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离任前一周，还在扩大美国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管控。

特朗普上任不到四个月，就宣布撤销这项安排。

两届政府都要保住美国优势，做法却接连冲突。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美国还能让多少国家相信，它的承诺能够长期兑现？

一、拜登要延续优势，靠的是长期绑定

2025年1月13日，拜登政府宣布人工智能扩散管制框架。

距离总统交接只剩七天，这项政策仍把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人工智能模型纳入更广泛的出口管理。

它影响的远不止中国，还涉及许多希望建设算力设施的国家。

这里最关键的，是区别待遇。

部分盟友可以获得出口许可例外，其他目的地则面临更多审批、数量和安全条件。

获取美国先进技术，需要接受美国设定的要求。

技术优势由此转化为影响其他国家产业选择的能力。

这延续了拜登任内的基本思路。

202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国内投资、盟友协调和对华竞争联系起来。

目的很明确：增强自身实力，同时让更多伙伴参与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排。

安全合作提前展开。

2021年9月，美英澳宣布建立AUKUS，首先支持澳大利亚获取核动力潜艇能力，并推动先进技术合作。

潜艇建造、人员培训、维护保障都需要多年投入。

一旦实施，三国的军事协作就会形成长期依赖。

经济政策同样强调伙伴之间的联系。

2022年，耶伦提出推动“友岸外包”，把供应链更多布局到美国信任的国家。

企业在哪里投资、从哪里采购，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关系影响。

美国希望降低自身供应风险，也希望加强对关键产业的影响。

同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则以财政支持推动美国半导体制造和研发。

国内提供补贴，国外实施技术管制，再推动伙伴协调。

几项政策配合起来，服务的是同一个目标：延长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时间。

台湾议题、民主价值叙事和气候合作，也被纳入这套战略。

安全关切提供合作动力，价值观强调共同立场，多边机制维持持续协调。

对美国而言，伙伴参与得越深，维持其主导地位就越有组织基础。

拜登留下的，因而是一套需要多年执行的政策安排。

它追求的效果，是让盟友共同投入资源、承担成本，让美国在技术、安全和国际规则上继续拥有较大影响力。

问题恰恰出在“多年执行”上。

二、特朗普接连改政策，长期合作开始承压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当天，撤销了拜登时期78项总统行政令和备忘录。

清理前任政策成了新政府的重要动作。

美国对外承诺的连续性，也随之受到考验。

气候政策变化尤其直接。

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启动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同时要求审查阻碍国内能源开发的措施，重点涉及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

拜登强调的绿色转型和多边气候合作，失去了联邦政府原有的支持方向。

能源政策怎么调整，是美国的选择。

但国际合作需要各方共同投入，投资回收往往跨越多个总统任期。美国每逢政府更替就大幅调整方向，合作方就必须增加对政策风险的考虑。

承诺的期限越短，长期协调越困难。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关税。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公布所谓“对等关税”安排，最初列出的欧盟税率为20%，日本为24%，韩国为25%。

这些都是美国长期合作的重要经济体，也都被要求作出新的贸易让步。

拜登希望伙伴协助调整供应链，特朗普却同时提高这些伙伴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

这就产生了实质矛盾：企业接受产业转移要求之后，仍然不能确定未来的出口条件。

安全合作关系，并不能自动换来稳定的经济待遇。

关税谈判后来确实促成了一些协议，给美国争取到投资和采购承诺。

但税率反复调整，也增加了企业核算成本、安排生产和签订合同的难度。

美国获得短期谈判成果的同时，长期合作的可预期性受到损害。

人工智能政策也出现明显变化。

2025年5月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拜登时期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并指示执法人员不执行相关要求。

距离原定的5月15日主要合规要求实施日期，仅剩两天。

到了2026年1月13日，美国又调整部分先进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政策。

英伟达H200、AMD MI325X及类似产品，在满足规定条件后，可以接受逐案审查。

前任强调限制获取，继任者开始允许附条件交易，两者对如何维持美国技术优势作出了不同判断。

这种变化背后，是安全目标、企业收入和全球市场份额之间的利益权衡。

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销售美国技术保持影响力。

但规则频繁改动，也意味着外国客户和本国企业都难以据此安排长期投入。

关税政策随后又遭遇司法限制。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关税。

特朗普依据该法实施的相关关税失去了法律依据。

对合作方而言，政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总统宣布的贸易条件，还可能受到国内司法裁决影响。

政府更替、行政调整和法律争议接连发生，都会削弱美国组织长期经济合作的能力。这正是拜登那套战略最难承受的消耗。

三、中国的发展，关键仍在自身能力

美国政策反复，中国需要处理的任务却很具体：持续研发、改善产品、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外部环境随时会变，产业竞争力必须依靠长期积累。

2025年，中国占全球电动汽车产量的约70%，电池电芯产量占比超过80%。

这些规模来自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市场需求。美国更换总统，无法立即改变已经形成的产业条件。

价格竞争力也在发挥作用。

2025年，中国售出的纯电动汽车中，约70%的车型价格低于传统汽车的平均价格。产品能否让消费者负担得起，会直接影响市场扩张。

其他国家的政策调整，也无法替代这项实际竞争。

贸易联系同样具有持续性。2026年前八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5.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6%，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区域内的采购、制造和消费需求，仍在推动双方往来。

同期，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合计17.74万亿元，增长15.9%。贸易伙伴更加多元，有助于分散单一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

面对美国政策波动，稳定现有合作、增加新的市场选择，比跟随其政治节奏更有实际意义。

欧洲也有自己的合作需求。

2025年7月24日，中欧发表气候变化联合新闻稿，强调维护《巴黎协定》，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促进优质绿色技术和产品的可及性。

绿色转型的现实需求，为双方继续合作提供了条件。

这些变化共同说明，美国能否长期保持主导地位，取决于自身实力，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持续配合。

拜登试图扩大这种配合，特朗普则通过政策反复和贸易施压增加了合作成本。

特朗普最值得批评的地方，正在这里。

维持全球影响力需要稳定承诺，他却不断要求合作方重新评估美国政策。中国能够争取的主动，则来自把产业、市场和国际合作持续做好。

美国的反复会影响外部环境，中国自身的积累才决定能够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