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赛先生”科学，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甘氏家族三位先驱 —— 出版家甘永龙、教育家甘德炳、军事家甘泗淇，分别用各自的方式探索救国新路，为那个蒙昧的年代点亮了科学的火种，书写了甘氏族人不一样的五四答卷。

01

『甘永龙：以书籍开启科学民智』

浙江平湖甘永龙（1875-1930），长期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部，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践行者与文化传播的摆渡人。五四前后，他敏锐捕捉到科学思潮的重要性，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翻译后引入中国。

甘永龙编译的《广告须知》（1918年）是我国最早的广告学研究专著，译自美国《How To Advertise》，系统介绍了现代广告学原理。他还翻译了卡本脱的《欧洲游记》、《谦本图旅行记》等著作，后者被教育界采用为地理教科书，让学生接触到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他编撰的《英语模范读本》等教材，删减封建糟粕，融入科学与爱国思想，成为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重要读物。

作为出版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积极推广白话文，参与编辑《英华大辞典》等工具书，为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扫清语言障碍，成为五四科学思潮的重要推手。

02

『甘德炳：以教育破除封建迷信』

云南姚安甘德炳（1873-1947），出身于当地著名的甘氏科举家族，祖父甘雨是晚清硕儒，父亲甘孟贤为同治年间举人。受五四思潮影响，他摒弃旧式私塾模式，成为乡村科学教育的先驱。

1909年，甘德炳与兄弟在武庙创办甘氏自立小学，1916年筹办姚安等四县联合中学（今姚安一中前身）。他在学校大胆开设科学课程，包括格致、算术、博物等科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生讲解自然现象和动植物常识，破除民间长久以来的封建迷信思想。

他坚持“教育为根、实业为干”的理念，在兴办教育的同时经营实业，将所得盈利继续投入教育，为科学课程购置实验器材，让乡村学生有机会接触到近代科学实验，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为西南地区培育了大批具有科学素养的进步青年。

03

『甘泗淇：以军事科学践行救国理想』

开国上将甘泗淇（1904-1964），湖南省宁乡县人。五四时期，他在湖南法政专科学校读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深受“科学救国”思想影响。1927年，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军事科学，研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战役法乃至机械化战争理论。

归国后，他将军事科学知识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历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他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开展政治工作，将军事科学与政治工作相结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运用科学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作战，为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甘泗淇（左一）

科学救国，从来不止一条路。

甘永龙、甘德炳、甘泗淇，三位甘氏先驱，虽身处不同领域，却以相同的科学信仰，在五四浪潮中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学新人、践行科学救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

他们的科学探索之路，既是一段段家族传奇，更是五四精神的生动体现，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继续以科学技术兴邦立国，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