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毛先生和其他中共领导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进行了一场“大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

“AB团”的“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这是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成立的反共组织，全称为“AB反赤团”。它是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在1927年1月秘密组织的。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1927年4月2日国共尚未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四·二”大暴动，一举推翻、解体。

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同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已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

古柏

这段话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1927年4月之后，AB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还有人在这个时间点之后，试图在红军内部拿AB团做文章。

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先生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信内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

这里要插一句。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之前，李文林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先生交口赞誉，也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但到了12月，李文林本人被定为AB人物逮捕。之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古柏等在红二十军抓AB团。当时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得知自己被怀疑是AB分子后，和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集合一营人包围了军部，捉住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闻讯慌忙逃走。谢汉昌带着红二十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AB团分子”，并捉住了李韶九，古柏等连夜逃走。此即为“富田事变”。

周高潮收到的信中还另附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面写道：“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这里还要交代一句，在红军早期，毛先生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那时人们常将“毛、朱、彭、黄”并称。

彭德怀看了信和传单后，大吃一惊；随后，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找来，将信与他们看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袁国平也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仔细看笔迹，发现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数字，而毛先生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呢？这些都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离间、分裂红军。

介绍见下行文字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彭德怀同时还认为，这样的信不可能送给他一个人，还可能送给了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将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一个天大的不幸。

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彭德怀考虑到他们驻地与总前委相距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当即写了一篇不到200字的《红三军团宣言》。宣言大意是：“打倒XXX，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先生，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当时，正值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毛先生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进根据地内来打；这是所谓拥护毛先生的实际意义。当时，毛先生的方针被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委)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而不是进攻，他们要“打到南昌去”。

接下来，彭德怀通过邓萍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先生。后后查明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时写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还是露出了马脚——毛先生写信，年、月、日也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