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史上，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破坏力之强，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独树一帜。从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到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再到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每一次王朝更迭的背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这些起义不仅推动了朝代更替，也常常导致人口锐减和社会生产力的严重倒退：秦末战争后人口不足战前三分之一，东汉末黄巾起义后人口“十不存一”，太平天国起义甚至到了数千万人死亡。类似惨剧反复上演。

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史学多将这些起义视为正义的、进步的农民反抗，强调其对腐朽统治的打击，却往往淡化其带来的巨大破坏性。中国农民素以勤劳、温和、忍耐著称于世，为何却能屡屡爆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大规模起义？

笔者认为，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是导致农民起义规模宏大、破坏力极强的重要制度性原因。统一在带来中央集权与广阔疆域的同时，也为起义的酝酿、爆发与蔓延提供了客观便利。

一、统一帝国加剧了“群聚”效应，便利了起义的组织与动员

大规模起义的前提，是人群的聚集与情绪的共振。在群体中，谣言、负面情绪与宗教迷信极易快速传播，往往“一夫振臂一呼，万人响应”。历代专制统治者对此高度警惕：周厉王设“监谤”之制，严禁国人交谈；后世对三人以上聚会、婚丧宴饮均需报官；乃至现代社会，对游行、结社仍严格管控。

在秦统一之前，诸侯割据，人口被国界人为分割，暴动难以跨国扩散，如楚国庄矫之乱仅限于楚地。然而统一帝国建立后，全国性“群聚”成为可能，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行政性群聚 统一后，国防、基础设施与救灾需求剧增，中央常征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劳力戍边、修渠、治河。以当时生产力水平，政府难以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人群，饥饿、疫病、过劳死频发，怨气极易积聚。戍卒手持兵器，民夫手握工具，一旦管理失控，便可瞬间转化为起义力量。

典型案例是陈胜吴广起义。九百戍卒因大雨误期，陈胜散布“失期当斩”的谣言（实际秦律仅罚一盾，且大规模处决不现实），又以鱼腹丹书、夜间狐鸣等迷信手段蛊惑人心，最终在短时间内点燃全国性叛乱。若在分封时代，南方楚人根本不会被征调至北方戍边，也就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离乡怨恨与聚集机会。

类似地，元末治黄河时，大量民工聚集，他们受“石人一只眼”谣言蛊惑，迅速演变为红巾军起义。正因畏惧群聚生乱，许多朝臣在灾年宁愿不治河、不救灾。

此外， 统一还消除了地域壁垒，便利了邪教在全国范围的传播与串联。黄巾起义中，张角兄弟遍游诸州，发展信徒数百万人，设三十六方，约定同时起事，一个月内即燃遍七州二十八郡。宋朝之后，白莲教几乎每个朝代都要制造大规模暴动。若在战国时代，这种全国性宗教组织与同步起义几乎不可能实现。

二、流官制度加剧地方剥削，激化“官逼民反”

统一帝国为防止割据，普遍采用郡县制与流官制，官员异地任职、定期轮换，并严格执行回避制。此制虽有效遏制地方势力，却带来严重副作用：

流官视任职地为临时“牧场”，而非自家领地，缺乏长久治理动力。许多人“人浮于事”，或与本地豪强勾结，肆意贪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写照。相比之下，西欧、日本封建领主视农奴为私有财产，剥削虽重（有时达收成六成），却不会轻易“杀鸡取卵”。

中国历代为防民变，常宣称“轻徭薄赋”，但实际执行中，层层加码、额外盘剥极为普遍。五代后唐赵在礼在宋州任上，离任时百姓欢庆“拔去眼中钉”，他却申请续任一年，强征每户千钱，一年聚敛百万。类似极端案例虽非普遍，却反映了流官短期行为带来的恶果。

因此，农民的主要矛盾往往不是与地主、也不是与皇帝，而是与直接压榨他们的官僚集团。起义口号也多为“反贪官”而非“反皇帝”，李自成著名诗句“君非甚暗，臣尽行私”即是明证。地主阶级甚至常参与或领导起义，因为他们同样深受贪官祸害。

三、广阔疆域便利“流贼”生存与壮大

中国农民起义军常被称作“流贼”，得益于统一帝国辽阔的地理空间，使其可长期流动作战、避实击虚。黄巢起义军纵横南北，攻陷广州、洛阳、长安；元末红巾军兵锋远达上都与朝鲜；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转战数省，最终灭明。

清朝时期，太平天国和捻军更是横扫十多个省，官军挡不住、堵不住，经常也打不过。

流贼往往因天灾引发，饥民在贪官逼迫下铤而走险。他们所到之处“抢光、杀光、吃光”，被掠地区百姓为求生只能加入，队伍如滚雪球般膨胀。

地方官多只有治安部队，战力不足、人数也不够，无法抵挡；实力较强的将领又往往“保境安民”甚至“养寇自重”，不愿主动围剿，导致流贼愈发猖獗。

黄巢军曾以人肉为粮，转战全国，号称“杀人八百万”；赤眉军所过之处“白地千里”。其破坏力不亚于特大自然灾害。

相比之下，分封制国家领主将民众保护在坞堡之内，流寇获取给养代价极高，且各领主为保自身财产，会积极联合剿灭。东汉末黄巾军数十万人在几年内即被各地豪强“义兵”扑灭。

在中国分裂时期，比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几乎很少看到大规模农民起义。那些暴动只要一露头，就被各地的诸侯给歼灭了，根本无法形成“滚雪球”效应。

同理，日本和欧洲之所以几乎没有超大规模起义，也是因为其国内诸侯林立，能将农民起义扼杀于摇篮之中。

四、长期和平造成“马尔萨斯陷阱”以及“超级内卷”

与此同时，统一会造就长期的和平。而和平带来的，将是人口的大量增殖。由于中国拥有肥沃的土壤以及良好的光热条件，加上中国多子多福的理念，使得只要到了和平时期，人口就会几何式地增长。

西汉末年，人口达到了6000万，是当时列国之最；北宋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1亿；到了清朝，中国人口更是突破了4亿。

过量的人口并非好事，古代生产力有限、土地不足、农民抗灾能力极弱，资源几乎被利用到了极限。清朝有老照片，当时中国赤地千里，几乎所有树木都被砍光。曾经肥沃的关中被沙地侵蚀，甚至中原都出现了沙地。

由于人口过多，任何先进工艺都推进不了，因为人实在太便宜，甚至部分地区连牛耕都被淘汰了，因为人把牛马的工作都取代了。只要能混口饭吃，当时人啥都能做。

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有个奇怪的规律，那就是开发越早越穷。特别是清朝，中华文明发源地——河南、关中都穷得惊人，要知道在汉代那里还是中国最富裕发达的地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那里人口基数大，把资源以及土地肥力都耗尽了。

那时候的人根本不会去想着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今天就要饿死了，还管什么未来。

那个时代盛行一夫多妻制，导致大量贫困男性找不到伴侣。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男性，很容易成为农民起义的参与者，例如清朝捻军起义，就被称为“光棍起义”。因为捻军士兵很多人的要求很朴素，抢点钱娶老婆，或者直接抢个女人当老婆。

更可怕的，只要遭遇自然灾害，或者官府盘剥过重，农民将毫无自我保障能力，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便是农民军“滚雪球”的开始。

而事实也充分证明，只要人口达到一定阈值，就会出现大起义。汉代生产力低，大概5000多万人就会爆发大起义；清朝生产力高一点，如果人口到达3亿，铺天盖地的起义就将爆发。

五、统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赋予农民“改朝换代”的野心与信心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贵族制瓦解，社会流动性远高于西欧、日本。儒家“有教无类”、墨家“尚贤”、法家“军功爵”，加上秦汉以降平民可通过科举、军功入仕，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深入人心的信念。刘邦以亭长出身建立汉朝，朱元璋乞僧出身建立明朝，给后世起义者提供了“布衣也可称帝”的现实模板。

这也让那些地方失意的豪强、破落知识分子，有了利用农民起义以翻身的念头。比如黄巢，就是豪强（私盐贩子）以及失意知识分子（落第书生）的结合体。

而在西欧、日本，阶级固化严重，骑士/武士武力远超农民，平民几乎无望翻身。多数农民起义仅求减轻赋税，达成后即归田，继续受原有领主统治；少数更激进者也多以逃亡城市为出路，而非推翻整个政权。

大一统给中国带来了中央集权、广阔疆域、文化认同等多重益处，却也客观上放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频率与破坏力，导致“王朝周期律”与周期性人口大灭绝，成为历史难以摆脱的悲剧。如何在维护统一的同时，有效防范大规模社会动荡、减轻官僚腐败与灾害冲击，仍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