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天黑得特别晚。傍晚，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蝉叫得人心乱。我把那张没考上的中专成绩单叠了又叠，最终压在门槛石下，不敢进屋。

堂屋里灯亮了。爹蹲在门槛外抽烟，不吭声，烟头的光明明暗暗像他此刻的心。妈在灶间洗碗，水声哗啦啦的，却盖不住大嫂的嗓门：“女孩子家，读个中专都没考上，还指望什么呀？早点找户人家是正经。隔壁村老吴家的老二，在乡里粮站上班，我瞧就挺好。”

我的指甲掐进手心里。粮站那小子我见过，人黑得像炭，说话时唾沫星子乱飞，去年去相看别家姑娘还被撵了出来。可这话我不敢说。家里就三间瓦房，大哥娶了大嫂，二哥前年也成了家，我一个小妹，多一口人吃饭都是负担。

就在这时，二嫂“啪”一声把手里择着的豆角筐子按在桌上。“嫁什么人？她才十六！”二嫂声音不高，却有股压不住的劲，“中专没考上，那是题出偏了，玲子平时成绩不差。考不上中专，咱读高中去！镇上高中不是开了么？”

屋里一下子静了，连爹的咳嗽都停了。大嫂愣住，随即撇撇嘴：“读高中？三年呢！钱从哪儿来？地里刨食，你当是挖金子？”她眼睛扫过二嫂身上半新不旧的格子衬衫，“再说了，老二家的，你家强子明年也该上学了吧？哪有余钱？”

二嫂站起来，个子不高，却挺直了背。她没看大嫂，径直走到我面前。夏天的风吹进来，吹动她额前汗湿的碎发。她拉起我的手，我的手冰凉，她的手心却有茧，热烘烘的。“玲子，”她看着我，“你自己想不想读？”

我想啊，怎么会不想。夜里趴在被窝里打手电筒偷看书被妈骂过多少次；作业本正面写完写反面，铅笔短到握不住还舍不得扔。我想看看县城到底有多大，想知道课本里写的长江黄河到底在哪。可是……我喉咙发紧，低下头，眼泪砸在脚背上，一圈灰。

“说话。”二嫂紧了紧我的手。

“……想。”声音小得像蚊子。

“那就读。”二嫂转头，对着屋里所有人，一字一句，“钱的事，我和刚子（我二哥）来想办法。玲子这三年学费、书本费，我们供。饭在家里吃，咸菜窝头饿不着。衣裳穿我的旧的改改。”她顿了顿，看向大嫂，“大嫂要是觉得亏了，往后爹妈跟前，我们多出把力气。”

大哥咳了一声，眼神瞟向爹。爹把烟头摁灭在地上，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老二家的，你想清楚了？这不是一天两天。”

“想清楚了。”二嫂说，“我娘家穷，我弟当初就是没书读，现在还在矿上抡大锤。玲子脑子活，不读可惜了。”她眼睛亮得惊人，像那晚刚爬上来的星星。

事情就这么定下了。后来我才知道，二嫂回娘家借了三十块钱，把结婚时一对银镯子也当了。二哥那段时间天天起早贪黑，跟着工程队去邻县打零工，回来时手上全是血泡。他们从没在我面前提过一个难字。

开学前一晚，二嫂坐在我床边，就着煤油灯给我缝书包带子。那是用二哥一件旧工装改的，深蓝色，洗得发白。“去了学校，别怕。”她说，“有人笑话你是乡下姑娘，你就把书读得比他们好。实在想家了，就想想，你二嫂还在家等着听你讲新鲜事呢。”

我咬着嘴唇点头，不敢出声，怕一出声就要嚎啕大哭。

很多年后，我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给远在老家的二嫂打电话。她老了，耳朵有点背，嗓门还是大。我跟她说新项目成功了，她说后院冬瓜结得好大一个。末了，她总会念叨一句：“当年啊，我就看着你那双眼睛，觉得里头有光，不该被灶台灰给埋了。”

一九八七年那个傍晚，大嫂的声音是现实的冷风，刮得人脸疼。而二嫂那一拍桌，像暗夜里擦亮的一根火柴。光不大，却足够照亮一个十六岁女孩眼前的路，让她跌跌撞撞地，朝着有更多光亮的地方，走了下去。那光，是一个嫂子用她的柔肩和胆气，硬生生从生活里撬开的一道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