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修祠堂那年，我正好五十。
说“正好”，是因为村里上了六十的老人就不爱管这摊子事了，嫌麻烦。年轻点的都在外头打工，没空。剩下我们这帮五十来岁的，不上不下，被推出来顶缸。我原本不想接，可那天在老支书家开会，一屋子人抽着烟谁也不吭声，我嘴欠说了句“要不我试试”，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牵头修祠堂，说白了就是挨家挨户要钱。
我们姓刘，村里百来户，祠堂是光绪年间盖的，土改后当过仓库，墙上还留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屋顶漏了十几年，去年塌了一角，再不修，祖宗牌位都得住露天。老支书把账本往桌上一摊：修得花四十来万，上面给补五万，剩下三十五万得靠集资。
我拿着本子从村东头走到西头，一家一家敲门。头几天还算顺利，大部分人给面儿，条件好的拿三千五千，条件差的出两百三百，账上都记着。可走到刘老六家门口，话没说完他就把脸拉下来了：“修祠堂？修了给谁看？我爹那辈的地都让谁分了？现在想起来认祖宗了？”
刘老六是村里出了名的刺头。他爹当年成分高，吃了不少亏，他记恨了一辈子。我耐着性子说了半个钟头，他最后扔了两百块：“拿着买烟抽，别算我捐的。”我捡起来揣兜里，回去记了账，写的是“匿名”。
凑钱凑了二十来天，还差八万。我把自己准备给儿子办婚事的钱先垫了进去。我媳妇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做饭光做素菜。第四天她端出一盘炒鸡蛋搁我面前，嘟囔了一句：“下回再干这种事，先跟我商量。”我知道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钱凑齐了，活儿干起来更闹心。包工头是我表弟介绍的，说是干过古建修复，结果开工半个月我就发现他买的青砖是机器压的，跟老墙的砖对不上颜色。我让他拆了重砌，他跟我拍桌子：“叔，这么干我得赔钱。”我说你赔钱我不管，祠堂立那儿少说也得管一百年，砖不对拆了重来。
拆下来的青砖堆在边上，一块一块又被人挑走了。有拿回家垫花盆的，有拿去砌猪圈的。我蹲在工地边上抽烟，老支书过来递了根烟说：“大伟，你这活儿干得，里外不是人。”我说图啥呢，他说图你爹的牌位能搁进去，我说我爹牌位搁我自己家柜子上也一样。
说归说，活儿还得接着干。
最闹心的是祖宗牌位摆回去那天。按辈分排，排到一半，有三家吵起来了。一家说自家爷爷当年捐过梁，牌位该往前排。另一家说自家奶奶是明媒正娶的原配，比后来续弦的该靠前。我蹲在门槛上听他们吵了俩钟头，最后拍板按族谱往下捋，谁也别插队。那三家都不高兴，散场的时候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
祠堂修好那天，村里摆了几桌。我在门口迎客，刘老六晃悠过来，这回拎了箱酒，搁桌上说：“大伟，这回事办得还行。”我让他进去坐，他摆摆手：“不坐了，我就是来看看我爹牌位搁哪了。”我领他进去，他站那儿瞅了半天，说了句“搁得还不赖”，背着手走了。
按理说这事儿办完了，我也算功德圆满。可从那以后，村里但凡有个红白喜事，大家都习惯性地来问我：“大伟，这个怎么弄？”好像修了回祠堂，我就成了族里管事的。有回两家因为地界闹到村委会，都拽着我去评理，我蹲在地头听了半天，最后说了句“按老地契来”，两家都不服，一个说我偏心，一个说我说话不管用。
更没料想到的是去年。隔壁村要修族谱，请我去帮忙牵头，说“你修过祠堂，有经验”。我推了，说我伺候不了。他们又去找刘老六，刘老六在电话里跟我说：“大伟，我算是知道你了，这事儿谁干谁里外不是人。”
上个月我路过祠堂，进去看了看。新刷的漆还是亮的，牌位擦得干干净净，门口那副对联是我找镇中学老师写的。我站了一会儿，想起垫进去的那八万块钱，到现在还有两万没要回来。管账的老陈上个月脑梗走了，账本还在他家抽屉里锁着，他儿子说找不着钥匙。
回家路上碰见老支书，他叼着烟笑我：“大伟，当初我说啥来着？”我说你说啥了，他说我早跟你说过，修祠堂这事儿，牵头的人最吃亏，你还不信。
我蹲在村口抽了根烟，想明白一个理儿——牵头修祠堂的人没好下场，倒不是真有什么报应。是因为这活儿本身就是个泥潭：你要往里贴钱、贴工夫、贴人情，跟这个吵完跟那个吵，最后活儿干完了，大家记住的是“祠堂修得还行”，没人记得谁垫了多少钱、熬了多少夜。要是活儿干砸了，那就更热闹了，八辈子后人都得念叨你。
可话说回来，祠堂搁那儿立着，今年清明我带我孙子去磕头，小家伙问我：“爷爷，这房子谁盖的？”我说：“你太爷爷那辈人盖的，爷爷后来给修了一回。”他点点头，学着我的样子跪下磕了三个头。
就冲这仨头，里外不是人也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