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九年最疼的学生因白血病去世，我没起疑，三年后却在夜总会命案照片里认出了她
01
我叫李国强，今年四十五，在云贵交界的大山里待了整整八年。
八年前我还是省城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年薪四十五万，手底下管着两百多号人。日子过得不差，老婆孩子在城里住着一百四十平的大房子，每个月还完房贷还能剩下不少。
我为什么要跑去支教？
因为那年我女儿突发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我在医院陪了她整整四个月，头发掉了一半，体重掉了三十斤。
女儿最终还是没留住。
她走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哭得像个孩子。我老婆张燕在旁边抱着我，两个人就那么坐了一整夜。
那天之后，我整个人都变了。工地上的事不想管，生意也不想做，觉得什么都他妈没意思。
张燕跟我说：“你要是真待不下去，就出去走走，换个环境。”
我说我想去支教。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去吧，家里有我。”
就这样，我辞了工作，从省城坐了十二个小时的大巴，又走了四个小时的山路，到了这个叫青石村的地方。
说是村，其实就是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几个山坳里。最近的镇子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镇上有条土路通到县城，但每天只有一班车。
村里的学校叫青石小学，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三间破瓦房，一间当教室，一间当办公室，还有一间是村里给我腾出来的宿舍。
我来的时候，学校里就剩下四十二个学生，一个老师都没了。
之前那个老师姓周，是县城教育局派下来的，在村里待了两年，实在受不了了，上个月刚走。
村里的老支书姓赵，六十多岁了，一看见我就握着我的手哭了。
“李老师，你可算来了。你要是再不来，这些娃就真的要辍学了。”
我看着那些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才七岁。一个个黑瘦黑瘦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站在操场上看着我。
有一个小女孩站在最前面，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又大又亮。
她递给我一朵花，是路边的野菊花，用一根草绳扎着。
“老师，送给你。”
我蹲下来接过去，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蚊子多得要命，被子上有股霉味，屋顶还有个洞，能看见天上的星星。
我拿出手机想给张燕打个电话，发现一格信号都没有。
我苦笑了一声，把手机扔到一边。
来都来了，还能咋整？
02
支教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井边打水洗漱。然后生火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就是煮一锅粥，配点咸菜。中午孩子们从家里带饭，有的带的是煮土豆，有的带的是苞谷饭，有的干脆什么都不带。
我就把自己的饭分给他们，自己饿着肚子。
刚开始那半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放弃。
太苦了。不是人能待的地方。
但每次看到那些孩子的脸，我又咬牙挺住了。
阿花是我最心疼的一个学生。
她今年十一岁，读四年级。她妈在她三岁那年跑了，她爸在镇上工地打工，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跟着奶奶过，奶奶今年七十三了，腿脚不好，走路都要拄拐。
阿花每天放学回家，要先做饭，喂鸡，照顾奶奶，然后才能写作业。
她的成绩却是全班最好的。
每次考试，语文数学都是第一名。她在作文里写：“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当医生，治好奶奶的腿。”
我看了，鼻子酸了好半天。
山里缺的东西太多了。缺钱，缺药，缺衣服，缺书，缺文具。
我最头疼的是冬天。
山里的冬天冷得要命，零下好几度，教室里没有暖气，窗户上糊的纸都破了，风呼呼地往里灌。
孩子们穿着单薄的棉袄，冻得直哆嗦，手都握不住笔。
我就把宿舍里的被子抱到教室，让他们披着。
那年冬天，我自掏腰包，花了三千块钱，从县城买了五十件棉衣回来。
我背着那个大包，走了四个小时的山路，到村里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孩子们穿着新棉衣，高兴得又蹦又跳。
阿花穿着那件粉红色的棉衣，跑到我面前，仰着头看着我：“李老师，你对我们真好。”
我揉了揉她的脑袋：“傻孩子，老师不对你们好，对谁好？”
她突然抱住了我的腰，把脸埋在我衣服里，小声说：“李老师，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愣住了。
她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以前来的老师都走了，都嫌我们这里穷，嫌我们脏。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老师不走，老师哪儿都不去。”
她破涕为笑，伸出小拇指：“拉钩。”
“拉钩。”
那是我支教生涯里，第一次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值得。
03
八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我教过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县城的初中，有的去了镇上的中学，还有两个考上了省城的重点高中。
阿花就是其中一个。
她以全县第三的好成绩，考上了省城一中。那所学校的校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说阿花的成绩优异，学校愿意减免她的学费。
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
但阿花走的那天，我心里空落落的。
她站在村口，背着我给她买的书包，手里攥着一张车票。
“李老师，我去城里读书了。”
“嗯，好好学习。”
“老师你放心，我会好好学的。等我考上大学，工作了，挣了钱，我一定回来看你。”
她说完这句话，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那是一串珠子。
用山里一种叫“红果”的野果核串起来的。每颗果核都磨得圆溜溜的，用一根红绳子穿着，上面还串着一颗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小石头。
“这是我奶奶教我的，她说这种红果串起来能保平安。我磨了整整一个暑假呢。”
我接过来，戴在手腕上：“真好看。”
“老师你要一直戴着，不要摘下来。”
“好，老师不摘。”
阿花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冲我喊：“老师！你一定要好好的！”
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渐渐消失在盘山路上，手腕上的珠子被太阳晒得发烫。
我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阿花走后的第三个月，她出事了。
她爸在镇上接到学校的电话，说阿花在学校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脑子里长了个东西。
恶性肿瘤。
她爸把她接到省城的大医院，动了手术，但医生说情况不乐观，建议转到北京的医院。
她爸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镇上那个破房子也卖了，总共凑了八万块钱。
省城医院的医生跟他说，去北京治疗，至少要五十万。
五十万。
对于一个在山里打工的农民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
张燕得知这个消息后，二话不说，把自己攒了十年的私房钱全拿了出来。十五万。
我把存的工资也全拿了出来。八年支教，上面每个月给我发两千八的补贴，我省吃俭用，存了十二万。
张燕又去跟她娘家借了八万。
总共凑了三十五万。
我赶到省城医院的时候，阿花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
她躺在病床上，头上裹着绷带，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看见我进来，她笑了。
“李老师，你怎么来了？”
我把那串珠子从手腕上取下来，递给她看：“你看，老师一直戴着呢。”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真的吗？”
“真的。”
她伸出手，摸了摸那串珠子：“老师，你还记得我奶奶说的话吗？红果能保平安。”
“记得。”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那就好。”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了她一夜。
她睡着了，我在旁边看着她，突然想起她刚上学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她才七岁，穿着脏兮兮的花裙子，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又大又亮。
她递给我一朵野菊花，说：“老师，送给你。”
现在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04
阿花还是走了。
那天下着雨，她爸给我打电话，声音抖得不行：“李老师，阿花走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宿舍里，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下着大雨，山里的雨声大得吓人，像是要把整座山都冲垮。
我想起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师，你要好好的。”
那串珠子还戴在我手腕上，我低头看着它，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阿花走后，我在青石村又待了一年。
但我知道，我待不下去了。
这个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间教室，每一棵树，都让我想起她。
我跟赵支书说要走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
“李老师，你在这里待了九年，比我待的时间都长。”
“九年了，该走了。”
“那些孩子怎么办？”
“会有新老师来的。”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行吧，我让人送送你。”
走的那天，孩子们都来了。
他们站在村口，一个个眼泪汪汪的。
有个小男孩叫狗蛋，是阿花生前最好的朋友，他拽着我的衣角不放：“李老师，你不要走，你走了谁教我们读书？”
我蹲下来，把他脸上的眼泪擦掉：“会有新老师来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听到了吗？”
“李老师——”
“听话。”
我硬着心肠，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车开出村口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孩子们还站在原地，朝我挥手。
我闭上眼睛，不敢再看。
回到省城，张燕在车站等我。
九年没见，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眼角的皱纹也多了。
她看见我，笑了：“回来了？”
“回来了。”
“那就好。”
她接过我的行李，挽着我的胳膊，两个人就那么走出了车站。
我没有告诉她阿花的事，她也没有问。
但我知道她看出来了。
因为那天晚上，她看见我手腕上的珠子，轻轻摸了摸，说：“这是那个叫阿花的小姑娘送的吧？”
“嗯。”
“她是个好孩子。”
“嗯。”
张燕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那串珠子，我一直戴着，没有摘下来过。
直到那天，我遇到了那个警察。
05
那天是周五，我去派出所办身份证。
户籍科那个窗口排了挺长的队，我等了快半个小时才排到。
办事的民警是个女警，四十来岁，态度挺好的，给我拍了照，录了指纹，说十五个工作日之后来取。
我正准备走，她突然喊住我：“等一下。”
“怎么了？”
她盯着我手腕上那串珠子看了半天，脸色突然变了。
“你这串珠子哪儿来的？”
我一愣：“学生送的。”
“什么学生？”
“我以前在青石村支教的时候，班上的一个学生送的。”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站起来，快步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
我站在那儿，一头雾水。
没过两分钟，她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男警察，四十出头，身材精瘦，眼神很锐利。
男警察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同志，你贵姓？”
“免贵姓李，李国强。”
“李老师，听说你之前在青石村支教？”
“对，待了九年。”
“九年？”他的眉头皱了一下，“能不能跟我来一趟办公室，我有点事想问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什么情况，但还是跟着他去了。
进了办公室，他把门关上，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到我面前。
“李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建国，是刑侦队的副队长。”
“马队长，我这……犯什么事了？”
“你别紧张，不是说你犯事了。”他停了一下，指了指我手腕上的珠子，“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串珠子，是谁送给你的？”
“我刚才说了，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送的。”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阿花。”
“全名呢？”
“就叫阿花。”我想了想，“她姓杨，大名叫杨翠花。”
马建国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翻到其中一页，推到我面前：“你看看这个。”
我低头一看，是一份卷宗，上面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二十出头的样子，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净，五官精致，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
但让我震惊的是，她脖子上戴着一串珠子。
跟我手腕上这串一模一样。
“这是……”
“你说你那个学生叫杨翠花，十一岁？”马建国盯着我的眼睛，“那你认不认识照片上这个人？”
我仔细看了半天，摇了摇头：“不认识。”
“你确定？”
“确定。”
马建国深吸了一口气，把手里的笔往桌上一扔：“李老师，那我告诉你，照片上这个人，也姓杨，叫杨雨晴，二十三岁，是省城一家夜总会的坐台小姐。”
我愣住了。
“她在半个月前死了。死因是吸毒过量。她的尸体是在城郊一个废弃仓库里发现的，法医鉴定，死亡时间至少有一个星期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