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届联合国大会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首次会议召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会上公开发言，明确重申日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次会议是联合国框架下安理会改革的官方多边协商活动，中方表态是对日本长期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诉求的公开回应。这份表态于联合国大会下设的正式谈判会议发布，核心是明确否定日本的“入常”（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诉求，也是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履行外交表态权的具体行为。中方表态的发布遵循联合国会议流程与规则，相关内容被纳入会议记录，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方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立场的官方依据。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核心职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兼具相应职权与核心责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相关设定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宪章为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设置、职责履行确立了基本框架，成为常任理事国，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切实承担安理会赋予的核心职责。参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调解、推动国际争端和平解决、严格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是常任理事国的核心职责范畴，其资质并非单一的国际地位象征，而是与具体的国际责任深度挂钩。常任理事国的履职行为需遵循联合国整体框架，接受国际社会广泛监督，而其席位的变动与新增，作为安理会改革的核心内容，需通过联合国大会的协商与投票程序逐步推进。

基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质要求与核心职责规定，审视日本的历史表现与现实行动，能清晰发现其与常任理事国的核心标准存在显著且难以弥补的差距。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二战侵略历史的反省层面，始终存在一系列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具体行为，且相关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日本部分政界人物多次前往供奉着东条英机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2021年8月15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等内阁官员集体前往参拜，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此类行为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与强烈争议。

在历史教科书修改方面，日本右翼势力主导的历史歪曲行为从未停止，1982年日本文部省将教科书中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出”，淡化侵略本质；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行径，东京都杉并区等多地还将其纳入中学教学体系；2014年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编写指导方针，要求将钓鱼岛、竹岛明确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向年轻一代灌输错误历史观，2025年的日本教科书更是普遍以“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对遇难者人数刻意模糊化处理。在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与劳工赔偿问题上，日本政府尚未与相关受害国及受害者达成全面的赔偿协议，也未作出符合受害国人民期待的正式道歉，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的历史表述中，也未对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作出持续性、彻底性的反省表态，部分官方发言还对历史事实进行模糊化处理，这些行为被国际社会全面记录，成为亚洲受害国及国际社会评价日本历史态度的重要依据，也成为日本与部分亚洲国家开展外交交往时无法绕开的历史议题。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士兵残害平民)

日本在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宪法明确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且不保持正规的军队。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推出多项涉军法案，逐步放宽对自身军事力量发展的各类限制，国防开支规模也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日本政府还推动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范围，允许向部分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装备及相关技术，甚至官方提出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成为其军事政策转向的重要信号。在地区外交事务中，日本的错误言行更是不断挑战地区和平底线，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然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错误言论，日本政客高市早苗后续也多次叫嚣该论调，此类言论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双边关系基本准则相背离。针对日方涉台错误言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明确指出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性质，中国外交部更是多次重申，台湾问题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任何人企图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同时中方也采取了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反制措施，直击日本军工产业的关键命脉。此外，日本在地区多边合作框架中采取选边站队的外交策略，主动参与部分地区性军事合作机制，其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行动，均被纳入地区国际关系的重点观察范畴，也让地区国家对其发展走向充满警惕。

日本的历史错误认知与现实的军事、外交行动，使其“入常”诉求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的反对与质疑，各国均基于自身立场与国际现实，对此作出了明确且鲜明的回应。

韩国作为亚洲地区的二战受害国，针对日本的“入常”诉求始终持明确反对态度，韩国政府多次在官方外交场合发表声明，明确指出日本的历史态度是其谋求“入常”的核心障碍，这一立场既基于本国被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也与日韩间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直接相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协商中，对日本的“入常”诉求表达了明确质疑，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改革相关会议中发言，提出安理会改革的核心方向应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而日本的“入常”诉求与这一整体趋势并不相符。部分发达国家对日本的“入常”诉求则持观望态度，始终未在官方层面明确表示支持，究其原因，正是日本的历史态度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且其近年来的军事政策调整与外交行动，不断引发地区局势的不稳定，让国际社会对其能否切实维护地区和平产生严重怀疑。国际社会对日本“入常”诉求的各类回应，均在联合国官方多边场合进行表达，这些回应成为安理会改革过程中各方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日本推进“入常”诉求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国际舆论与政治障碍。

在安理会改革的整体进程中，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结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明确表达自身在安理会改革及日本“入常”问题上的核心主张，为安理会改革的正确推进贡献中国立场与中国方案。

中方始终在联合国框架下明确表达对安理会改革的立场，认为改革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推进过程中需充分听取国际社会各方意见，尤其要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与诉求。中方主张安理会改革应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持续推动安理会改革向更加公平、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中方反对日本“入常”的立场，基于的是日本实际行为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质要求不相符的客观事实，这一立场并非阻碍安理会改革，而是为了维护改革的正确方向。中方始终是安理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围绕安理会改革开展的各类政府间谈判，结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与方案。中方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通过官方外交声明、联合国会议发言等多种形式公开表达，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核心态度的重要依据。

日本谋求“入常”的诉求，始终无法突破历史、资质、国际共识三大核心障碍。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反省缺乏诚意与实际行动，历史问题成为其“入常”的根本阻碍；其近年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军事行动，与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宗旨相悖，国际社会对其能否履行常任理事国职责存在普遍质疑；而安理会改革的核心诉求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日本的“入常”诉求被认为是少数国家谋求席位特权，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相背离。三大障碍的存在，让日本的“入常”诉求始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各方在相关问题上的争议也未在联合国多边协商中达成共识，这也决定了日本的“入常”梦，终究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安理会改革的推进，也需要国际社会秉持共识、凝聚合力，始终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让改革真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