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在兰州获得解放后，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立刻部署十九兵团进军宁夏。

十九兵团在杨得志的率领下，兵分三路直扑宁夏，当时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宁夏，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竟然掘渠放水，企图用洪水迟缓解放军前进的步伐，致使金积、灵武大片地区成为泽国，万亩良田被淹。

考虑到马敦静仍企图负隅顽抗，杨得志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敌溃不成军，马敦静自知大势已去，步了其父亲马鸿逵的后尘，在得知绥远起义消息后，于9月19日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图|银川解放后我军入城仪式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制定的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手段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部属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马光天等于1949年9月20日下午3时许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发出求和通电。

同年9月23日，宁夏首府银川获得解放，敌残余第十一军、贺兰军（地方部队）等部队均望风投降，宁夏全境也获得解放。

不过，由于时局混乱的缘故，解放之初的银川还不似今日那般繁华，平静的表现暗流涌动。

1949年9月23日，银川获得解放，十九兵团受命进入，并成立了以杨得志为主任、马鸿宾为副主任的银川市军管会。

旧社会时期的银川早年是一座军事重镇，因而经济与人口规模并不发达，加之近代受到国民党军阀马鸿逵的残酷剥削，更是愈发荒凉，解放之初的银川，人口只有三万六千余人，说是一座大城市，实际上规模远不如其他城市，即便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个规模较大的乡镇。

银川解放后一周，新中国宣布成立，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件意外的事儿。

1949年10月1日下午5时许，十九兵团司令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时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潘自力拆开信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敬启者：惊闻有不法之徒胆大妄为受某方指使图谋行刺解放军杨司令，该刺客年约三十岁，身高约一公尺又七十余公分，国字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操西北口音，据称枪法极准。”

图|潘自力

潘自力在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后，第一时间并不是想着这件事的真伪，而是考虑到信上所说的事情一旦发生，个人安危也许事小，对社会安定来讲，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

想到这里，潘自力立刻下令给兵团保卫部门，要求保卫部门联系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立刻组成专案组，对信上所述的内容进行调查。

时任第十九兵团保卫股股长兼军管会公安部科长的南鸣秋受命组建专案组，他从兵团保卫部和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各抽调了两人，组成了一个五人的调查小组。

专案组开会商讨破案期间，针对信的内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因为信中明确有“受某方指示”的字样，他们考虑银川解放才不久，受敌特指示的可能性很大，不是国民党当局就是受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而信中“枪法很好”的字样，则代表此人也许是军中或者是特务组织受训过的专业人士。

五个人后来商量后，决定兵分两路去调查：

“一步是从国民党散兵游勇中去摸情况；另一步是查摸这封举报信的来源，找到写信人后顺藤摸瓜予以调查。”

银川解放后不久，不少银川地区溃逃的国民党军军官和地方政府官员都被集中在了解放军十九兵团“国民党溃散军政人员集训大队”，总人数有1800余人，而且都已经登记造册。

如果派来行刺的人是出自军中或者是特务组织，那么在这些人中一定有熟悉这个人的人。

专案组侦查员王必庭、党大旺、麻志清三人在花名册里翻来覆去的对比、筛查，最终锁定了可能知情的37人。侦查员分别于上述人等进行单独谈话，要求他们讲出所熟悉的国民党“保密局”、“中统局”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手下供过职而又具有一手好枪法的角色。

半天时间过去，专案组锁定了一个长达50多人的名单。

与此同时的事，南鸣秋对这封匿名信的信封、内容、字迹以及纸张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这封匿名信的信封是用牛皮纸包裹起来的，上面居然没有贴邮票，但银川邮局的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匆匆加盖了邮戳，等于说是把这封信免费送达了。

图|杨得志

当时，银川解放刚不久，邮局是属于军官的单位，南鸣秋带着另外一名侦查员在到银川邮局后，联系到了军代表，军代表带专案组找到了邮局的负责人，这才弄明白原因。

“这封信是在邮局门口的邮箱里开出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没有落款无法退回的未贴邮票信函，是应该投递的，但必须向收信人收取同等邮资。但邮局工作人员见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就没有按照惯例办事，盖上邮戳后放在其他寄往十九兵团司令部的信函里一起送了过去。”

不过，因为是通过邮筒寄信，加之这封信没有落款，邮局根本无法锁定，这是从哪儿寄出来的信。

专案组五人调查了一天，虽然锁定了一份长达54人的刺客名单，但对这些人排查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这些人在不在银川、甚至是死是活都无法确定。

至于银川邮局的调查，就更是白忙一场。

南鸣秋拿起那封信，又仔细观察起来。

这封信的信纸并不特殊，是一张裁了边的毛边纸，纸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从行文来看，写这封信的人应该有小学五六年级文化水平，而且具备社会经验，年龄约三十岁上下。

从信纸、信封的材料来看，写信的人明显很匆忙，因为他并没有购买专门的信纸、信封，只是临时在手边抓起能用的纸张。

就在这时，侦查员党大旺把信封卷成筒向里望去，竟然发现另一头底部重叠处的封口粘合处夹层间似乎有字迹。

图|解放初期公安

南鸣秋果断的将信封拆开，只见被封住一侧显示出来的一行被裁掉的三个字——“一二八”。

“看来，这是国民党第128军司令部或者下辖哪个师、团司令部的信封了，这个写举报信的人把收到的128军方面的信封废物利用了一下。”

国民党军第128军是1949年5月以第257、第356等师加宁夏第四保安纵队编成的，是马鸿逵宁夏兵团的主力军之一，该军军长卢忠良于同年9月20日投诚。

南鸣秋判断，写信的人应该是能接触到128军方面信函。想到这个关键后，他带着两名侦查员第二天又去了银川邮局一趟。

根据邮局回忆，他们接触128军信函并不多，每个月只有一两件，因为该军官兵基本上都不是银川本地人，即便是要写信给家里，也不会通过银川邮局来转递，即便是该军的公函，通常也不往银川寄发，因为马鸿逵虽然长期待在银川，但第128军跟他没有直接联系，在该军和马鸿逵之间还有着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公事不可能绕过马敦静而直接向马鸿逵请示的。

也正因为如此，银川邮局很快就找出了部分有关128军的信函，专案组锁定来自“国军”第一二八军司令部信函的用户——马清臻。

不过，专案组顺着这条线查下去，才发现闹了乌龙。

马清臻，五十来岁，是当地一有名的药材商人，平素乐善好施，在当地属于有名望的人，其子马一成是该军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后来随军放下武器投诚了，专案组调查时，马一成正在参加集中学习，准备接受我军改编。

尽管专案组并未透露案情分毫，但马清臻却表现的很配合，不仅拿出了自己写给儿子的专用信封信纸，还拿出了儿子写给他的回信。

原来像马清臻这样的中产家庭，根本不屑于用旧的信封，而用的是自家商号专用的信封，上面印着药材商铺的名字和地址，而马一成寄给父亲的信，也被马清臻保存的很好，信封用的也都是民用信封，上面还有编号，按顺序下来，一件也没丢。

事情到了这一步，专案组基本上断定，写信人不是马清臻。

就在专案组灰心丧气之际，银川邮局却传来一个意外的线索。

根据银川邮局军代表提供线索称，邮局有个老投递员老黄，之前因为打仗的关系请假回了老家宁夏永宁县，回来后听说专案组调查128军信函的事儿后提供了个情况：

“银川除了南门外双城门马老爷子外，还有一个地方偶尔也有第一二八军的信件寄去的，那就是也在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

不仅如此，银川邮局还送往这个大车店的信函的签收单子。

签收人虽然写的是收件人的名字，但单子上写明了是代签，根据投递员老黄回忆，当时是大车店的女老板代签的。

南鸣秋后来通过比对发现，签收单子上的字迹和那封匿名信一致。

这也说明了一点，大车店的女老板实际上就是写匿名信的那个人。

专案组一行人马不停蹄的奔向双阳大车店，在经过一番盘问后，大车店的女老板很快就承认，是自己写的匿名信，但也许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她要求专案组保密，专案组很痛快的答应了他。

大车店的女老板名叫陈侃凤，河南孟县人，三十来岁年纪，未婚，她是1944年来宁夏投靠在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当国术教官的叔叔陈子灵的。后来陈子灵盘下了银川市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陈侃凤就出动提出要代他去经营。

图|大车店

根据陈侃凤的说法，这个信封是她在当年4月份代为签收的，而这个客人原本是住在她这里的，后来突然消失不见了，欠下了店里一大笔费用，恰好她收到了这封信，于是就扣了下来，打算等这个客人上门时向其索要费用。

陈侃凤之所以要写那封匿名信，是因为就在10月2日当天，大车店来了两个客人，出手相当阔绰，而且明言要在大车店里招待贵客。

两个客人如此说法，让陈侃凤起了疑心，因为一般江湖上的体面人请客，都是在一些上好的饭馆，不可能是在人流混杂的大车店里，陈侃凤担心这两人搞出事情来，给店里添麻烦，因而叮嘱伙计，好好盯紧这两人。

不过也是这么一盯，就盯出来一个秘密。

当天晚上六点钟，两人招待的那个客人来了大车店，三个人就在店里推杯换盏起来，也许是酒喝多了，三人也就不在顾忌。

原来早些时候来大车店的两名客人是是受马鸿逵派遣潜伏在宁夏特务，而他们所请的这个人姓郭，是一个神枪手，他们打算雇佣这个人刺杀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不过这个姓郭的也不傻，这种掉脑袋的事情他自然是要高价的，后来双方谈定，以60两黄金作价办这件事，并且还提出要求，要两人提供作案的枪支弹药。

陈侃凤听了这件事后，也吃了一惊，她担心这两人给店里招来灾祸，于是就动笔写了封信报给了解放军，但考虑到安全，怕得罪江湖上的人，所以没在信上留下名字。

至此，专案组算是基本上摸清了匿名信的情况，接下来就是要找这两名特务以及那名姓郭的刺客。

专案组还对陈侃凤说：

“可能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还有事情需要你协助，如果你发现新的情况也请向我们及时通报。”

接下来，专案组走访了集训大队从那些正马鸿逵手下的那些军官了解情况，却没有一个人熟悉上述两名特务。

这两名特务就跟消失了一样，没再露过面。

倒是军管会公安部下辖的看守所有了个意外的结果。

根据多数人的说法，在解放之前，银川活跃着一个枪法特别好的大盗，此人名叫郭天唯，人送外号“神枪大盗”，当年马鸿逵听说此人神枪了得后，还萌生了想要他给自己当贴身卫士的想法，可郭天唯此人来无影去无踪，很多人都找不到他，无奈只好作罢。

郭天唯在老百姓的心里，名气不算很大，因为此人作案，专门挑那些大户富户作案，而且也不轻易动手杀人，只要被劫的人家配合，他就不下手，而且作案的频率并不高，每年只有一两起，算起来此人只是一个为财卖命的主。

不过，虽然查到了郭天唯，但此人行踪不定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专案组一开始根本无从下手。更离奇的是，一开始陈侃凤还给专案组提供了各种线索，但后来这个人也离奇失踪了。

专案组一下子断了线索，无奈只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双阳大车店，这么一盯却有了个意外收获。

大车店老板陈侃凤不但认识郭天唯，两人从小还定有娃娃亲，之所以一开始她愿意跟专案组提供线索，主要是因为她跟那个娃娃亲对象失联了许多年，早就不认识了，后来两个特务带着郭天唯回来，意外说起了往事，两人这才相认。

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侃凤就不再愿意给专案组提供线索，反而处处掣肘，这也导致专案组围着她，走了很多弯路。

郭天唯暴露踪迹后，被专案组盯上，但是围捕他并不容易，此人枪法确实是出神，甚至能隔着门听声辨位，将门外的人扫到。后来还是有人出主意，利用沤湿了的柴火点着，在门口熏烟，把屋子里的人都给熏晕了，才冲进去把几个人捆了。

郭天唯原来本名不叫这个，而是叫苏大远，他是山西闻喜人，早年其父是一名药材商人，后来走街串巷收药材时，碰上了陈侃凤的父亲，两人一见如故，一问之下家里都有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于是就订了娃娃亲。

陈侃凤和郭天唯虽然没见过面，但彼此一直记着这件事，陈侃凤后来也不知道找了什么道，她对没有见过面的“苏大远”很是挂心，后来她听说“苏大远”在兰州当了兵，就一路要着饭就去了兰州，后来遍寻不着，就在兰州住了下来。

一开始，陈侃凤没认出郭天唯，这才主动去报了案，并提供线索给专案组，后来她认出郭天唯之后，就拒绝再为专案组提供线索，甚至还多次掩护郭天唯。直至被捕，陈侃凤也没后悔，算来也是个痴情的人。

至于两个特务的情况，和专案组一开始分析的差不多，这里也就不再多描述。

事实上，如果不是陈侃凤接触到了郭天唯，专案组想要抓捕他和另外两个特务，也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毕竟他们只要躲着不出现，专案组也拿他们没办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侃凤也是立了功的。

一个月以后，此案中谋刺的两名特务以及郭天唯被银川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陈侃凤被专案组认定是有功，加上本身无血案，因此被法外开恩，被关了三个月后，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