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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大选之际，一段和内塔尼亚胡有关的录音流了出来。

在这段录音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打电话给极端正统派信息热线负责人伊切·扎洛夫斯基，开口就问“哈瑞迪人怎么回事”。

而当对方刚说到“他们非常愤怒，所有关于征兵和哈瑞迪社群的承诺”，内塔尼亚胡就打断了他，直接吼出了这么一句话：

“告诉我，他们疯了吗？他们想要左翼政府吗？疯了吗？我们会死的。”

一个累计执政近20年的总理，在投票日最后90分钟，绕过所有常规竞选渠道，直接打给一个社群热线催票，并且在被对方顶回来后，吼出“我们会死的”。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情绪失控”，内塔尼亚胡到底在急什么？

扎洛夫斯基不是哈瑞迪政党的党魁，也不是议会党团领袖。他只是一个“信息热线”的运营者，属于哈瑞迪社群内部的信息节点。

内塔尼亚胡在投票截止前90分钟把电话打到他那里，说明他试图触达的是哈瑞迪选民的“最后一公里动员机制”。

一个正常的竞选机器如果还在运转，总理不需要亲自做这件事。他做了，说明常规的政党动员在那个时刻已经无法给他提供他需要的信息或结果。

在接到内塔尼亚胡的电话后，扎洛夫斯基没有顺着他的话，而是反复陈述“不确信有任何人会信守诺言”，这也说明哈瑞迪社群内部对“承诺”的定价已经低到了什么程度。

扎洛夫斯基说的“四年”，指向的是2022年内塔尼亚胡组建的那届政府。哈瑞迪政党，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党是那届联合政府的核心成员，作为交换，它们在征兵豁免问题上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承诺。

但结果是这样的：2024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要求哈瑞迪男性必须被征召；内塔尼亚胡政府既没有让豁免在法律上永久合法化，也没有执行法院裁决。

到2026年7月，议会通过了一项冻结逮捕逃兵役哈瑞迪男性的法律，给数万名适龄哈瑞迪男性提供到11月30日的逮捕豁免。但这项法律随即被最高法院暂停。

也就是说，哈瑞迪拿到的不是永久豁免，而是一个被司法系统悬置的临时状态。对于一个把“托拉世界”视为生存底线的社群来说，这种“悬而未决”比明确的征召更难以接受，他们被当作了政治博弈里的筹码，而不是需要被兑现的契约方。

扎洛夫斯基说“四年的承诺被打破”，指的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回应没有给出新的保证，他试图把话题拉回投票率，但手上已经没有可以给出的东西了。

在以色列，哈瑞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这个社群的人口曲线决定了征兵豁免争议不会自然消退。哈瑞迪目前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4%，平均生育六个孩子，男性中约一半全职研习托拉，贫困率33%，是非哈瑞迪犹太人口的两倍以上。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预测到2050年，近四分之一以色列人将是哈瑞迪。这意味着两件事：哈瑞迪政党在议会中的潜在席位基础在长期扩大，而世俗犹太选民对“分担负担”的要求在加沙战争后急剧强化。

2024年最高法院裁决之后，征召哈瑞迪已经从“可以拖延的行政问题”变成了“无法回避的宪政问题”，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两年里试图同时满足两边：用冻结逮捕法安抚哈瑞迪，用“不研习托拉者应服役”的表态安抚世俗右翼。

但在政治上，两头讨好的下场通常不太好，因为没有人愿意无休止等待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根筋，两头堵”。

没有了哈瑞迪的支持后，以色列的政治局面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反内塔尼亚胡阵营虽然席位略多，但内部从中间派到右翼都有，而且在宗教政策和巴以问题上的分歧是结构性的。

阿拉伯政党拥有17到18席，理论上可以为反对派提供外部支持凑够61，但埃森科特和部分反对派领导人已经排除了与阿拉伯政党合作组阁的可能。

利库德仍然是议会第一大党，内塔尼亚胡仍然是最有可能拿到组阁授权的人之一，但“只有内塔尼亚胡能组阁”的叙事在这次选举后已经破产。

一个右翼宗教阵营只有50席的总理，在总统磋商中的议价能力远低于2022年。

而哈瑞迪政党在这次选举中表现出疲软，即使内塔尼亚胡再次拿到组阁授权，他面对的哈瑞迪伙伴将是一个信用更少、要价可能更高的谈判对象，因为哈瑞迪需要向自己的选民证明，他们从内塔尼亚胡那里拿到的不是又一个“被打破的承诺”。

选举前一周，数十名逃避征兵者被拘留，而内塔尼亚胡对此的表态是“不可接受”，在哈瑞迪听来，这句话在过去四年里已经出现过太多次，每一次都伴随着又一个没有兑现的立法窗口，所以他们惩罚了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在电话里大吼大叫，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那一刻，他手里没有下一个可以给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