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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印度知名媒体《印度教徒报》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深度评论文章,题为《既不依附中国,也不依赖美国,印度需保持战略自主》。该文作者并非普通的专栏作家,而是印度政坛的重要人物——印度人民院议员、外交事务常设委员会前主席沙希·塔鲁尔。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塔鲁尔撰写此文的目的非常明确:有力地驳斥印度国内部分政治与商业精英的观点。近期,由于美国对印度不断施加压力,甚至威胁加征关税,印度国内不少人感到惊惶失措。他们开始游说莫迪政府,主张印度应当在这个关键节点“向东看”,通过缓和对华关系、引入中国资本和技术,来盘活国内市场,并以此作为对抗美国施压的地缘政治筹码。然而,塔鲁尔通过这篇长文,为这种“联华抗美”的论调泼了一盆冷水。
在这篇文章中,塔鲁尔为印度的外交路线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案:既不要疏远美国,也不要过度依赖美国;同时,必须对中国保持高度的战略警惕。
针对印美关系,塔鲁尔指出,华盛顿只是将新德里视为一个“普通的合作伙伴”,在所谓的“印太战略”棋盘上,印度更像是一枚用来制衡他国的棋子,甚至有沦为“打手”的风险,根本无法发挥出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独立作用。因此,印度绝不能将国家命运完全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

而对于国内“欢迎中国资本和技术进入印度市场”的呼声,塔鲁尔给出了极其强硬的否定答案。那些主张对华友好的人认为,相较于印度,中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充沛的资本以及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这恰恰是正在努力推进工业化的印度所急需的。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印度敞开国门,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印度成为“超级大国”便指日可待。
塔鲁尔严厉批评这种看法是严重的“战略短视”。他断言,中国绝不会因为印度单方面的对华关系缓和,就改变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既定态势。塔鲁尔从三个维度详细剖析了中国对印度的所谓“战略挤压”:
其一,领土主权争端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塔鲁尔回顾了2017年的洞朗对峙以及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他认为,尽管在中印两国高层的总体把控下,近期的边境局势有所降温,但他指责中方依然在采取所谓的“切香肠”战术。塔鲁尔强调,只要两国边界争端悬而未决,只要中国不承认“藏南地区”属于印度,中印之间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互信与友好。面临领土争端,印度绝不可能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这就决定了印度必须对华保持高度警惕。

其二,警惕全产业链的“绝对控制”。
塔鲁尔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其庞大且完善的产业链,对印度进行经济层面的深度绑定甚至打压。以印度引以为傲的制药业为例,其生产仿制药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API),有高达80%依赖从中国进口。在塔鲁尔看来,印度在很多领域不过是中国的“加工厂”,产业的大头利润都被中国赚走。此外,中国目前对在印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也保持着审慎态度。这意味着,哪怕印度此刻主动示好,中国也未必会买账。
其三,大国博弈下的战略互信缺失。
塔鲁尔坦言,只要印度在战略上依然与美国保持着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只要美印还在持续走近,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对印度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既然缺乏最基础的信任,印度又何必“拿热脸去贴冷屁股”?
为了打破这种“既不能依附中国,又不能依赖美国”的两难困境,塔鲁尔开出了一剂名为“战略自主”的良药。对内,印度必须大力推动“印度制造”,不遗余力地扶持本土工业体系,以此增强国家经济的底层韧性;对外,印度需要盘活其丰厚的历史政治遗产,即发扬“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多边外交传统。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印度应当主动走出去,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塔鲁尔相信,通过内外结合,印度完全有能力成为继中美之后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而实现总理莫迪所描绘的“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

平心而论,单看《印度教徒报》这篇文章的标题和塔鲁尔的论述逻辑,似乎展现了印度精英阶层清醒的战略头脑。但如果将这份愿景置于残酷的国际现实中进行审视,就会发现这依然带有印度标志性的“迷之自信”。
印度想要走出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实际上困难重重。其面临的现实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印度已经错失了打造全产业链的战略窗口期。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规律来看,一个国家想要建立独立自主且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需要极其苛刻的国际环境与历史契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轻易给予印度这样的机会。特别是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构筑“小院高墙”、推行科技保护主义时,根本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会大发善心,将核心技术倾囊相授给印度。印度所渴求的发展红利期和战略窗口,实际上已经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关闭。

第二,糟糕的国际信誉与“外资天坑”的标签。
从印度自身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声誉来看,其距离“超级大国”的吸引力相去甚远。如今的印度在国际投资界,虽然不至于人人喊打,但也早已因为反复无常的政策声名狼藉。频繁的税务审查、天价的随意罚款、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让跨国企业苦不堪言,印度也因此获得了“跨国企业坟场”和“投资天坑”的恶名。这种说一套做一套、过度吹捧却缺乏契约精神的对外形象,让国际资本对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与距离。没有海量且持续的外资注入,印度的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
第三,雄心与实力的严重脱节。
印度在地缘政治中的价值,往往被其自身过度放大。莫迪政府前些年之所以在国际舞台上风光无限、长袖善舞,其核心逻辑在于:美国需要利用印度来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然而,大国博弈的棋局瞬息万变。一旦美国决策层意识到无法用强硬手段彻底压垮中国,转而寻求与中国建立某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时,印度的地缘价值就会大幅缩水。在美国部分战略精英的构想中,一旦印太战略的边际效益递减,印度的角色极易从“关键棋子”沦为“边缘弃子”。这种完全依附于他国博弈框架下的战略价值,本身就是极其脆弱的。

综上所述,塔鲁尔的“战略自主”文章固然写得慷慨激昂,但当雄心壮志与孱弱的工业基础、糟糕的营商环境以及多变的地缘格局相撞时,往往会显得不堪一击。当莫迪总理再次向国民描绘“在建国100周年(2047年)时将印度建设成为超级大国”的宏伟蓝图时,如果不能脚踏实地解决国内的痼疾,这个“有声有色的大国梦”,也许最终只能停留在莫迪个人的回忆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