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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会晤的传闻，让联合国为之一振，是时候定下秘书长人选了？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日前谈到了中美俄可能在深圳APEC会议期间举行三方会晤一事。他的观点是，“举行最高级别的会晤总是件好事”。
这番话，倒是跟另外一件事更加映衬，一周前，安理会下一任秘书长的第六轮意向性投票结果公布，七名候选人，没有一人拿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全票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
本轮投票首次使用彩色选票区分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的投票，结果暴露得更加彻底，领跑的格林斯潘拿到九张“鼓励”票，同时也有两张来自常任理事国的“劝阻”票。
票数领先与能否当选之间，隔着一道五常一致性的门槛。格林斯潘在历次统计中持续领先，恰恰说明“多数支持”在秘书长遴选中并不构成决定性资源，决定性资源是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默契。
如果五常不能协调统一，诸多国际事务都无法完成，就连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发言人特地对APEC期间可能的中美俄三方会晤表态的原因之一。
这次三方会晤如果最终落地，可能的形式包括APEC会议间隙的非正式接触，不一定是一场有固定议程和成果文件的正式会晤。尽管非正式的形式容易被视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但“上三常”领导人坐在一起的象征意义，依旧是非比寻常的，甚至这本身就是意义。
（就下届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问题，各方还没有达成一致）
中美俄三方会晤，无论谈什么、谈多久，有没有结果，它都意味着最高政治层级上的直接沟通能力正在恢复，这就是会晤的最大价值。
安理会的运行、核军控的推进、地区危机的管控，所有这些议题的起点，都是关键大国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进行面对面的信息交换和意图澄清。
比如这次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工作，只要有一个五常大国不肯配合，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就只能难产，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国取得一致。
在一场三方会晤中，即便各方在具体议题上寸步不让，仅仅是让三方同时确认彼此的底线和关切，就已经为后续所有层级互动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锚点”。
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大国的“特权”，当然这不是指“霸权”或“恃强凌弱”，而是指只有大国才能天然具备的权力。
（五常在安理会的特殊性无法忽视）
这种局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设计中，体现得更为具体。安理会决议以五常不反对为前提，秘书长的产生也需要五常无一否决。如果五常中的核心三角“上三常”之间，能够保持基本的沟通渠道时，安理会至少可以在某些领域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
所以，这次可能的中俄美三方会晤，意义不在于它能够替代安理会或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程序，而在于它为这个框架提供政治上的润滑剂。如果“上三常”连坐到一起交换立场的意愿都在消退，那么任何寄望于多边机构产生的实质性治理成果都将缺乏根基。
反过来，哪怕是一次非正式的三方接触，只要它恢复了最高层级上的直接对话，就在为整个多边系统的运转注入相当限度的政治推力。
从这个角度看，联合国发言人迪雅里克对三方会晤的欢迎，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外交礼节。联合国秘书处比任何机构都更清楚自身运转的政治条件。
（各方的目光都在聚焦之后的apec会议）
迪雅里克所说的“最高级别的会晤总是件好事”，放在秘书长遴选仍在进行、安理会在多个安全议题上承受压力的背景下，表达的是一种对大国对话渠道的务实期待。
联合国不需要、也不可能被三方会晤所替代，但联合国框架内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大国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运作的沟通氛围，三方会晤如果能够为这种氛围的形成提供一个起点，它就是在为多边体系做一件基础性的贡献。
中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有其独特性。中国是五常中唯一同时与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工作性沟通渠道的国家。
这种位置不必然赋予中国“调停者”的角色，但它确实意味着中国有能力、也有条件，作为东道主为“上三常”的最低限度政治接触提供场合和便利。APEC的经济合作平台属性，为这种接触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从而避免被解读为某种排他性大国机制。
（美俄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
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外交叙事核心的国家，能够以主办多边会议的方式促成大国对话，这也是多边主义在操作层面的一种体现。
三方会晤能否在11月的深圳最终落地，目前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议程的分歧、形式的斟酌，任何一项都可能使会晤停留在“原则上可行”的阶段，但即便最终的形式可能比预期更为低调。
围绕这场会晤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美俄没有一个否认面对面沟通的必要性。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这种对必要性的共同承认，已经是大国关系能够为国际秩序提供的最基础的公共产品之一。
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举行，三方会晤是否会成为议程的一部分，将是观察大国关系走向的一个比任何单一议题的得失都更前置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