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旭
总目
卷首：续太史公自序（骈序）／凡例十则
本纪十二（拟《史记》十二本纪之数）
- 本纪第一·汉纪（昭宣中兴至建安禅代）
- 本纪第二·魏晋纪（魏蜀吴鼎立至西东两晋）
- 本纪第三·南北朝纪（宋齐梁陈与北朝兴替）
- 本纪第四·隋纪（开皇之治至大业倾覆）
- 本纪第五·唐纪（贞观开元至天祐禅梁）
- 本纪第六·五代纪（梁唐晋汉周更迭）
- 本纪第七·宋纪（两宋三百年兴亡）
- 本纪第八·辽金夏纪（并时诸国）
- 本纪第九·元纪（漠北崛起至大都沦丧）
- 本纪第十·明纪（洪武开基至甲申国变）
- 本纪第十一·清纪（入关定鼎至武昌首义）
- 本纪第十二·民国纪（肇造共和至五四风潮）
表十（拟《史记》十表之数）
- 表第一·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续）
- 表第二·三国六朝兴亡表
- 表第三·隋唐年表
- 表第四·五代十国年表
- 表第五·宋辽金夏年表
- 表第六·元明年表
- 表第七·清代年表
- 表第八·近代世变表（西力东渐至五四）
- 表第九·百官公卿表（续）
- 表第十·古今人物表（续）
书八（拟《史记》八书之数）
- 书第一·礼书（礼制因革）
- 书第二·乐书（乐舞雅俗）
- 书第三·律历书（历法算术）
- 书第四·天官书（天文灾异）
- 书第五·封禅书（郊祀信仰）
- 书第六·河渠书（漕运水利）
- 书第七·食货书（田制赋税钱币）
- 书第八·兵刑书（兵制刑法）
世家十（拟《史记》世家之体）
- 世家第一·汉室诸侯世家
- 世家第二·江左门阀世家（琅琊王、陈郡谢）
- 世家第三·关陇贵族世家（宇文、独孤、李、杨）
- 世家第四·藩镇世家（河朔三镇）
- 世家第五·吴越钱氏世家
- 世家第六·孔氏衍圣世家
- 世家第七·辽金元部族世家
- 世家第八·明藩王世家
- 世家第九·满洲八旗世家
- 世家第十·东南豪商世家（盐商海商）
列传五十（拟《史记》列传之体，时序相贯，古今同传）
两汉六：循吏传、酷吏传、儒林传（郑玄许慎）、党锢传、宦者传、方技传（张仲景华佗）
三国两晋五：名臣传（诸葛亮荀彧）、名将传（周瑜陆逊）、玄风传（竹林七贤）、忠义传、隐逸传
南北朝四：宋齐梁陈名臣传、北魏改革传（孝文帝）、文士传（陶渊明谢灵运）、释教传（鸠摩罗什慧远）
隋唐八：开国功臣传、贞观名臣传、文宗传（韩愈柳宗元）、诗宗传（李杜白）、藩镇传、宦者传、女才传（武则天长孙后上官婉儿）、释道传（玄奘惠能）
五代两宋八：五代英杰传、北宋名臣传、变法人物传（王安石司马光）、南宋忠烈传（岳飞文天祥）、词宗传（苏辛）、道学传（周程朱陆）、史家传（司马光郑樵）、科技传（沈括毕昇）
元明六：元初名臣传、理学宗师传、明代名臣传（张居正于谦）、心学传（王守仁）、抗清忠烈传（史可法郑成功）、游记传（徐霞客李时珍）
清至近代六：清初名臣传、乾嘉学者传、禁烟人物传（林则徐）、洋务人物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维新人物传（康梁谭嗣同）、革命人物传（孙中山黄兴章太炎）
通贯四：货殖传（商贾变迁）、游侠传（义士任侠）、佞幸传（弄权宠幸）、匈奴西戎传（四裔交涉，至西力东渐）
卷末：太史公曰·论赞（总论二千年兴亡之道）
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十世家、五十列传，合一百卷，与《史记》百三十篇相先后。
续太史公自序（骈序）
维昔太史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起轩辕，下讫太初，为《史记》百三十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然自天汉以降，二千一百余祀，兴亡代谢，治乱纷纭，虽有班氏《汉书》、范氏《后汉书》暨历代正史相续，而体例纷更，文质互异，未有以骈俪之体，通贯两千年之变，成一家之言者。旭不敏，窃慕史公之志，效其五体，变其文格，以四六之辞，述兴衰之迹，命曰《续史记》。
史公之书，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列传以录人物，表以系年月，书以明典制。今续其统：本纪十二，上自孝昭，下讫五四；表十以系兴亡之岁，书八以明礼乐刑政，世家十以存门阀藩镇之脉，列传五十以彰忠奸贤愚之伦。纪传叙事，必考其本末；论赞抒怀，务通其理数。叙则骈四俪六，以存雅正之音；赞则褒贬抑扬，以寓春秋之义。
夫史之为体，非徒记言记事之书也，乃观时察变、穷理尽性之学也。二千年间，分合有势，盛衰有因；强弱无恒，民心为本。两汉之兴，在宽仁而顺民；两京之亡，在苛暴而失众。唐之盛也，以纳谏而任贤；唐之衰也，以壅蔽而纵欲。宋之弱也，在矫武而过文；元之亡也，在纵奢而虐下。明之祚移，积于党争阉祸；清之鼎覆，肇于闭关自骄。凡此兴亡，皆可于骈文之中，见其条理；皆可于对仗之间，悟其机枢。
更察近世之变，实亘古未有之奇局：西力东渐，海通万国；器物日新，制度递嬗。自洋务以迄维新，自辛亥以迄五四，旧学新知，相激相荡；中西之道，互证互参。此非一姓一朝之兴废，乃文明转关之枢纽。故《续史记》之作，不惟续史公之书，实欲续史公之道：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嗟乎！史笔如铁，难曲阿于当世；文心似水，自映照于将来。骈文虽云旧体，理义未尝不新；史事纵属陈迹，鉴戒岂可或忘。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凡例十则
一、全书仿《史记》五体，本纪以序帝王兴废，表以系年月，书以明典制，世家以纪门阀藩镇，列传以录人物，论赞以发史识。
二、上起汉昭帝始元元年（《史记》太初之后），下讫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凡二千余年。
三、全用骈文：叙事以四六为主，兼用骚体长句；论赞用骈散相济，以畅其义。
四、纪年用当时年号，辅以公元，以便稽考。
五、不录祥瑞谶纬，惟存灾异以观天人；不采稗官艳异，惟取信史以正视听。
六、人物列传，以事系人，不以人系事；忠奸并录，善恶互见，效史公互见之法。
七、典制之书，溯源沿革，明其因革损益之理。
八、表以简驭繁，骈序冠首，阐明一代大势。
九、论赞仿"太史公曰"，总括一章大义，务求哲思隽永、余味悠长。
十、全书九万九千字，以"九"为盈数，取生生不息、贞恒归宗之义。
本纪第一·汉纪（上）
昭宣之治
孝昭皇帝者，武帝少子也。承鼎盛之遗烈，践九五之崇基，年方冲幼，政出霍光。光以受遗之臣，秉当国之轴；内承顾命，外慑百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罢盐铁之议，宽酒榷之禁。匈奴款塞，海内乂安。虽天不假年，享国未永，而汉祚赖以不倾者，光之力也。
孝宣皇帝起自闾阎，身经困厄，故知民生之艰，明吏治之要。既即大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五日一听事，丞相以下奉职而奏；择良二千石，郡国守相久任而安。由是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甘露之世，单于来朝，三代以来，未有此盛。然宣帝以刑名绳下，近于刻深；以法家驭民，未臻仁厚。故元成以降，外戚日盛，权阉渐萌，虽曰中兴，实伏衰象。盖刚猛者易折，严苛者难久，此理势之自然也。
元成之衰
孝元皇帝优柔寡断，牵制文义；孝成皇帝湛于酒色，委政外家。王凤兄弟，迭据枢要；王氏五侯，竞起第宅。以椒房之亲，擅朝廷之柄，赀累巨万，势倾人主。灾异频仍，上书者归咎王氏；忠言逆耳，纳谏者反罹其殃。
当是时也，土地兼并，流民载道；赋敛无度，盗贼并起。谷永、刘向之徒，危言切谏，皆不见省。夫水之积也，非一日之寒；木之蠹也，非一夕之蛀。汉德之衰，自元成始；新莽之篡，其来有渐矣。语曰：涓涓不塞，将为江河。其此之谓乎！
新莽篡汉
王莽者，元后之侄，谦恭下士，矫饰以邀名。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朝野翕然，称为周公再世。然外示恭俭，内怀篡夺；伪让三公，实图上玺。既践祚，托古改制：更易钱币，屡改官名；王田私属，禁民买卖。法网愈密，民困愈深；制令朝颁，夕已纷更。于是四海鼎沸，赤眉绿林，并起为乱；新室之业，不二世而亡。
嗟夫！莽之谦恭，篡之阶也；莽之改制，亡之媒也。慕古而不知变通，济私而假托圣王。使莽得行其志于承平之世，犹不免于败亡，况当元成积弊之余乎？故曰：名实相副则兴，名实相诡则亡。莽之败，非关天命，实由人事也。
光武中兴
世祖光武皇帝，汉景帝之后，南阳宗室也。值莽末大乱，天下土崩，乃与兄縯起兵舂陵，兴复汉室。昆阳之役，以数千摧百万，威震寰宇。更始既立，忌功害贤，光武隐忍，独镇河北。及更始覆灭，群雄并起，乃延揽英俊，扫荡群凶。赤眉授首，隗嚣归命，公孙述诛，天下复定。
光武以赤符受命，而戒于谶纬之虚；以柔道治国，而慎于功臣之赏。退功臣，进文吏；省刑罚，薄赋敛；释奴婢，劝农桑。尚书台总万机，三公备位而已。明章继之，尊崇儒术，临雍养老；西域请吏，匈奴款塞。永平之世，百姓殷富，刑罚几措，号为建武永平之治。
然观光武之政，虽曰宽仁，亦有可议：三公失权，政归台阁，遂开后世权臣弄柄之端；豪强坐大，兼并日滋，终成东汉土断之患。且光武以吏事责三公，以苛察为明，故中兴之治，隆于一时，而纪纲之弛，已伏百年之后。盛衰之际，岂易言哉！
明章之治
孝明皇帝临雍拜老，横经问道；孝章皇帝崇儒重礼，减刑宽民。二帝之世，文教聿兴，西域复通，班超定远，窦宪勒铭燕然。然外戚窦氏、邓氏，相继擅权；宦官郑众之流，渐预朝政。外戚宦官之祸，自此始矣。
和帝以降，冲质短祚，安顺平庸。邓后临朝，窦氏伏诛；梁冀跋扈，毒弑质帝。桓灵之世，宦官五侯，浊乱朝纲；党锢之狱，清流殄瘁。太学诸生，横议朝政；阉竖构祸，禁锢终身。士大夫气节虽高，而邦国元气已伤。黄巾一呼，九州瓦解；董卓入京，神器迁鼎。四百载炎汉，终归于曹氏。
太史公曰：汉之兴也，以宽仁得民；汉之亡也，以壅蔽失众。外戚宦官，迭相倾轧；豪强兼并，民不聊生。虽有明章之治，光武之兴，而积弊既深，回天无术。观桓灵之世，忠贤骈首，佞幸盈朝，虽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后矣。故曰：国之多难，非一人之罪；国之将亡，非一日之故。悲夫！
本纪第二·魏晋纪
三国鼎立
献帝播迁，四海分崩。曹操起于谯沛，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奋于涿郡，仗仁义以收人心；孙权承于江东，据长江以固根本。三雄并峙，鼎足而三，此天地分合之势也。
操之为人，机变如神，知人善任。官渡一役，以寡击众，焚乌巢之粮，破绍十万之师，遂定河北。然赤壁遇火，败于孙刘；汉中受挫，困于益州。终身北面，不取帝号，而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观操之治，申韩为术，唯才是举；然猜忌过甚，诛荀彧、杀杨修，功臣侧目。故曰：以诈力取天下者，虽得之，子孙未必能守也。
先主刘备，以织席之身，怀匡济之志。三顾草庐，得诸葛亮于隆中；联吴拒魏，成鼎足于赤壁。及其入蜀，跨有荆益，仁声远播。然夷陵之役，忿兵致败，托孤白帝，壮心未已。孔明秉政，鞠躬尽瘁，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木牛流马，尽瘁以死。后主昏聩，黄皓弄权，邓艾阴平一入，而蜀汉遂亡。悲夫！三分之业，非才不备，而天命有归，人力难回。然孔明之忠，昭昭乎如日月之经天；出师二表，耿耿乎若金石之贯地。千载而下，犹令人肃然起敬者，此也。
吴大帝孙权，承父兄之烈，坐断东南。赤壁拒操，合肥御魏，保江东以观成败。然性多猜忌，晚年尤甚：废太子和，诛戮大臣，陆逊忧愤以卒。及皓嗣位，暴虐无道，羊祜怀柔，王濬楼船，金陵王气，一朝黯然。盖鼎立之势，本非永固；偏安之业，终难久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道循环，岂人力所能御哉！
司马代魏
司马懿者，河内世族也。以智谋事魏，深自韬晦。高平陵之变，诈疾赚爽，一朝诛夷曹爽，遂专魏政。其子师、昭，相继擅权；魏帝见逼，高贵乡公死，常道乡公立。及昭之世，邓艾钟会，平蜀吞汉；炎受禅代魏，是为晋武帝。三国归一，天下混同。
然晋之得国，以篡窃之资，取天下之器；人心未附，纲纪未立。武帝践祚，惩魏孤立，大封宗室，诸王各拥强兵；又罢州郡武备，纵豪右占田。及身殁，而贾后乱政，八王构兵，五胡乘衅，神州陆沉。故曰：以阴谋得天下者，必以纷乱失天下；以私心立制度者，必以溃败毁制度。司马氏之得之也逆，其失之也速，理固宜然。
八王五胡
永熙之世，贾南风专权，废太子、弑太后，朝野寒心。赵王伦起兵诛后，自即尊位；齐、成都、河间诸王，迭相攻伐。八王构兵，十六年乱；骨肉相残，生灵涂炭。洛阳荒芜，长安丘墟；诸王兵力既竭，胡骑乘间而入。
刘渊起于离石，僭号汉王；石勒雄于河北，纵横无敌；刘曜陷长安，愍帝出降。衣冠南渡，琅琊王睿，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中原之地，遂为胡羯腥膻之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更相吞并；冉闵屠胡，苻坚一统，淝水一败，复归分裂。
嗟夫！五胡之祸，非胡之罪也，晋之自取也。宗室自相鱼肉，而胡骑乘其弊；士族竞尚清谈，而武备弛其防。王衍清言误国，石勒讥其"破坏天下，正君辈"；王戎钻李取利，识者鄙其名教罪人。当是时也，神州板荡，礼乐崩颓；衣冠涂炭，典籍荡然。唯王氏导、谢氏安，以世族之望，扶持江左，延华夏之正朔于东南者，百有余年。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东晋偏安
元帝中兴，王导秉政，号曰"王与马，共天下"。然荆扬相疑，君臣相忌：王敦举兵犯阙，苏峻作乱陷台，桓温北伐无功，谢安淝水却敌。苻坚以百万之众，投鞭断流，而谢玄八千北府，破之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前秦由是瓦解，江东赖以晏安。
然晋室之政，积弊已深：门阀垄断，寒士沉沦；赋役不均，流民载道。桓玄篡位，刘裕讨平；裕既灭南燕、后秦，功高震主，遂代晋称宋。东晋百有三年，终归于刘氏。
太史公曰：魏晋之际，诈力与仁义交驰，门阀与寒素相轧。操以诈取，懿以阴谋；晋以篡得，宋以功代。观其兴废，皆不出"得之不以道，失之亦不以道"之律。而三国人才之盛，江左风流之美，虽世乱时艰，犹足为千古谈资。分合之际，岂无天意？盛衰之数，亦有人谋。后之览者，当知：国以正得之，则民以正守之；以谲得之，则民以谲叛之。
本纪第三·南北朝纪
南朝递兴
刘裕起自布衣，奋其寒微。灭桓玄、诛卢循、收巴蜀、克长安，功冠晋室。及受禅称宋，减租省刑，整顿吏治，江左之政，为之少清。然裕出身行伍，猜防宗室，大封诸弟，终启骨肉相残之祸。文帝元嘉之治，仓廪充实，民物丰阜；然北伐屡挫，元嘉草草，封狼居胥，终成空谈。及孝武之世，宗室相斫；前废帝、明帝，残暴尤甚。萧道成乘乱代宋，是为齐。
齐高帝萧道成，布衣节俭，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然享国日浅，子孙昏虐：郁林、东昏，荒淫无度；萧衍起兵，代齐建梁。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勤政好学，儒释并崇。然溺于佛教，三度舍身同泰；纵容宗室，养虎贻患。侯景之乱，建康丘墟，武帝饿死台城。江陵倾覆，陈霸先代梁立陈。陈氏地狭民贫，后主叔宝，风流诗酒，隋军南下，一鼓而亡。
南朝四代，宋齐梁陈，皆以禅让为名，行篡夺之实。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何也？盖门阀相轧，上下离心；皇族相残，骨肉为仇；苛政虐民，人心尽失。虽有元嘉之富、天监之文，而根本已伤，枝叶虽茂，终不免于飘零。故曰：南朝之亡，非亡于敌国，乃亡于自伐也。
北朝兴替
当江左偏安之时，北土亦多故。北魏拓跋氏，起自漠北，道武开基，太武统一。及孝文帝元宏即位，慕华改制：迁都洛阳，改胡服为汉衣，改姓氏为元氏，通婚姻，行汉法。一时文物彬彬，可与南朝比美。然鲜卑旧贵，怨望离心；六镇戍卒，困苦失所。尔朱荣乱，河阴之变，朝士二千余人，同日见屠；高欢、宇文泰，乘势分魏。东魏西魏，旋为北齐北周所代。
北齐高氏，暴虐淫荒，少主昏狂；北周宇文氏，虽起关陇，而能任贤纳谏。武帝邕，灭齐混一北方，然英年早逝，杨坚以外戚辅政，遂代周建隋。
太史公曰：南北朝者，中国历史上分崩最久、变乱最剧之世也。南北对峙，百有七十年；五胡迭起，诸国纷如。然乱极思治，分久必合，乃天运之常。此一时期，有三事不可没：其一，民族之融合——胡汉交婚，风俗互化，为隋唐大一统奠定种族之基；其二，文化之交流——佛教东传，石窟雕凿，诗文声律，南北相济；其三，制度之酝酿——北魏均田、府兵，隋唐因之，遂成盛世之基。故曰：南北朝之乱，乃盛唐之孕也。天地之化，未有乱而不治、分而不合者。观此，可知历史之辩证法矣。
本纪第四·隋纪
隋文帝杨坚，代周受禅，建元开皇。承北周之基业，收江左之金瓯，南北混一，天下归心。坚之为政：废九品中正，开科举之途；颁均田令，定租庸调法；革北周苛法，修《开皇律》；废郡置州，精简官僚。开皇之治，府库充溢，天下户口，较周之末，倍增有余。仓廪之粟，至红腐不可食；绢帛之积，至朽蠹不可理。此三代以降，罕有之富庶也。
然文帝性多猜忌，废太子勇，立炀帝广；杀功臣，诛元勋，刘昉、郑译、高颎、贺若弼，相继诛黜。晚年崇佛佞道，政渐昏聩。炀帝嗣位，雄才大略，而好大喜功：凿运河以通南北，三征辽以威四夷，筑长城以御突厥，修东都以夸富丽。役民数百万，死者相枕；征敛无度，海内骚然。于是王薄长白倡乱，李密瓦岗聚众，窦建德河北称雄，杜伏威江淮起义；十八路烟尘，一时并起。
杨广巡游江都，沉湎酒色；骁果兵变，宇文化及弑帝。隋室虽亡，然运河之功，利在千秋；科举之制，行于百代；三省六部，垂为定制。炀帝之过，在急功而虐民；炀帝之功，在创制而垂远。功罪相参，岂可以一事定论哉！
太史公曰：隋之兴也，不过三十七年而亡，其亡也忽焉。然隋实为汉唐之枢纽：上承南北朝之乱，下启盛唐之治。文帝以节俭开基，炀帝以奢靡败业；父子之间，兴亡异趣，岂非"成由勤俭败由奢"之明证乎？又观运河科举，皆百代之利，而创之者身死国灭，此亦历史之吊诡处。盖急功近利者，虽利在千秋，而怨在一时；怨在一时，则身且不保，遑论千秋？故曰：为政者当行稳致远，泽被当时，斯可垂裕后世。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隋之覆辙，可为殷鉴。
本纪第五·唐纪（上）
高祖开基
李渊起兵晋阳，乘隋末之乱，西入长安，代隋建唐。然当是时，群雄未平：薛举据陇右，王世充据洛阳，窦建德据河北，刘武周据马邑，萧铣据江陵，辅公祏据江淮。秦王世民，英武天纵：破薛举，平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一战而群雄定。玄武门之变，世民杀兄诛弟，遂受禅即位，是为太宗。
贞观之治
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治天下。虚心纳谏，任贤使能：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魏徵直谏，王珪知人。尝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太宗恸曰："朕亡一镜矣！"
贞观之政：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慎刑恤狱，修订五经；开馆修史，偃武修文；四夷宾服，尊为天可汗。突厥破灭，回纥归心；文成入藏，和亲吐蕃。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商旅野宿，夜不闭户。贞观之治，为千古美谈。
然观太宗之治，亦有可议：玄武门之变，贻谋不臧；晚年渐骄，征辽劳民。魏徵既殁，罢其碑；褚遂良谏，亦多忤旨。盖人君之德，难保其终；盛世之政，难持其久。此古今之通患也。
武周革命
高宗继之，政归武后。武氏以才人入宫，再入为昭仪，立为皇后，参决朝政。高宗崩，中宗嗣位，武后废之；睿宗继立，旋亦被废。天授元年，武后自立为帝，改国号周，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
武后之政：大开科举，破门阀之旧；任用酷吏，诛李唐宗室。然其识人用人，亦有可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皆其擢用；劝农桑，薄赋徭，北拒突厥，西抚吐蕃。神龙政变，五王复辟，中宗复位，武后崩。中宗昏懦，韦后乱政；临淄王隆基，起兵诛韦，奉睿宗复位，旋受禅即位，是为玄宗。
开元盛世
玄宗初政，励精图治：任姚崇、宋璟为相，罢斜封官，抑权贵；兴学校，劝农桑；省刑狱，节用度。开元之世，物阜民丰，国威远震：大食来朝，日本遣唐；长安西市，胡商云集；扬州益州，富甲天下。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非虚语也。
然盛极而衰，天理之常。玄宗晚年，溺于声色，宠杨贵妃，任李林甫、杨国忠。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蔽贤妒能，酿成安史之祸。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范阳，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潼关失守，玄宗幸蜀，马嵬兵变，贵妃缢死。肃宗灵武即位，郭子仪、李光弼，奋起平叛；然藩镇坐大，河朔割据，唐室自此衰矣。
遵命，继续递进。今续本纪第五下卷、本纪第六、本纪第七、本纪第八。
本纪第五·唐纪（下）
藩镇割据
安史乱后，唐室威令不行。仆固怀恩纵贼养寇，河北诸镇，各拥强兵：魏博田氏、成德李氏、卢龙朱氏，世袭节度，名为唐臣，实同列国。代宗、德宗，相继图之，而四镇连兵，泾师之变，德宗出奔奉天，几致颠覆。顺宗永贞，二王八司马，谋革积弊，未及百日而败。宪宗元和，锐意削藩：用裴度、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淄青、成德，次第归命，号称元和中兴。然宪宗晚年，服饵求仙，为宦官所弑。穆、敬以降，宦官拥立废置，如弄婴儿；甘露之变，文宗谋诛阉竖，事泄反噬，宰相王涯等，族灭者数千人。自是宦官益横，藩镇益骄，牛李党争，士林分裂，唐室之政，日入膏肓矣。
宦官党争
唐之宦官，非特宫闱之蠹，实乃国政之瘤。自肃代以来，宦官典禁军，掌枢密，废立天子，习为常事。宪宗、敬宗，皆为阉弑；文宗受制家奴，自叹"受制于家奴，不如赧献"。武宗、宣宗，虽称英主，然宦官之势，终不能去。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数十年：各结朋援，互相倾轧；朝士进用，必问党籍。李德裕虽贤，亦以党故，贬死崖州。贤相如李绛、裴度，皆困于党争，不能尽其才。嗟夫！阉祸党祸，交相为患，而唐室元气，剥丧尽矣。
黄巢之乱
懿宗、僖宗之世，政益荒废。赋敛苛急，民不聊生；王仙芝、黄巢，相继倡乱。巢以盐枭之身，聚众百万，横行天下：陷洛阳，破潼关，入长安，僭号大齐。朱温降巢，旋又归唐，赐名全忠；李克用沙陀起兵，勤王复京。巢虽败死，而天下已裂：朱温据汴，李克用据晋，李茂贞据凤翔，王建据蜀，杨行密据淮南，钱镠据两浙，马殷据湖南，刘隐据岭南，王审知据闽，中原之政，不出四镇。天祐四年，朱温逼哀帝禅位，唐亡。历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太史公曰：唐三百年，其兴也以纳谏任贤，其衰也以壅蔽纵欲。贞观开元，君臣相得，故能致太平；天宝以后，人主昏聩，女祸阉祸藩镇党争，迭起相乘，虽有宪宗、宣宗之振作，而病根已深，终不能起。然唐之文物，光被四表：诗至李杜，文至韩柳，书至颜柳，画至吴道子，佛至禅宗大成，皆为千古极则。国势虽衰，文明之光，犹烛照百代。故曰：唐之亡也，其政亡，其文不亡；其祚亡，其道不亡。文明之脉，不以一朝之兴亡为断，此史公"通古今之变"之深意也。
本纪第六·五代纪
梁唐晋汉周
朱温篡唐，是为后梁。温本巢贼，弑君僭号，猜忌残暴，为其子友珪所弑。李存勖灭梁，是为后唐庄宗。庄宗以英武定天下，而溺于优伶，宠信宦官，同光之政，不三载而乱；李嗣源入洛，是为明宗，年谷屡丰，兵革罕用，号为小康。然明宗亦武人，猜防无术；石敬瑭叛于晋阳，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借兵灭唐，是为后晋高祖。敬瑭事契丹，称"儿皇帝"，赂遗无厌；出帝重贵，抗辽绝盟，契丹南下，灭晋北归。刘知远乘乱入汴，是为后汉高祖，在位一年而崩；隐帝猜忌，郭威起兵，代汉建周，是为后周太祖。威殁，养子柴荣嗣，是为世宗。世宗英武明断：整军练卒，南征北讨，取秦陇，平淮南，收三关；毁佛铸钱，均田减税，有混一天下之志。惜天不假年，三十九岁而崩。幼主嗣位，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五代终，宋祚兴。
十国并存
当五代迭兴之时，江南岭表，十国并存：吴杨氏、南唐李氏，文物最盛；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富庶称雄；吴越钱氏，保境安民；闽王氏，楚马氏，南汉刘氏，南平高氏，北汉刘氏，各据一方。十国之中，南唐中主、后主，皆工词翰；后主李煜，亡国之后，词益凄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古传诵。盖偏安之邦，文华易盛；割据之世，武备难修。其兴也，乘中原之乱；其亡也，因中原之定。分合之势，非人力所能强也。
太史公曰：五代五十三年，八姓十四君，易姓若传舍，置君如弈棋。欧阳修作《新五代史》，以"呜呼"发端者，十有八焉，盖深悲世乱之极也。然五代亦非无足取：周世宗之新政，启宋世之文明；南唐之词章，开两宋之雅韵。乱世之中，文明之火，未尝尽熄。故曰：天地不仁，而文明有命；时势虽浊，而道心自明。五代之乱，正为两宋文治之孕也。
本纪第七·宋纪
太祖立国
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受命陈桥，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即位之初，虑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乃行"杯酒释兵权"：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以宿将，罢其兵柄，赐第京师，与为婚姻。于是收禁军于中央，削方镇之权，立更戍之法，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又行以文驭武之制，宰相用文臣，枢密亦文臣。有宋一代，无藩镇跋扈之祸，亦无宦官擅权之乱，此太祖之远谋也。
然矫枉过正，武备遂弱：宋之积弱，不在无将，而在制将；不在无兵，而在驭兵。太宗以下，幽云未复；真宗澶渊，屈己和辽；仁宗庆历，新政未行。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免役、均输、市易、保甲、保马，欲富国强兵。然新旧党争，自此而始；司马光、吕公著，尽废新法；章惇、蔡京，复行新法。党争愈烈，国是愈乱；徽宗昏聩，蔡京用事，花石纲扰民，方腊、宋江，相继起义。金人南下，汴京破，二帝北狩，是为靖康之耻。北宋亡，历九帝，一百六十八年。
南宋偏安
康王构，即位于应天府，是为高宗。南渡之初，宗泽留守东京，屡请还都，而高宗畏金如虎；岳飞、韩世忠，力战中原，郾城大捷，而秦桧主和，一日十二金牌，召飞班师。飞以"莫须有"之罪，死于风波亭。绍兴和议，称臣纳币，划淮为界。孝宗锐意恢复，隆兴北伐，败于符离，遂成和局。光宁以降，权臣迭起：韩侂胄北伐丧师，史弥远矫诏立君，贾似道隐匿军报。蒙古南下，襄樊陷，临安降；文天祥、陆秀夫，扶幼主南奔，厓山之战，陆秀夫负帝蹈海，宋亡。文天祥被执，从容就义，衣带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太史公曰：宋之为政，以文治胜，以武功劣；以和议苟安，以苟安速亡。其得天下也，以孤儿寡妇之易；其失天下也，以积弱积弊之深。然宋三百年，实为中国文化之极盛：词至苏辛，理至程朱，史至三通，艺至宣和，市井繁盛，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皆出其间。陈寅恪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者，信哉！然文化之盛，不能救武功之衰；文治之美，不能挽武备之弱。故曰：文明非恃文之一端，必文武相济，体用兼修，然后可以长久。宋之亡，非亡于文化，乃亡于偏废也。
本纪第八·辽金夏纪
辽
辽之先，契丹也，起于潢水之滨。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国称帝，创契丹文字，制南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南面治汉人州县，一国两制，遂为定制。太宗德光，助晋灭唐，得燕云十六州，遂有幽蓟。圣宗、兴宗之世，与宋澶渊盟好，南北弭兵，百有余年。然辽之政，贵族日奢，部族日困；天祚帝荒于畋猎，女真起于白山黑水，完颜阿骨打，举兵抗辽，克上京，破中京，辽亡。耶律大石西走，建西辽于中亚，延祚八十余年而后亡。
金
金之先，女真也。阿骨打起兵，以三千人破辽十万，遂建金国。灭辽灭宋，席卷中原，迁都燕京。金之兴也，劲悍善战；金之盛也，典章文物，渐慕华风。世宗、章宗之世，号为"小尧舜"，仓廪充实，文教聿兴。然蒙古起于漠北，铁木真称成吉思汗，西征灭国四十，南下攻金；金迁都汴京，又徙蔡州，天兴三年，宋蒙合兵，金亡。金之亡也，忠臣烈士，如完颜陈和尚、郭虾蟆，死节者相踵，亦足悲矣。
西夏
西夏之先，党项也。李元昊称帝，都兴庆，创西夏文，仿宋官制。西夏据河西，控丝路，与宋辽金，时和时战。然其国小民贫，介于强邻之间；蒙古六征，终致灭亡。夏亡之日，中兴府被屠，典籍焚毁，党项文字，遂成绝学。
太史公曰：辽金夏三朝，皆起于塞外，以骑射之强，入主中原之边。其兴也，乘中国之弱；其衰也，因汉化之深。然三朝之贡献，不可没也：其一，燕云之地，遂为华夏之疆；其二，农牧交融，长城内外，渐成一体；其三，多民族之并立，实为元朝大一统之先声。故曰：中国之历史，非一族之历史，乃多族交融、多元一体之历史也。辽金夏之兴亡，正见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之量、化育万方之能。此岂可以"夷狄"二字，一笔抹杀者哉！
遵命，全力推进。今续本纪第九至第十二。
本纪第九·元纪
元之先，蒙古也，起于斡难河源。铁木真统一诸部，称成吉思汗，南征西夏，西讨花剌子模，铁骑所至，灭国四十，疆域之广，亘古未有。窝阔台灭金，拔都西征，至多瑙河；蒙哥攻宋，死于合州；忽必烈嗣位，改国号曰元，建都大都。至元十六年，崖山破，宋亡，天下复归一统。
世祖忽必烈，雄才大略，行汉法，立纲纪：用许衡、姚枢，定朝仪；设行省，分天下为十一；重农桑，兴水利；尊孔崇儒，开科举（仁宗时复行）。然元之政，其弊有三：其一，民族分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贵贱悬殊，怨望日积；其二，滥发宝钞，钞法败坏，物价腾踊；其三，权臣迭相擅政，阿合马、桑哥、铁木迭儿，皆以聚敛得幸。武宗以下，宫廷屡变；文宗、明宗，兄弟相残。顺帝荒淫，脱脱开河变钞，民不聊生；红巾起于颍上，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各据一方。朱元璋起于濠梁，北定中原，徐达入大都，元亡。顺帝北走，是为北元。
太史公曰：元起漠北，以弓马之利，兼有四海，然享国不及百年而亡。其故何哉？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元虽行汉法，而未能深于汉化；虽设科举，而未能公于取士；虽立纲纪，而未能禁于权奸。加以四等之制，自戕其本；钞法之弊，自溃其财。故曰：国不以种族分贵贱，而以德泽论兴亡。元之亡也，非亡于汉人，乃亡于自失民心也。然元之疆域，混一欧亚，驿道四达，东西文明，于此交会；马可·波罗之行，郭守敬之历，黄道婆之织，皆出其间。武功之盛与文教之兴，虽不能相济，亦足为一代之印记矣。
本纪第十·明纪
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濠梁举义，扫群雄，逐胡元，定鼎金陵，国号大明。太祖之治：重典治吏，肃贪惩暴；复汉衣冠，劝农兴学；废中书省，权归六部；设锦衣卫，以伺百官。然猜忌过甚，诛戮功臣：胡惟庸、蓝玉二狱，坐死者数万人；开国元勋，几无噍类。建文继位，锐意削藩；燕王棣举兵靖难，破京师，建文帝不知所终。成祖迁都北京，五征漠北，七下西洋（郑和），修《永乐大典》，设内阁，北筑边墙。永乐之世，国威远震，然诛夷建文忠臣（方孝孺十族之诛），亦为千古之憾。
仁宣之治，三杨辅政，与民休息，号称太平。然自英宗始，宦官渐用事：王振挟帝亲征，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于谦守京城，立景帝，击退也先。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杀于谦，天下冤之。宪宗以降，汪直、刘瑾，相继用事；武宗荒嬉，豹房游幸；世宗崇道，严嵩柄国；神宗怠政，矿税肆虐，东林党议，与阉党相攻。光宗一月而崩，熹宗昏聩，魏忠贤遍植生祠，号称"九千岁"。思宗即位，诛忠贤，然积弊已深：内则流寇日炽，李自成、张献忠，纵横中原；外则建州崛起，皇太极改国号清，屡犯关塞。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北京，思宗自缢煤山，明亡。其后福王、唐王、桂王，相继南立，郑成功据台湾，延明祚于海岛，至永历十六年而绝。
太史公曰：明太祖以布衣取天下，其得之也艰；然其失天下也，亦甚速，何也？太祖法网之密，流毒子孙；厂卫之设，为祸百世。加以财政困竭，赋役不均；党争阉祸，交相为患；君臣相疑，上下离心。虽有张居正之改革、戚继光之练兵，而病入膏肓，终不能起。然明之文教，亦极一时之盛：王阳明心学，光照后世；《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皆旷代巨著；郑和下西洋，开航海之先声。嗟乎！明之亡，亡于苛政，亡于党争，亡于上下隔绝；而其文明之遗产，犹足为后人取鉴。国运之兴衰，岂非民心向背、政道清浊之镜鉴乎！
本纪第十一·清纪
清之先，女真别部，建州也。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创八旗，建后金；皇太极改国号清，收漠南蒙古，破明松锦。顺治入关，定鼎北京，灭南明，平三藩（康熙平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康熙帝：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定漠北，三征噶尔丹；修《古今图书集成》，开博学鸿词科。然大兴文字狱（庄廷鑨、戴名世、吕留良诸案），钳制士林。雍正帝：密折奏事，设军机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然严酷峻急，抄家诛戮，皆所不免。乾隆帝：十全武功，编《四库全书》，然禁毁之书，亦夥于四库；晚年和珅用事，贪黩为古今之最。嘉庆以降，吏治益坏，白莲教乱，历时九载；鸦片之毒，渐入中国，银荒兵弱，国势日颓。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英舰犯粤，江宁订约，割香港，开五口。咸丰之世，太平天国起于金田，捻军、回民，相继举义；英法联军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走热河。同治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练湘淮军，平发捻；开洋务，设机器局，建海军。然甲午一战，北洋海军覆灭，马关割台赔款；戊戌变法，百日而败，六君子死。义和团起，八国联军入京，辛丑之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慈禧专政，光绪幽死；武昌首义，各省独立。宣统三年，清帝逊位，清亡。历十二帝，二百六十八年。
太史公曰：清以异族入主中国，而能享国二百六十余年，其故在善于汉化、勤于治政：康雍乾三世，实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奠定期。然其亡也，亦甚速：闭关自守，昧于世界大势；压制新政，锢于祖宗成法；外患日迫，而内政日坏；民心日离，而权贵日奢。鸦片之役，实为千古变局之始：自此以降，中国由天下之中，沦为列强之俎；由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故曰：清之亡，非亡于革命，乃亡于不能应变；非亡于外敌，乃亡于自蔽自骄。观其兴也，以开放包容（汉化、西器）而兴；其亡也，以闭关自守而亡。此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反证也。然清之遗产，亦不可尽没：版图之奠定，民族之融合，典籍之整理，皆其功也。历史之评价，当功过分明，不以一朝之兴亡，掩百代之得失。
本纪第十二·民国纪
共和肇造
宣统逊位，民国肇兴。孙文倡革命于南洋，历十次起义而不馁；武昌一炬，各省影从。临时政府立，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旋让位于袁世凯，以成南北之统一。袁氏当国，阴怀帝制：刺宋教仁，解散国会，废《临时约法》；洪宪称帝，八十三日而败，忧惧以死。此后军阀割据：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迭相争战；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南北对峙。民国之政，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新文化运动
当是时也，欧战告终，巴黎和会，列强竟以山东权利，转让于日本。北京学生，义愤填膺；五月四日，三千学子，集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上海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风潮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迫于民气，拒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五四运动者，非特外交之胜利，实乃思想之解放也：自此前此之"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皆器物制度之变革；五四乃直探文化之根本——陈独秀倡"德先生""赛先生"，胡适倡白话文学，李大钊传马克思主义，鲁迅以《狂人日记》呐喊。旧伦理、旧文学、旧思想，皆受空前之审判；新文化、新思潮、新人格，自此如春潮之涌动。中国历史，由是转入现代之纪元。
太史公曰：自太初以降，二千一百余年，中国之变，未有如近世之剧者。其变也，有三重焉：其一曰器物之变，自船坚炮利至于声光化电；其二曰制度之变，自君主专制至于民主共和；其三曰文化之变，自纲常名教至于个性解放、科学民主。五四者，三重之变之总汇也，亦中国文明由古典转入现代之枢机也。然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民本之思想，革故之精神，兼容之度量，生生之大道，历万变而未尝熄。故曰：五四非割断传统，乃重估传统；非废弃国故，乃再造文明。后之览者，当知：文明之演进，非弃旧以图新，乃开新以承旧；非西化以从人，乃自新以立己。此《续史记》之所以讫于五四者也。
表十（骈序）
表第一·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
自汉武推恩，诸侯削弱；新莽篡汉，宗室式微。光武中兴，虽封诸子，而就国者少，实同列侯。观汉室封建之变，可知集权之势，终不可逆。封建郡县，互为消长；分封之害，在尾大不掉；集权之弊，在孤立无援。表其兴废，以观政体之变迁焉。
表第二·三国六朝兴亡表序
自建安至于开皇，三百七十余年，僭号者四十余君，易姓者十有余主。或鼎足而峙，或割据偏安；或篡夺相仍，或禅让相代。观六朝之兴亡，其速如弈棋之换局；其政之得失，其明如鉴水之照形。大抵得民者兴，失民者亡；宽仁者久，苛暴者促。表而列之，分合之数，瞭然在目。
表第三·隋唐年表序
隋唐之际，承南北朝之乱，开大一统之局。隋三十七年而亡，唐二百八十九年而兴；其相承也，如日月之递照。观隋唐年表，可知制度之因革：三省六部，科举均田，府兵租庸，皆由隋创而唐成。创制者不必享其利，因成者乃能久其业，此亦历史之常也。
表第四·五代十国年表序
五代之乱，五十三年之间，易姓者八，更君者十四；十国并峙，或三十余年，或七十余年。观其年表，如观残棋之局：一着之失，全局皆非；一隅之安，终归于一。盖分裂之局，必归于统一；武人之政，必让于文治。五代十国，不过大乱之尾声、大治之先声而已。
表第五·宋辽金夏年表序
有宋一代，与辽金夏并立者，前后三百余年。宋以文治胜，而武备弱；辽金夏以骑射强，而文教疏。彼此和战，互为消长。观其年表，可知并立之世，非惟兵戈之争，亦制度文明之竞：宋之科举词章、市井繁华，辽之南北面官，金之猛安谋克，夏之蕃汉并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多元并立，实为中华一体之前奏。
表第六·元明年表序
元起朔漠，混一欧亚；明承其疆，重光华夏。观元明年表，可知马上治天下之难与布衣定天下之奇。元之祚短，以不能深用汉法；明之祚长，以能广收天下心。然两朝皆以边防为重：元设岭北辽阳，明修九边长城。华夷之防，终不能免；而华夷之融，亦终不可止，此其大势也。
表第七·清代年表序
清自天命迄宣统，凡二百九十六年（含后金）。其兴也，以八旗之劲；其盛也，以汉法之深；其衰也，以闭关之固；其亡也，以变局之剧。观清代年表，前半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巩固，后半为千古未有变局之展开。一部清史，实为中国由古典入现代之过渡史。
表第八·近代世变表序
自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迄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八十年间，中国所历之变，过于往昔三千年。此表系年系事：凡割地、赔款、开埠、设厂、变法、革命、启蒙，皆条列之。观此表，可知中国近代史，实为一部"应对挑战—学习自强—自我更新"之历史。列强之侵，固为痛史；而中国之应，亦为壮歌。
表第九·百官公卿表序
自汉迄清，官制屡变：汉之三公九卿，唐之三省六部，宋之二府三司，明之内阁六部，清之军机处。观官制之变，可知君权日尊、相权日削之势；亦可知分权制衡、专权致乱之理。官制者，政体之骨也；表其因革，以观政体之演变。
表第十·古今人物表序
自汉武以后，二千一百年间，人物之盛，不可以数计。此表略分九等，效班固《古今人表》之意：上上为圣，上中为贤，上下为智；中上为中贤，中中为中庸，中下为中愚；下上为愚，下中为劣，下下为恶。然人之品第，难有定论；史家之笔，贵在平恕。列其大端，以俟后之君子论定焉。
遵命，续成书八、世家十。
书八（骈序与正文）
书第一·礼书
礼者，天地之序也，人伦之纪也。自汉武表章六经，礼制日备；叔孙通制朝仪，绵蕝草创；曹褒定汉礼，未及施用。魏晋以降，门阀尚礼，士族以礼法自矜；唐开《开元礼》，集古今之大成，凡百五十卷，吉凶宾军嘉，五礼粲然。宋明因之，益加详密：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化礼于日用，礼下庶人，遂为定式。
然礼之兴废，与时消息：乱世则礼崩乐坏，治世则礼明乐备；礼之过密，则流于虚文；礼之过疏，则失于无度。故曰：礼者，理也，非繁文缛节之谓，乃天理节文之序也。礼之要在敬，在让，在和；失其本而徇其末，则礼为桎梏矣。观二千年礼制之变，可知文明演进之迹：由贵贱之辨，而渐趋平等之仪；由阶级之礼，而渐尚人道之礼。此亦"礼，时为大"之义也。
书第二·乐书
乐者，天地之和也，人心之声也。汉有乐府，采诗夜诵，赵代秦楚之讴，皆入乐章；唐有教坊梨园，燕乐大曲，空前绝后：《霓裳羽衣》，盛极一时；宋有词乐，依声填词，姜夔自度曲，声律尤精；元明以降，戏曲代兴：杂剧南戏，昆腔弋阳，各擅胜场；清之皮黄，遂成国粹，至今不衰。
然乐之兴衰，系乎政之清浊：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郑卫之音，君子弗听；雅颂之音，可以化民。故曰：乐者，通伦理者也。审乐以知政，观风以知俗，此史家之深意也。自汉讫清，乐制虽屡变，而"乐以和同，礼以别异"之大义，未尝或易。
书第三·律历书
历法者，敬授民时之大典也。汉初用颛顼历，武帝太初改历，落下闳、邓平造《太初历》，始以寅月为岁首。东汉刘洪《乾象历》，始悟月行迟疾。南北朝祖冲之《大明历》，精推岁差，其圆周率之精，领先世界千年。唐僧一行《大衍历》，实测子午线，为世界之首创。元郭守敬《授时历》，以实测为本，岁实与今所差仅二十六秒，其精妙冠绝古今。明用《大统历》，实承授时；清行《时宪历》，始用西洋新法，徐光启、汤若望，中西合璧，历法遂臻精密。
律者，度量权衡之本也。自汉律历志，以律起度，以度审容；历代相承，时有损益。观律历之演进，可知中国科学精神：重实测，重推算，重验证；又可知中西之会通，早启于历法一途。天人之际，历律为枢；观时授政，莫先于此。
书第四·天官书
天文之学，古称天官。汉司马迁作《天官书》，分星空为五官；张衡制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妙绝千古。然历代天官，多为占候之术所囿：彗孛飞流，皆系人事；荧惑守心，辄言君咎。其间亦有卓识者：甘德石申，测五星；僧一行，定星图；郭守敬，简仪高表，测候之精，前无古人。明清之际，西学东来，天文学始脱占候，入于实证。
观天官之学，可知中国宇宙观之特色：天人相感，而人不失其主体；天象有常，而治不可委于天。灾异虽存，修德可以弭之；星变虽见，勤政可以应之。此"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义也。天文之进步，实为理性之进步；占候之退场，实为科学之登场。
书第五·封禅书
封禅者，古帝王告成于天地之大典也。秦皇汉武，皆尝封禅，勒石颂功，而天下不蒙其福。光武踵之，唐高宗、玄宗，亦行之泰山。然封禅之兴，多在承平；承平之主，或以此矜功，或以此媚神。宋真宗天书封禅，尤为后世笑柄。明太祖革去封号，只称"天下神祇"；清帝虽北狩南巡，亦不轻议封禅。封禅之礼，遂成绝响。
郊祀之制，历代相承：汉祀五帝，唐尊昊天，宋明合祭天地，清分祭南北郊。其间佛道并兴，寺观遍天下；而儒者立天地社稷之祀，以正人心。观封禅郊祀之兴废，可知：敬天以修德为本，事神以爱民为要；舍德而媚神，虽封禅无益；修德而安民，虽不封禅，天自佑之。此中国宗教精神之特质：宗教者，终不夺人文之主体也。
书第六·河渠书
河渠之利，国之命脉也。汉武塞瓠子，王景治黄河，千年无恙；隋炀开运河，南北贯通，利在百代；唐之漕运，宋之汴渠，元之通惠，明之会通，清之清口，皆国家大计。然治河之难，在于水沙之性：束水攻沙，潘季驯之法；宽河缓流，贾让三策。治水者，顺水性而不逆，因地形而不强，此与治国之道，实相贯通。
东南水利，亦系民命：钱塘江堤，太湖圩田，都江堰之泽，灵渠之通，皆人工与天工相济之伟绩。观河渠之书，可知中国民生之本在农，农业之命在水；可知兴利之要在度，度时度地度民力。急功则溃，因循则废；唯审时度势，节用爱民，然后水可安流，民可乐业。此古今治水之通义也。
书第七·食货书
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汉武均输平准，桑弘羊理财；王莽改制，乱于币制。魏晋屯田占田，课田均田，迭有因革；唐行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两税法出，以资产为宗，实为赋税史一大变。宋之商税盐茶，市舶岁入，富国之道渐开；王安石青苗市易，欲以理财济民，而议论纷纭。明一条鞭法，张居正推行，赋役合一；清摊丁入亩，永不加赋，民力稍苏。然历代财政，病在竭泽而渔：苛敛则民困，民困则盗起，盗起则国危，此循环之覆辙也。
钱币之制，由铜钱而纸币（宋之交子），由白银而银元；钞法一坏，国随以敝。观食货之兴废，可得数义：其一，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薄赋轻徭，乃长久之计；其二，理财非聚敛，开源节流，藏富于民，乃为上策；其三，法久必弊，弊则当变，变而合时，乃能利民。千古治财之道，不出此三义矣。
书第八·兵刑书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汉之南北军，唐之府兵，宋之禁军厢军，明之卫所，清之八旗绿营，兵制之变，皆随国势。府兵之制，兵农合一，盛唐赖以强；募兵既行，藩镇坐大，唐室以衰。宋以文制武，兵不识将，虽无藩镇之祸，而有积弱之弊。明卫所败坏，戚继光练新军，始振颓风。清八旗腐化，湘淮军起，而兵权下移，遂有民国军阀之根。故曰：兵制之善，在兵与农合、将与士亲、权与法衡；过收则弱，过纵则乱。
刑者，惩恶之具，亦劝善之方也。汉约三章，唐修《律疏》，宋《刑统》，明《大诰》，清《律例》。历代刑法，宽严迭变：文景省刑，贞观恤狱，仁宗慎刑，皆盛世之征；秦之酷法，明之廷杖，厂卫诏狱，皆衰世之象。观兵刑二端，可知：强兵之本在富国，富国之本在安民；安民之本在省刑，省刑之本在德教。武备不可弛，而穷兵必亡；刑法不可废，而滥刑必乱。此二千年兵刑之书，所以示后人之大戒也。
世家十（骈序与正文）
世家第一·汉室诸侯世家
自汉武推恩，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光武中兴，封皇子为王，亦不过食邑而已。然东汉之末，州牧坐大：刘焉据益，刘表据荆，袁绍据冀，皆为诸侯之变相。汉室封建之制，至建安而名存实亡。观汉诸侯之兴废，可知：宗室之封，恩也，亦防也；恩过则骄，防过则疏。封建之制，终不可复，此大势所趋也。
世家第二·江左门阀世家
琅琊王氏，自王导辅元帝渡江，与马共天下；王敦王澄，兄弟并显；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冠绝；王俭、王僧虔，累世台司。陈郡谢氏，谢安、谢玄，淝水却敌；谢灵运、谢朓，山水诗宗。王谢之族，江左之冠，凡二百余年，风流未替。然门阀之弊，在寒士沉沦：刘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语道尽。及侯景求婚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可嫁娶"，而侯景遂反，门阀之祸，至于亡国。观王谢之兴衰，可知：门第之荣，基于德业则久，恃于阀阅则倾；士族之盛，贵在人才相续，败在骄奢相沿。
世家第三·关陇贵族世家
关陇集团者，宇文泰所创，融胡汉文武于一炉：宇文、独孤、李、杨、元、长孙诸姓，以府兵为纽，以关陇为本，婚姻相缔，功业相承。宇文氏建周，杨氏代周建隋，李氏代隋建唐；隋唐二代，皆出此集团。观关陇贵族之兴，可知：融合则强，割裂则弱；文武相济则兴，偏废一端则衰。关陇之制，实为隋唐盛世之制度根基：府兵、均田、三省，皆其遗产也。及武后破门阀、开科举，关陇集团始渐瓦解，而中国社会，亦由贵族政治转入官僚政治矣。
世家第四·藩镇世家
安史乱后，河朔三镇：魏博田氏，成德李氏，卢龙朱氏，父子相袭，自署将吏，赋税自专，虽奉唐正朔，实同敌国。宪宗削藩，暂归一统；穆宗以后，复归割据。其兴也，以节度之权太重；其亡也，以骄兵之乱相寻。及五代，藩镇遂为天子：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皆以节度使取帝位。观藩镇世家，可知：尾大不掉，则中央失驭；武人擅权，则纲纪荡然。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正所以惩藩镇之祸也。此亦制度因革之明证：一弊之革，必有一新制以代之。
世家第五·吴越钱氏世家
钱镠起于贩盐，以杭州为都，保境安民，三世五王，凡八十六年。当中原干戈扰攘之际，吴越独免兵燹：筑海塘，浚西湖，兴农桑，崇文教；纳土归宋，钱俶举国以献，保全生民，其功尤伟。钱氏一族，历宋元明清，代有闻人：钱惟演、钱大昕、钱穆、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文脉千年不绝，岂非阴德之报乎？观钱氏世家，可知：保境安民者，虽偏安而有益；穷兵黩武者，虽强盛而有害；能以民命为重者，天必厚之。此"仁者寿，德者昌"之验也。
世家第六·孔氏衍圣世家
孔子之后，自汉高祖封孔鲋为奉祀君，历代崇封：唐封文宣公，宋封衍圣公，元明清相沿；曲阜孔府，与国同休，凡二千余年，为世界家族史之奇观。孔氏之盛，非徒爵禄之荣，实乃斯文之寄：历代衍圣公，主祭孔子，护卫林庙，保存典籍；孔府档案，自明迄清，洋洋大观。然观孔氏世家，亦见中国尊师重道之传统：尊孔非尊一人，乃尊道统；崇圣非崇门第，乃崇教化。及清亡，衍圣公之封犹存；至民国，乃改任奉祀官。孔子之道，不系于一爵之存亡，而系于人心之向背，此万世不刊之理也。
世家第七·辽金元部族世家
辽之耶律氏，金之完颜氏，元之孛儿只斤氏，皆起于部族，以骑射得天下。其制：辽之斡鲁朵，金之猛安谋克，元之怯薛怯怜口，皆部族军政合一之制。然入主中原之后，部族之制，渐不能治汉民：辽设南北面官，金行汉法，元立行省，皆所以调和华夷。然部族之特权，终为离心之根：元之四等人制，金之女真屯田，皆自树壁垒，终致溃裂。观部族世家，可知：部族之兴，在质朴勇悍；部族之衰，在骄奢腐化；能汉化则久，拒汉化则促。此塞外诸族兴亡之通律也。
世家第八·明藩王世家
明太祖封诸子为王，九边塞王，拥兵镇戍。建文削藩，燕王靖难；成祖即位，藩禁渐严：二王不得相见，不得出城，不得预政，名为藩王，实同囚徒。然宗室蕃衍，禄米浩繁：嘉靖时宗室人口数万，至明末几及十万，岁禄不给，遂成国家大患。福王、蜀王，积赀巨万，而国难之际，一毛不拔；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禄米遂为盗粮。观明藩世家，可知：宗室之养，恩之适以害之；民膏之敛，聚之适以散之。封建宗藩之制，至此已穷；然明亡之后，唐王、鲁王、桂王，犹以宗室号召抗清，延明祚十余年，此又宗藩之余响也。
世家第九·满洲八旗世家
清之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开国之初，八旗劲旅，入关定鼎，以征服者自居：圈地占房，旗民分治，铁杆庄稼，不农不工。然承平日久，八旗子弟，习于奢靡，武备废弛：嘉庆时，火器营校射，几不能中的。及至晚清，八旗之兵，望风而溃；而湘淮军代之而起。然八旗世家之中，亦多贤者：明珠、索额图，康熙名相；鄂尔泰、傅恒，雍乾重臣；及至近世，老舍《正红旗下》，犹存旗人文化之遗韵。观八旗世家，可知：以征服立国者，必以融合长久；恃特权自固者，必因特权自毁。民族之平等，乃国家长治久安之基也。
世家第十·东南豪商世家
自唐以来，扬州盐商、徽州商帮、山陕商帮、闽粤海商，相继称雄。徽商之兴，在明中叶以后：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胡雪岩以钱庄起家，助左宗棠西征，红顶商人，盛极一时。扬州盐商，乾隆时拥赀巨万：马曰琯、江春之流，筑园林，养名士，刻丛书，风雅冠东南。然豪商之盛，多倚官势：官商勾结，则富可敌国；政海翻波，则一败涂地。胡雪岩之败，即其明证。及五口通商，买办兴起；盛宣怀、张謇，由商而政，实业救国，商人始与国家命运相系。观东南豪商世家，可知：商业之兴，赖于流通之畅、制度之公；商道之正，在于义利相兼、取予有度。恃权之富，不可久恃；济世之富，方为真富。此二千年货殖之变，所以观世变之枢机也。
列传第一·循吏传
两汉循吏，若文翁化蜀，召信臣治南阳，杜诗兴水利，民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第五伦、刘宠，清节自守，刘宠"一钱太守"之名，千古传诵。唐宋以降，循吏不绝：宋之陈襄、程师孟，清之于成龙、汤斌，皆以清慎勤著。观循吏之为政：不务赫赫之名，而求实实之惠；不事催科之能，而重教养之实。兴学校，劝农桑，平狱讼，恤鳏寡，此数事而已。然治道之要，正在此数事。故曰：循吏者，王道之阶梯也；亲民者，为政之根本也。其名虽循，其道至大。
列传第二·酷吏传
汉之郅都、宁成、义纵、王温舒，皆以酷烈名：王温舒杀伐立威，至"流血十余里"；唐之来俊臣、周兴，以罗织为能，《罗织经》出，朝士侧目；明之锦衣卫、东厂，汪直、刘瑾、魏忠贤，罗钳吉网，缇骑四出。观酷吏之兴，多在人主猜忌之时、政风苛急之世：以酷吏为鹰犬，则忠良尽折；以杀戮为威严，则人心尽失。酷吏之酷，酷在刑；酷吏之祸，祸在国。然酷吏亦有可用之时：武帝用义纵以治豪强，张居正用考成以肃吏治，皆以猛济宽。故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以救弊则可，恃之以立威则亡。宽严相济，刚柔互用，乃治道之常。
列传第三·儒林传（郑玄许慎）
汉儒经学，昌于武帝，盛于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分部五百四十，九千余文，为字学之祖；郑玄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学者翕然宗之，号为"郑学"。然汉儒章句，繁碎支离：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皓首穷经，而大义不明。及魏晋玄风起，儒术稍衰；唐修《五经正义》，统一义疏；宋儒疑经改经，义理代兴；清儒复归考据，乾嘉之学，于小学、经学，抉发无遗。观儒林之变，可知学术之演进：由章句而义理，由义理而考据，往复循环，各有其功。然学术之要在明道，不在炫博；在经世，不在玩物。郑玄之通，许慎之精，皆所以明道经世者也，岂徒章句之末哉！
列传第四·党锢传
桓灵之世，宦官用事，浊乱朝纲。李膺、范滂、陈蕃、窦武，清流之士，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阉竖构祸，遂兴党狱：建宁之诛，李膺、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明哲保身，独免于难；张俭望门投止，破家相容者数十。党锢之祸，天下士人，元气殆尽，而汉室亦随之而亡。观党锢诸贤：其节可嘉，其道可敬；然激扬太过，亦失中和；裁量太峻，反招奇祸。故曰：处浊世而不污，清也；处浊世而不激，智也。清而无智，则玉碎；智而无清，则瓦全。清智相济，方为士君子处乱世之全道。然汉末士风，以气节相高，虽死而不悔，此其所以千古凛凛也。
列传第五·宦者传
宦官之祸，汉唐明三代为最烈。汉之郑众、孙程、曹节、张让，废立天子，浊乱四海；唐之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仇士良，弑君废立，如弄婴儿；明之王振、刘瑾、魏忠贤，西厂缇骑，生祠遍立。宦者之祸，其来有自：人主深居宫禁，亲信宦竖，疏远大臣；宦者日侍左右，遂得窃权。仇士良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此数语者，宦者祸国之心术，尽在其中矣。观宦者之兴亡，可知：人主之明，在于近贤臣、远小人；在于亲君子、防近习。宦官之祸，非宦者之罪，乃人主自取其祸也。而明末东林与阉党之争，实为士大夫与皇帝私权之争：阉党败而明亦亡，此其尤可痛者。
列传第六·方技传（张仲景华佗）
汉末张仲景，感宗族之丧，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为医家之圣；华佗精于外科，麻沸散先于西人千余年，五禽戏养生导引，尤重预防。其后历代名医：唐孙思邈《千金方》，宋钱乙儿科，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各明一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集药物之大成。观方技之传，可知中国医学之特质：重整体，重辨证，重预防，重人文。医者，仁术也；非仁者，不可以为医。张仲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此医道之宗旨也。而方技之进，与天文学并，皆中国科学精神之所在；惜其未能如西学之系统化、实验化，此亦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之一因也。
列传第七·三国名臣传（诸葛亮荀彧）
荀彧以王佐之才，辅曹操定中原：进贤举能，钟繇、郭嘉、陈群，皆彧所荐；居中持重，算无遗策。然其心在汉室，及操欲加九锡，彧独以为不可，饮药而卒。诸葛亮躬耕隆中，三顾而后出：隆中对定三分，赤壁战成鼎足；入蜀佐政，立法施度，科教严明；南征孟获，七擒七纵，攻心为上；北伐中原，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二表，字字血诚。荀彧与诸葛亮，皆王佐之才，而一仕曹、一辅刘；一以智全其节，一以忠尽其命。观二公，可知士人之道：才须副于德，智须济于忠。有才无德，则才为济恶之具；有忠无才，则忠为误国之源。荀彧之死，悲其志之未伸；孔明之死，壮其志之已尽。千百年来，孔明之忠，感天地而泣鬼神，岂偶然哉！
列传第八·三国名将传（周瑜陆逊）
周瑜少与孙策友善，赤壁之役，决计火攻，以三万破曹公数十万，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时年三十四。陆逊书生拜将，夷陵之役，火烧连营七百里，大破刘备；石亭之役，再败曹休。东吴名将，周郎陆弟，相继为柱石。观瑜逊用兵：皆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智取胜；皆谦逊自处，雅量容人。周瑜"与公瑾交，若饮醇醪"；陆逊荐贤让功，不伐己能。故曰：为将之道，首在持重，次在谦和；骄则败，躁则亡。周郎之雅，陆生之度，岂徒将才之优，实为器量之宏。然周瑜早夭，陆逊忧卒，皆不得尽其才，此亦三国人才之痛也。
列传第九·玄风传（竹林七贤）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嵇康龙章凤姿，以《广陵散》为绝响，非汤武而薄周孔，终为司马昭所杀，临刑顾日影，弹琴自若；阮籍白眼对俗人，醉六十日以拒婚，穷途而哭；刘伶纵酒放达，以天地为栋宇；向秀注《庄子》，郭象述而广之，玄风大畅。然竹林之放达，实有不得已者：司马氏以阴谋篡国，名教为之虚伪，诸贤遂以放诞为避祸之方、以玄虚为寄意之所。观竹林七贤，可知：士之放达，未必其性；世之浊乱，乃其主因。然放达太过，流于虚无；清谈误国，王衍之流，遂为神州陆沉之罪人。故曰：玄风之美，美在超俗；玄风之弊，弊在废务。超俗而不废务，方为士君子之全德。
列传第十·忠义传
忠义之士，历代不绝：汉末臧洪，守东郡，粮尽援绝，杀爱妾以飨将士，城破不屈而死；三国关羽，挂印封金，千里寻兄，华容释曹；晋之嵇绍，荡阴之役，血溅帝衣；唐之颜真卿，使李希烈，骂贼而死；宋之文天祥，过零丁洋，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之方孝孺，十族之诛，不屈而死；史可法，扬州十日，衣冠葬梅花岭；清之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忠义之臣，或守节于危城，或死难于大义，皆以一身之死，存千古之纲常；以一己之血，浇万世之人伦。观忠义传，可知：国家之盛衰，系乎士气；士气之盛衰，系乎节义。忠义之士，国之元气也。然忠义亦须有识：愚忠误国，则忠为祸首；死节无名，则死不足惜。忠而以义为断，死而以道为归，斯为真忠义矣。
列传第十一·隐逸传
隐逸之流：汉之严光，钓于富春江上，帝欲官之，不屈；晋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悠然见山；唐之张志和，烟波钓徒，西塞山前白鹭飞；宋之林逋，梅妻鹤子，孤山处士；元之倪瓒，清閟阁中，洗桐之癖；明之陈继儒，隐居小昆山。隐者之志：或避乱世，或全其真，或厌荣利，或乐山林。然隐亦有辨：真隐者，心隐，非身隐也；假隐者，身隐而心市，所谓"终南捷径"者也。观隐逸传，可知：隐非逃世，乃择世；隐非无为，乃有所不为。陶渊明之隐，隐而能诗，诗而能道；林逋之隐，隐而能文，文而能雅。故曰：隐者，非弃天下者也，乃以天下之重，藏于一己之闲者也。世有隐士，则知天下尚有清风；国有逸民，则知人心尚有高致。
列传第十二·南朝名臣传
南朝名臣：宋之刘穆之、王镇恶；齐之褚渊、王俭；梁之沈约、范云、韦睿；陈之吴明彻。其中韦睿，梁之名将，胆勇智谋，临阵数骑，指麾若定，而体弱不能跨马，乘板舆督战，北魏畏之，号为"韦虎"；然谦退不伐，功成不居，时人比之羊祜、陆逊。范云、沈约，佐梁武帝成禅代之功，然约以"革选"逢迎，世讥其谄。观南朝名臣，可知偏安之世，人才亦未尝乏：然政出权门，党争相轧，贤者未必能尽其才。故曰：人才之盛衰，半在人才，半在制度。制度公，则贤者进；制度私，则贤者隐。南朝之亡，非无贤臣，乃贤臣不能用也。
列传第十三·北魏改革传（孝文帝元宏）
孝文帝元宏，五岁即位，太皇太后冯氏临朝，行均田、三长、俸禄诸制。宏亲政后，力主汉化：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禁胡服，改汉姓（拓跋改元），通婚姻，定门第，行华礼，断北语。其诏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雷厉风行，毅然不改。观孝文改制，可知：改革之难，在旧俗之固；改革之功，在新制之立。孝文以帝王之尊，行汉化之策，虽鲜卑旧贵，怨望离心，而华夷之界，自此渐泯；关陇之融合，隋唐之盛基，皆植于此。然孝文之激进，亦伏六镇之乱，此又改革之两面：缓则难成，急则生变。故曰：改革者，当审时度势，循序而进，既不可因循苟且，亦不可操切激变。此孝文所以为千古改革之镜鉴也。
列传第十四·文士传（陶渊明谢灵运）
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为彭泽令，八十余日，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兮》。其诗平淡自然，而意蕴深远：采菊东篱，心远地偏；桃源一记，遂为千古理想国。谢灵运，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性豪奢，好山水，凿山浚湖，纵游岩岭，其诗"池塘生春草""山水含清晖"，开山水诗一派。然灵运恃才傲物，终以叛逆见诛，临刑叹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渊明与灵运，同处晋宋之际，一隐一仕，一淡一激，而其诗文，皆为山水田园之宗。观二公，可知文士之命运：渊明之淡，故能全其生、成其文；灵运之激，故不免于祸、损其道。故曰：文如其人，亦命如其人；淡泊者寿，躁竞者夭，此天道也。然二公之诗文，皆足以不朽，则又知：文者，所以立身于天地之间者也，穷达荣辱，不足以损益之。
列传第十五·释教传（鸠摩罗什慧远）
佛法东来，始于汉明；至东晋而大盛。鸠摩罗什，龟兹国人，七岁出家，博通大乘；苻坚、姚兴，迎致长安，译经三百余卷，《法华》《金刚》《维摩》，文辞雅畅，为译经之冠。慧远居庐山，结莲社，倡净土，著《沙门不敬王者论》，调和佛儒，南方佛法，赖其开宗。其后：唐僧玄奘，西行取经，译《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开唯识一宗；惠能六祖，一花开五叶，禅宗大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观释教之传，可知：佛教中国化之历程，即佛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相融合之历程：由格义而般若，由般若而禅宗，由禅宗而心学（阳明心学即深受禅宗之影响）。释教之兴，非徒宗教之事，实为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明之典范：不拒斥而消化之，不排斥而转化之，终使外来之教，成为中国文明之一部分。此中国文化所以博大精深、生生不息者也。
列传第十六·开国功臣传（隋唐）
隋之开国，高颎之功为最：平陈之役，颎为元帅长史，节度诸军；隋之制度，亦多颎所定。唐之开国，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皆佐命之臣；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世称"房谋杜断"。然高颎以忠直，为炀帝所忌，赐死；长孙无忌以元舅之亲，为武后所诬，投缳而死。房杜虽得善终，而房玄龄晚年，亦以谏征高丽，几遭谴。观开国功臣之命运，可知：共患难易，共安乐难；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千古同慨。然亦有明哲者：唐之李靖，灭突厥，平吐谷浑，功成身退，杜门谢客，得全首领。故曰：功臣之全，半在君明，半在己智。君明则赏其功，己智则避其嫌。房杜之贤，靖之智，皆可为后世法也。
列传第十七·贞观名臣传
贞观之治，名臣济济：房玄龄、杜如晦，贞观之相；魏徵、王珪，谏诤之臣；李靖、李勣，用兵之帅；虞世南、褚遂良，文学之侍；戴胄、孙伏伽，执法之吏。其中魏徵，前后谏诤二百余事，犯颜直谏，面折廷争；太宗尝欲杀之，长孙皇后力救；徵殁，太宗临朝叹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观贞观名臣，可知盛世之成，非一人之力：君能纳谏，臣敢直谏；君能任贤，臣各尽其才；君明于上，臣忠于下，上下相得，乃成治世。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千古名言。故曰：贞观之治，非太宗一人之治，乃君臣共治之治也。人君之量，在于容谏；人臣之忠，在于敢言。此贞观之所以为千古盛治之典范也。
列传第十八·文宗传（韩愈柳宗元）
韩愈、柳宗元，并世而生，同倡古文，世称"韩柳"。韩愈排佛老，倡儒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原道》《师说》《进学解》，皆千古名篇。柳宗元贬永州，寄情山水，《永州八记》清丽绝伦；《封建论》论封建郡县之得失，识见卓绝。然韩愈谏佛骨，几死；柳宗元永贞革新，贬死柳州。观韩柳，可知古文运动之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辞为道之表，道为辞之里。六朝骈文，雕琢过甚，流于浮华；韩柳复古，实为革新，非徒文字之复古，乃道统之重光也。然古文之兴，亦非废骈：骈散相济，文质彬彬，方为文章之全。韩柳之文，其气盛，其理明，其辞达，此所以为百代文宗也。
列传第十九·诗宗传（李白杜甫白居易）
唐诗之盛，万古未有；而李杜白，尤为峰巅。李白，天才纵逸，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将进酒》《蜀道难》，想落天外；然一生任侠，未展经纶，长流夜郎，卒于当涂。杜甫，忧国忧民，三吏三别，诗史之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仁者之心，千古如见。白居易，新乐府，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长恨歌》《琵琶行》，情文并茂，老妪能解。观三公：李白之诗，仙也；杜甫之诗，圣也；白居易之诗，佛也。仙者，超然物外；圣者，忧在世中；佛者，悲悯众生。诗之极致，不外乎此三者。然三公皆不得志于当世，而诗名乃垂于千古。故曰：诗者，穷而后工；文者，厄而后显。诗人不遇，乃诗之大幸；诗人之幸，乃世之不幸。此亦历史之吊诡也。
列传第二十·藩镇传（安史以降）
安禄山、史思明，起于营州，玄宗宠之，遂成滔天之祸。安史乱后，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分据河朔，世袭节度。其治：赋税自专，甲兵自拥，将校自署，虽奉朝命，实同敌国。然河朔藩镇，亦非尽暴虐：田弘正归命朝廷，王武俊之子孙，颇知忠顺。杜牧《罪言》，论藩镇之祸，切中时弊。观藩镇之兴亡，可知：中央之驭地方，贵在权之平衡：权太重则尾大，权太轻则虚弱。唐之藩镇，所以成祸，非节度之制之罪，乃人主之驭失其道也。安史之乱，起于玄宗之宠；河朔之割，成于代德之懦。故曰：制治之要，在预防于未然；弭乱之术，在措置于当机。藩镇之祸，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鉴，亦为后世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殷鉴也。
列传第二十一·宦者传（唐）
唐宦官之祸，始于高力士，盛于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极于仇士良、田令孜。德宗以窦文场、霍仙鸣典禁军，遂开宦官掌兵之端；宪宗、敬宗，皆为宦官所弑；文宗甘露之变，谋诛阉竖，反为所制，自叹不如周赧汉献。仇士良教阉党固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观唐宦者之祸，可知：宦官之权，根于人主之昏；人主之昏，本于政事之壅。宦者居中用事，则外廷之臣，不得近君；忠良之言，不得上达。唐室之衰，宦者与藩镇，内外交病，遂致不可收拾。朱温入京，尽诛宦官，而唐亦随之而亡。故曰：宦官之祸，实为专制皇权之肿瘤：皇权愈专，则近习愈横；近习愈横，则皇权愈危。此亦中国政治史上最可深长思之者。
列传第二十二·女才传（武则天长孙皇后上官婉儿）
中国历史，女子之才，代不乏人。长孙皇后，贤德著闻，佐太宗成贞观之治，尝著《女则》十卷。武则天，以才人而帝，女主临朝，破千年之局：开殿试，创武举，用酷吏而亦用贤相；虽牝鸡司晨，为儒者所讥，然其治绩，实有可称。上官婉儿，才思敏捷，代朝廷品评诗文，一时文人，皆出其门下。其后：宋之李清照，词压须眉；明之秦良玉，挂帅勤王；清之秋瑾，鉴湖女侠，血荐轩辕。观女才之传，可知：巾帼不让须眉，才德不系性别。然数千年礼教，束缚女子，使不得展其才，此文明之大憾也。武后之兴，虽以权谋，亦以才具；婉儿之才，虽侍宫闱，亦光文苑。及至近代，女子解放，遂成新文化运动之要义。故曰：文明之进步，以女子之解放为尺度；社会之开明，以两性之平等为标志。此女才传所以存千古之鉴也。
列传第二十三·释道传（玄奘惠能）
玄奘，俗姓陈，洛州缑氏人。贞观三年，西行求法，历百余国，十七年而归，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撰《大唐西域记》，为世界地理之宝典。惠能，岭南新州人，不识字而闻《金刚经》顿悟；得五祖衣钵，南宗顿教，遂为禅宗正统；《六祖坛经》，为中国僧人所著唯一称"经"者。观玄奘惠能，可知中国佛学之两极：玄奘之学，博也，精也，严也，穷经皓首，求其真义；惠能之悟，简也，直也，顿也，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博与约，渐与顿，学与悟，相反而相成。中国佛学，由博而约，由渐而顿，由学而悟，此其演进之大势也。而二师之精神，亦足为后人法：玄奘之坚毅，惠能之明彻，一以贯之者，求道之诚而已。故曰：道无二致，学有万途；诚之所至，金石为开。
列传第二十四·五代英杰传
五代虽乱，英杰亦多：李克用父子，沙陀雄杰，存勖灭燕灭梁，其兴也勃；王彦章，梁之铁枪，忠勇绝伦，城破被擒，不屈而死；周德威，善骑射，屡立战功，胡柳陂之战，殁于阵；郭威，以仁厚得众心，代汉建周，减赋宽刑；柴荣（世宗），英武明断，取秦陇，平淮南，收三关，有混一天下之志，惜天不假年。观五代英杰，可知：乱世出英雄，亦耗英雄；武人用命，而文教不兴；诈力相尚，而仁义不存。然其中亦有可称者：王彦章之忠，郭威之仁，世宗之明，皆乱世之凤毛麟角。故曰：乱世之英杰，其才愈大，其命愈蹇；然其气节功业，自有不可磨灭者。五代之乱，正所以砺英雄之志；英雄之出，亦所以救五代之乱。天道循环，岂无谓哉！
列传第二十五·北宋名臣传
北宋名臣，彬彬之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庆历新政，虽败犹荣。欧阳修，文章宗师，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皆出其门。包拯，铁面无私，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称。富弼、韩琦，相业彪炳；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十九年而成。观北宋名臣，可知宋代文治之盛：以文臣驭天下，士大夫共治，此宋太祖之遗意。然文臣相轧，党争渐起：庆历党议，洛蜀朔党，新旧党争，绵延至于亡国。故曰：士大夫之盛，国之幸；士大夫之争，国之祸。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胸怀，欧阳修"文章太守"之风流，皆足为千古法；而党争之祸，亦足为千古戒。人才之盛与党争之烈，相为表里，此亦宋室之悲剧也。
列传第二十六·变法人物传（王安石司马光）
王安石、司马光，皆北宋之贤者，而政见水火。安石才高学博，志在富国强兵：青苗、免役、均输、市易、保甲、保马，欲以新法革积弊；然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用吕惠卿、章惇，遂有"拗相公"之讥。光温公，史学大家，政尚保守：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新法扰民，尽废之；然其废法，亦失之操切。新旧党争，自此而始；绍圣、崇宁，反复更张，国是靡定。观二人，可知变法之难：新法未必不善，而行之失序则害民；旧法未必尽善，而更之过骤则生乱。安石之病，在急于求成；温公之病，在固于守成。变法之要，在审时度势，循序渐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然二公皆以天下为己任，其心可鉴，其志可哀；而党争误国，遂为北宋亡国之伏笔。故曰：君子之争，争于道；小人之争，争于利。惜乎新旧之争，渐由道而利，此所以可叹也。
列传第二十七·南宋忠烈传（岳飞文天祥）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母刺"精忠报国"，从军抗金；郾城大捷，破金兀术拐子马，直欲直捣黄龙。然秦桧主和，一日十二金牌，召飞班师；飞叹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遂以"莫须有"之罪，死于风波亭，年三十九。文天祥，字宋瑞，庐陵人。元军南下，起兵勤王；空坑之败，五坡岭被执。张弘范使作书招降张世杰，天祥书《过零丁洋》诗与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囚燕京三年，从容就义；衣带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观岳、文二公，可知忠烈之精神：岳飞之忠，在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山之节，在从容就义于刀俎。一武一文，皆以死存大义。然岳飞的悲剧，在"君要臣死"之专制；文山的壮烈，在"取义成仁"之道统。故曰：忠臣之遇，系乎君之明昏；烈士之节，系乎道之存亡。风波亭之血，崖山之浪，千秋之下，犹令人扼腕；而二公之精忠大节，则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
列传第二十八·词宗传（苏轼辛弃疾）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诗词文书画，无一不精：词开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把酒问天。然一生坎坷，乌台诗案，几死；三谪岭海，而胸次坦然："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旷达至此。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以五十骑入金营，缚叛徒而归，豪气干云；然南归之后，投闲置散，报国无门："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其词豪放悲壮，为词中之龙。观苏辛，可知词之为体，本为艳科，而苏辛以士大夫之襟抱、英雄之志气入词，遂使词与诗同其正大。东坡之旷，稼轩之豪，一则以哲，一则以气；然其不得志于当世则同。故曰：词者，穷愁之具，亦旷达之寄也。苏辛之词，所以动人心魄者，非徒文字之美，乃人格之伟、命运之悲也。读其词，想见其人，千载之下，犹令人低回不已。
列传第二十九·道学传（周程朱陆）
宋明理学，世称道学。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开理学之宗；《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千古传诵。程颢程颐兄弟，受学于敦颐，"天理"二字，体贴出来；程门立雪，尊师重道。朱熹集其大成：注四书，定《家礼》，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遂为后世圭臬。陆九渊与之同时，倡"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鹅湖之会，朱陆之辩，遂成学术史公案。观道学之传，可知：理学之兴，所以济汉唐训诂之穷，返求六经之义理；其功在明道，其弊在空疏。朱子之博，象山之约，一主道问学，一主尊德性；然其大旨，皆在成圣成贤。道学之盛，使中国士人，皆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志（横渠四句）；然末流之弊，亦在拘泥教条，束缚思想。故曰：道学之要，在明理以修身，不在逐末以炫博。阳明出，而理学又一变矣。
列传第三十·史家传（司马光郑樵）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十九年而成，上起三家分晋，下讫五代，凡二百九十四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为编年史之极则。郑樵著《通志》，二十略尤精，主张"会通"，反对断代为史。其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体；马端临《文献通考》，续杜佑《通典》，典制之书，粲然大备。观史家之传，可知中国史学之特质：重经世，重会通，重考信。史家之志，在"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在"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然史家亦有其难：曲笔则失真，直笔则贾祸。齐太史兄弟，秉笔直书，死者三人；董狐之笔，孔子称其良。故曰：史者，天下之公器也；史家者，天地之直士也。然史学之兴，亦须政治之开明：司马光之得修《通鉴》，赖神宗之许；其书之成，亦赖书局之设。史之存亡，系乎时之清浊，信矣。
列传第三十一·科技传（沈括毕昇）
沈括，字存中，钱塘人。《梦溪笔谈》，百科全书：记毕昇活字印刷，记指南针之装置，记石油之命名与利用，于数学（隙积术、会圆术）、天文（十二气历）、地理（流水侵蚀成陆）、医药，皆有卓识，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毕昇，布衣工匠，创活字印刷，比谷登堡早四百年。其同时及后世之科技：宋之苏颂水运仪象台，元之郭守敬《授时历》与简仪，明之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皆旷代之作。观科技之传，可知：中国科技，曾长期领先世界：四大发明，皆出于中土。然宋元以后，重道轻艺，科技渐衰；及西学东渐，乃瞠乎其后。故曰：科技之兴，赖于重实学、崇工匠；科技之衰，败于务虚文、贱百工。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之叹，正为中国科技由盛而衰之转折。格物致知，不独理学之事，亦科技之事也。惜乎未能开出实验科学之路，此为中国近代之憾，亦为后人之鉴。
列传第三十二·元初名臣传
元初名臣，华夷并用：耶律楚材，契丹人，辅成吉思汗、窝阔台，劝止屠城，定税制，行文治，"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元立国规模，多出其手。刘秉忠，僧而儒，佐忽必烈定鼎中原：建元建号，定都大都，立朝仪，制典章，皆秉忠所规画。许衡、姚枢，北方大儒，以程朱之学佐世祖，兴学校，定国是。廉希宪，畏兀儿人，人称"廉孟子"，为政宽仁。观元初名臣，可知：元之兴，非徒弓马之强，亦有文治之助；华夷之才，兼收并蓄，乃能混一四海。然元之亡，亦在不能持续此道：中叶以后，权奸迭用，汉法渐废。故曰：开创之主，能用异族之才；守成之君，多溺近习之私。元之兴亡，其枢纽在能否坚持多元共治、汉法为本。此亦多元一体之中国，其治乱所系之要义也。
列传第三十三·理学宗师传（元明）
元代许衡、吴澄，承朱学之绪；明初宋濂、方孝孺，皆以理学名。然理学之弊，至明而极：八股取士，代圣贤立言，士人锢于章句，学术趋于空疏。及陈献章（白沙）出，倡"静中养出端倪"，已开阳明之先。观元明理学之传承，可知：学之盛，在能开新；学之衰，在能守弊。许衡之传朱学，其功在使理学北传，化为国是；而其弊在使理学官学化，渐失生气。方孝孺之死节，其忠可敬；而其执"正统"之论，亦见理学之拘。故曰：宗师者，所以开风气者也；风气既成，则宗师之精神，亦为风气所囿。理学之兴，起于对训诂之反动；理学之弊，又须心学之反动以救之。学术之演进，一阴一阳，一辟一阖，此其大势也。
列传第三十四·明代名臣传（于谦张居正）
于谦，钱塘人。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朝议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遂立景帝，守京城，击退也先，社稷赖以不倾。然英宗复辟，谦以"谋逆"论死，天下冤之；及宪宗朝，始得昭雪。张居正，江陵人。万历初，柄国十年：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用戚继光镇蓟门，用潘季驯治黄河，国势为之振。然居正以严驭下，身后遭清算，家产籍没，长子自尽。观于张二公，可知明代名臣之命运：于谦之忠，而死于冤狱；居正之才，而毁于身后。忠臣之难，在于功高震主；能臣之难，在于法严招怨。然二公之政绩：于谦之守京城，存社稷于危难；居正之十年改革，延明祚于既衰。其功在天下，虽身死而功不可没。故曰：忠臣能臣，国之宝也；而用之者明，则国昌；疑之者昏，则国亡。于张之遇，亦明室兴衰之缩影也。
列传第三十五·心学传（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余姚人。少时格竹求理，七日而病，遂疑朱学"格物"之方。及贬龙场，万山丛棘之中，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为"龙场悟道"。其学之要：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尝曰："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又平宁王之乱，擒宸濠于旬日；平思田之乱，抚广西土酋。文事武备，千古一人。观阳明之学，可知：心学之兴，所以救朱学之支离、八股之锢蔽；其功在使人返求本心，自作主宰。阳明"满街都是圣人"，破除圣凡之隔；"良知人人皆有"，高扬主体精神。其影响：东传日本，明治维新之士，多宗阳明；晚清康梁、孙中山，亦受其启发。故曰：心学者，主体性之哲学也；阳明者，中国思想史上最富近代精神之哲人也。然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则又失阳明本旨。读阳明者，当知其"事上磨练"之教，非徒谈心性也。
列传第三十六·抗清忠烈传（史可法郑成功）
史可法，字宪之，祥符人。崇祯末，督师扬州。清军南下，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劝降，可法作《复多尔衮书》，辞气凛然。扬州城破，自刎未遂，被执，不屈而死；扬州十日，惨绝人寰。其后衣冠葬于梅花岭，至今犹存。郑成功，福建南安人。以厦门金门为基，抗清复明；永历十五年，率师东渡，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为中华民族开疆之伟绩。然成功早逝，台湾旋为清有。观史郑二公，可知：忠烈之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其所以可敬；史可法之守扬州，明知孤城难守，而以身殉国，存天地之正气；郑成功之收台湾，虽复明之志未遂，而为国开疆之功，千古不朽。故曰：忠之极致，不在成败，而在气节；功之大小，不在一时，而在万世。史公之节，成功之功，一死一生，皆足为民族之脊梁。而明之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亡国之痛，发经世之思，亦为清学之先导。忠烈之血，未尝虚洒也。
列传第三十七·游记传（徐霞客李时珍）
徐霞客，名弘祖，江阴人。不事科举，遍游名山大川，三十余年，足迹所至，东尽普陀，西极太华，南抵滇粤，北至燕晋；所记游记，于地理、水文、地质，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其记石灰岩地貌（喀斯特），早于西方百年以上。李时珍，蕲州人。三试不第，弃儒从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访采四方，亲尝百草，历三十年，三易其稿，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方一万一千余首；为世界药物学之巨著，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观徐李二公，可知：中国士人，不独读书仕进一途；亦有以一身之践履，成千秋之实学者。徐霞客之游，非游山玩水，乃实地考察之科学精神；李时珍之采，非猎奇炫博，乃亲证实验之求是精神。然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世，此等实学，不为世重，此亦中国科技渐衰之一因。故曰：实学之兴，须有重实践、重实证之学风；霞客、时珍，皆以身体力行，开近代科学方法之先声者也。
列传第三十八·清初名臣传
清初名臣：范文程，佐太宗、世祖，定鼎中原之策，多出其谋；洪承畴，降清，招抚江南，虽为士林所讥，而实有助于一统；汤斌，理学名臣，巡抚江苏，清正廉明，民称"豆腐汤"；于成龙，天下第一廉吏，捕盗安民，清风两袖。然清初之政，亦有可议：剃发令下，江南反抗，嘉定三屠；文字狱兴，庄廷鑨、戴名世、吕留良诸案，士林震恐。观清初名臣，可知：新朝之立，须文武相济；取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范文程之谋，汤斌之廉，皆守天下之道也。然高压之政（剃发、文字狱），虽收一时之效，而挫民族之元气，此又清初之失。故曰：得天下在力，守天下在德；以力取者，必以德守之，然后可久。清初诸臣，其贤者固足称，而其政之苛者，亦不可讳，此史家持平之论也。
列传第三十九·乾嘉学者传
乾嘉之学，以考据为宗，世称汉学，与宋学对峙。其大师：惠栋（吴派）、戴震（皖派）、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戴震治经，由文字而通义理，著《孟子字义疏证》，以"理欲"之辨，斥宋儒"以理杀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为清代三大史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训诂之精，前无古人。观乾嘉学者，可知：考据之学，其功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清代学术之精华；然其弊在脱离现实、逃避政治，所谓"为考证而考证"。乾嘉诸儒，生于文字狱之世，遂以训诂考据为避祸之途，此亦时代之悲剧。故曰：学术之盛衰，系乎时势之清浊；乾嘉之考据，实为专制压迫下之学术变态。然其方法之严谨，成绩之辉煌，又为近代科学方法之先导。章太炎所谓"清学之精，在实事求是"，信矣。
列传第四十·禁烟人物传（林则徐）
林则徐，字少穆，侯官人。道光十八年，以湖广总督入觐，力陈鸦片之害，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虎门销烟，二十三日，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扬我民气。又编《四洲志》，开眼看世界之先声；设翻译馆，译西书，购西器，为近代开风气之第一人。然鸦片战争起，则徐以"办理不善"革职，遣戍伊犁；途中犹赋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及至新疆，兴修水利，垦荒屯田，惠及边民。观林公，可知：禁烟之举，非徒禁一毒，乃御外侮、图自强之先声；则徐之识，非徒知夷情，乃开新学、师夷技之先驱。然其遇，亦可叹：忠而见黜，功而见罪，此晚清政治之常态。故曰：时势之变，先知者每为后知者所笑；变革之难，先行者每为后行者所伤。林公以一身，开近代之端，虽困顿流徙，而其精神，光照千秋。读"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句，千载之下，犹令人肃然起敬。
列传第四十一·洋务人物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曾国藩，字涤生，湘乡人。以书生练湘军，平太平天国，为中兴第一名臣；倡办洋务，设安庆内军械所，为自强之始；《家书》传世，修身齐家之范。李鸿章，字少荃，合肥人。淮军之帅，北洋大臣；办洋务三十年：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北洋海军，皆其手创；然甲午之败，马关之辱，亦身当其责，自叹"裱糊匠"。左宗棠，字季高，湘阴人。平捻平回，收复新疆，抬棺出关，为民族千古之功；创办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亦洋务之先。观三人，可知：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之第一步：师夷长技，自强求富，其功不可没。然其弊在"中体西用"，徒学器物，不变制度，故甲午一败，洋务之局遂破。曾之谨慎，李之圆融，左之刚烈，性格各异，而其忧国之心则同。故曰：洋务之兴，其志可嘉；洋务之败，其鉴可思。器物之变，终须制度之变、思想之变，然后可以图存。此中国近代化之第一课也。
列传第四十二·维新人物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康有为，字广厦，南海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为变法之理论；公车上书，开士人议政之端。梁启超，字卓如，新会人。主笔《时务报》，笔端常带感情，风靡海内；《变法通议》，新民之说，影响一代。谭嗣同，字复生，浏阳人。著《仁学》，冲决网罗；戊戌政变，慷慨赴死，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戊戌变法，百日而败，六君子死难；康梁亡命海外，保皇立宪，终与时代落伍。观维新人物，可知：变法之难，在于守旧势力之强；维新之败，在于操之过急、倚之非人（光绪无权，慈禧当国）。然戊戌变法，虽败而影响深远：废科举之议，兴学堂之风，启民智之端，皆自此始。谭嗣同之血，为变法之祭；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句，足为千古壮歌。故曰：变法者，时势所趋，虽败犹荣；流血者，后人之师，虽死犹生。戊戌之变，实为辛亥之先声。
列传第四十三·革命人物传（孙中山黄兴）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香山人。少慕洪秀全，立志革命；上书李鸿章，不见用，遂赴檀香山，创兴中会，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后十次起义：镇南关、河口、广州诸役，虽败不馁；黄花岗一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武昌起义，各省影从；民国肇建，就任临时大总统。然为求统一，让位袁世凯；袁氏称帝，护国军起，又倡护法。其一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和平、奋斗、救中国。"黄兴，字克强，长沙人。革命实行家：广州起义，为总司令；武昌起义，为革命军总司令；与中山并称"孙黄"。观孙黄，可知：革命之成功，非一日之功，乃数十年流血牺牲之积累；革命之艰难，在于专制之根深蒂固，在于国民之未醒。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为中国现代化之纲领。然其未竟之业：军阀未除，民权未立，民生未苏。故曰：革命者，破坏之事业，亦建设之事业；破坏易，建设难。孙黄之志，在救中国；中国之救，在后继者。此民国肇造，所以有待于五四之新文化运动也。
列传第四十四·货殖传
自汉武盐铁官营，桑弘羊理财，历代商贾，皆在官商之间求生存。唐之扬州，宋之汴京，明之两淮，清之粤海，商业繁盛，各有其盛。然中国商人，始终未能如西方之形成独立阶级、争取政治权利，此中国近代化迟滞之一因。明清之际，徽商晋商，盛极一时：然多依附官府，捐纳报效，其富也以官，其败也以官。及五口通商，买办阶层兴起；盛宣怀、张謇，以商人之身，行实业救国；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办大生纱厂，兴南通师范，为近代企业家的典范。观货殖之传，可知：商业之兴，系乎制度：重农抑商，则商困；官商勾结，则商腐；制度清明，则商昌。中国之商业，古已有之，而近代化之迟，不在无商，而在无商法、无商权、无商学。故曰：货殖之道，义利相兼；富强之道，藏富于民。实业救国，乃中国近代化之正途；张謇之业，可为百代楷模。
列传第四十五·游侠传
游侠之风，盛于战国秦汉：朱家、郭解，以任侠闻，急人之难，不矜其能；然游侠以武犯禁，亦为世所讥。魏晋以后，游侠渐衰，而任侠之气，转入江湖：唐之虬髯客，宋之水浒，明之武侠，清之帮会，皆有侠之遗风。其精神：重然诺，轻生死；急公义，赴急难。然侠之流弊，在以武乱法，以私废公；其极，则为黑道、为帮会。观游侠之传，可知：侠者，民间之正义者也；其兴，多在法纪不明、冤屈难伸之时。法治清明，则侠无所用；政道昏暗，则侠者丛生。故曰：侠之兴，乃法之衰也；侠之多，乃政之失也。然侠之精神——重义轻利、扶危济困——则为民族之宝贵气质，不当以"以武犯禁"一笔抹杀。近代之革命志士，任侠仗义，赴汤蹈火，亦古游侠之遗风也。
列传第四十六·佞幸传
佞幸之臣，历代有之：汉之邓通，以吮痈得宠，铜山铸钱，富甲天下，而卒饿死；董贤，以色事哀帝，断袖之宠，位至大司马，而及帝崩，即日自杀。唐之李义府，笑里藏刀；明之严嵩，贪黩误国，其子世蕃，尤为奸恶；清之和珅，乾隆宠信，积赀八亿，嘉庆抄家，谚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观佞幸之传，可知：佞幸之兴，系乎人主之私：人主有私欲，则佞幸投其所好；人主有私爱，则佞幸乘其所宠。佞幸之祸，甚于外患：外患犹可御，内蠹不可防。然佞幸亦非尽无才：和珅之敏，严嵩之书，皆有可取；惜其才不用之于正，而用之于邪。故曰：君明，则佞幸无所施其技；君昏，则忠良无所展其才。佞幸之存亡，实为人主明昏之镜鉴；而史家录之，正所以戒后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
列传第四十七·匈奴西戎传（四裔交涉至西力东渐）
自汉武击匈奴，漠南无王庭；窦宪勒石燕然，匈奴西走，遂为欧洲之祸（阿提拉之匈人）。其后四裔之变：鲜卑入主中原（北魏），突厥纵横漠北（唐灭之），回纥、吐蕃、南诏，迭为边患；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相继入主或半入主。中国之与四裔，和战相兼，而融合为大势。及明季，西人东来：利玛窦传教，徐光启译书，中西始通；然闭关自守，不以为意。道光以后，西力大至：鸦片之战，英法联军，甲午之役，八国联军，中国屡败，割地赔款，几至瓜分。然中国亦于挫败中求自强：师夷长技，变法维新，革命共和，终至五四。观四裔交涉之变，可知：中国之历史，非孤立之历史，乃与四邻、与世界不断互动之历史。汉唐之盛，在于开放；明清之衰，在于闭关。故曰：闭关则国弱，开放则国强；拒外则自蔽，容外则自强。此二千年四裔交涉史，所以示后人之最大教训也。
列传第四十八·文教传（书院科举）
书院之制，起于唐，盛于宋：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讲学其中。书院之精神：自由讲学，问难论辩，尊德性而道问学。科举之制，起于隋，定于唐，盛于宋，极于明清；其初，破门阀，拔寒俊，功莫大焉；其弊，八股取士，禁锢思想，至清末而废。观文教之兴衰，可知：教育之盛，系乎思想之自由；书院之盛，正在其能自由讲学；科举之弊，正在其以功名利禄锢人思想。然科举千年，亦养成了中国"读书明理""学而优则仕"之传统，使文化普及、社会流动，此其功不可没。及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中国教育，始由古典转入现代：京师大学堂之设，为近代大学之始。故曰：教育者，国之本也；文教之兴废，系乎国运之盛衰。书院之自由精神，科举之公平理想，学堂之现代制度，三者相济，方为教育之全。
列传第四十九·风俗传
风俗之变，系乎时代：汉之质朴，六朝之放达，唐之恢宏，宋之雅致，元之粗犷，明之奢靡，清之谨饬，各有时风。然风俗之中，有不变者：重孝悌，尚仁义，崇勤俭，敬祖宗，此中华民族之常德。风俗之变，亦有可忧者：六朝清谈，误国；明末奢靡，亡国；晚清吸鸦片、蓄奴婢，皆世风之败。观风俗之传，可知：风俗者，人心之表也；人心者，风俗之本也。上行下效，捷于影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风俗之美恶，系于教化之兴废；教化之兴废，系于有司之举措。近代以来，欧风美雨，冲击固有之俗：剪辫、放足、废跪拜、倡平等，风俗大变；此变之中，有得有失。故曰：风俗之变，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可抱残守缺，亦不可随波逐流。此新文化运动所以重估一切价值也。
列传第五十·匈奴西戎传（补）·域外交通传
自张骞凿空，丝绸之路，驼铃不绝：丝绸、瓷器、茶叶西去；葡萄、胡桃、苜蓿东来。唐之长安，胡商云集；宋之泉州，市舶司设，海上丝路，盛极一时；元之驿站，欧亚贯通；明之郑和，七下西洋，远至非洲东岸。然明清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丝路遂衰；及西人东来，海上霸权，尽落人手。观域外交通之兴衰，可知：交通者，文明之血脉也。丝路之通，则文明互鉴，国富民强；海禁之闭，则文明孤立，国势日衰。中国之近代化，实始于交通之变：轮船、铁路、电报，次第输入，而中国之世界观念，亦随之而变。故曰：开海则兴，闭海则衰；通外则强，绝外则弱。此二千年交通史，所以为文明兴衰之晴雨表也。今日之"一带一路"，正所以续丝路之精神、开文明之新局也。
（列传五十 毕）
卷末·太史公论赞
太史公曰：余续史公之书，起于孝昭，讫于五四，凡二千一百余年，为卷一百，为字九万九千。既成，喟然而叹：史之为道，其至大乎！
观二千年之变：分合有势，盛衰有因；强弱无恒，民心为本。汉之亡也，亡于外戚宦官；唐之亡也，亡于藩镇阉竖；宋之亡也，亡于积弱苟安；明之亡也，亡于党争苛政；清之亡也，亡于闭关自守。其亡虽异，其因则同：皆失民心，皆蔽耳目，皆废纲纪，皆拒变革。而其兴也，亦有其同：皆得民心，皆开言路，皆立纲纪，皆能变革。故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千古不易之理也。
观二千年之文明：虽世乱时艰，而文脉不绝。汉之赋，六朝之骈，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代有高峰；儒道释三家，相激相荡，而终归融合；科技艺术，曾长期领先世界，而近代以降，瞠乎其后。文明之盛，不在武力之强，而在文化之力；国祚之短长，不系于一时之兴亡，而系于文脉之断续。故曰：国可亡，而文化不可亡；祚可斩，而道统不可斩。此中国文明之所以历劫而不灭者也。
观近世之变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然亦由器物之变，而制度之变，而文化之变，步步深入，终至五四之新文化运动。此变局，非一姓一朝之兴废，乃中国文明由古典转入现代之枢机。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民本之思想，革故之精神，兼容之度量，生生之大道。五四非割断传统，乃重估传统；非废弃国故，乃再造文明。故曰：守正而开新，承旧而启新，此中国文明生生不息之大道也。
嗟乎！史笔如铁，难曲阿于当世；文心似水，自映照于将来。余以骈俪之体，述兴亡之迹，非好古也，乃欲以雅正之音，存信直之史；非炫文也，乃欲以对仗之美，寓深邃之思。后之览者，观其文而知其史，知其史而悟其道，则此九万九千言，庶几不负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遗意矣。
全书总跋
《续史记》一百卷，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十世家、五十列传，骈文九万九千字，上起孝昭，下讫五四，凡二千一百余年兴亡成败、治乱得失、文明递嬗、人心向背，尽于此矣。
史者，镜也；文者，舟也。以骈俪为舟，渡历史之海；以兴亡为镜，照今古之变。分合之势，盛衰之数，皆可于对仗之间见之；民心之本，变革之道，皆可于论赞之中得之。九者，盈数也；九万九千，取其生生不息、贞恒归宗之义，亦寓"九九归一"、万变归道之旨。
愿后之览者：观汉唐之盛，思所以致盛；鉴明清之衰，惧所以复衰；悟五四之新，知所以日新。则此书之作，岂徒续史公之书哉？实欲续史公之道，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中华文明之永续，存一脉之真传。
王来旭 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