场。薄一波更多的精力放在华北局地方建设、土地改革、后勤支前工作，不直接参与前线战役指挥。原晋冀鲁豫军区的滕代远，也调离军事指挥岗位，不再参与兵团的作战决策。
这样一来，华北第一兵团，从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再到太原战役，大大小小的作战方案，基本都是徐向前拿出方案，直接上报西柏坡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审核批复之后，就下达前线执行，不再经过华北军区这一层中转。兵团的干部调配、作战物资的调配，很多时候也是中央军委直接协调，华北军区更多承担后方物资供应的辅助角色。
外界很容易产生一种猜测，认为中央是刻意把徐向前兵团的上级全部调开，把兵团孤立出来。但回到当时的战场实际，人事调动并不是专门针对徐向前和这个兵团，是全国各大战场铺开之后，各个战区干部重新分配的结果。
首先是作战任务的特殊性。山西战场面对阎锡山，是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战区，四面被山地包围，阎锡山经营山西几十年，自成一套防御体系。攻打山西，不需要和华北另外两个兵团做频繁的战术协同，更多是独立完成歼灭山西敌军的任务。既然战场相对独立，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可以减少层级传递，作战指令传递更快，便于抓住战机。临汾、晋中战役很多战机转瞬即逝，来回经过多级军区周转，很容易耽误作战时机。
其次是部队本身的来源问题。第一兵团的底子，是原晋冀鲁豫的地方部队，不是晋察冀的老部队。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套干部体系需要磨合。徐向前长期在晋冀鲁豫工作，对这支部队的情况熟悉，由徐向前直接向中央汇报，能够最大程度避免两套体系磨合当中产生不必要的摩擦，让部队可以专心打仗，不用把精力消耗在内部协调上面。
还有一层不能忽视的现实，就是徐向前自身的身体状况。常年征战落下的旧伤，加上长期劳累，徐向前身体状况很差，晋中战役结束之后，他就多次发病，发烧头痛，时常要带病坚持指挥太原战役，甚至有时候躺在担架上面处理作战文件。中央军委清楚他的身体情况，也清楚这支部队是他一手带起来的，部队上下对徐向前信服。如果再叠加多层上级干预，会加重指挥员的负担，不利于前线指挥。
当然，兵团名义上依旧属于华北军区建制，并不是脱离华北军区。兵员补充、粮食弹药、伤员安置，大量后勤工作依旧依靠华北军区、华北局来落实，只是战役战术指挥权限收归中央军委。1949年4月太原解放之后，十八兵团的任务完成，中央军委立刻下达命令，把十八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向西进入陕西作战，配合彭德怀的部队对付胡宗南、马家军，这个调动也是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出发做出的调整。
在解放战争的大转折阶段，全国各个战场的兵力、指挥关系频繁调整，很多兵团都出现过跨军区调动、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徐向前的第一兵团身上。把指挥链条简化，是为了适配独立战场的作战需要，让熟悉部队的指挥员能够放开手脚，充分发挥军事才能。
徐向前也没有辜负中央军委的安排，依靠这支并不算精锐的部队，临汾攻坚以坑道爆破拿下坚固城池，晋中战役一个月之内歼灭十万敌军，接连打破阎锡山的防御部署，最终攻克太原，彻底结束阎锡山在山西数十年的统治。
解放战争时期的指挥体系调整，每一项安排，都要兼顾战场态势、部队历史渊源、干部现实状况多重现实条件，不能简单用主观猜忌去解读人事安排。把山西战场的指挥权限直接收归军委，是从战争实际出发做出的军事安排，目的是尽可能发挥指挥员的能力，尽快完成解放山西的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