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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文强能不能成为莫言塑造负面“革命人物形象”的充足理由?

曲靖丁大爷在近期的一文中,依然对批判莫言文学者进行挞伐。此文依然是无题文,但提出的论题有三:

1.“有人认为批判莫言的人都是依据文本有理有据分析,而支持莫言的人要么脱离文本攻击他人,要么曲解内容避重就轻。”

显然,作者是不认同的。这样的论题是有意义的,作者可以用大量的事实进行反证,反驳。但可惜,论证主体并没有涉及。

2.“莫言笔下的革命人物形象负面,是刻意丑化共产党人。”

此观点在主体部分作为重点论述,也摆事实讲道理了,后面重点分析。

3.“他觉得莫言作品违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迎合西方,不是为人民服务。”

“他”是谁?具体哪篇文章说的?是不是有理有据?此文没有提供证据,批驳便没有靶子。

此文无题目,提出三个“谬误观点”作者只反驳了一个,证明作者的议论文写作能力有待提高。

言归正传,分析作者是怎么批驳“莫言笔下的革命人物形象负面,是刻意丑化共产党人”的:

“不能说写有缺点的革命者,就是刻意丑化”是具体论题。

理由1.小说是文学虚构,人物不是完美的神。

“文学虚构”大概是为莫言作品辩护用得频率最高的词汇了。他们以为,文学虚构就是可以随便写,违背历史真实也不能批评。

但是他们忽略了文学虚构的底线:虚构不等于可以消解历史真实,不能歪曲革命群体的整体历史形象。

作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根据:没有规定只能写好人好事。那就谈谈《讲话》。

《讲话》中确实没有规定只能写好人好事,但谈到了应该写什么样的坏人,应该写什么样的好人。

毛主席指出,文学艺术歌颂与暴露(批判)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对“三种人”要区别对待:

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坚决打倒他们”。

对“统一战线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

抗战就赞成,有成绩就赞扬;不积极抗战就批评,反共反人民就坚决反对。

“对于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于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所以,文学虚构不能歪曲人民、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群体的整体历史形象。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讲话中也说了: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这就是文学虚构不走弯路的途径——从“人民生活”这一“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中,汲取滋养。

在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人物形象就是“典型人物”。这样的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这样的文学虚构符合艺术真实的。

但是,莫言的文学虚构是什么途径?2000年3月,莫言在美加州大学作《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演讲,致敬福克纳,因为受福克纳启示莫言走向另外一条文学虚构之路:

“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其实,莫言的虚构也不是“胡说八道”,而是“用思想虚构历史事件”。原话是:

“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这样的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中的文学虚构脱离了艺术真实。

所以,同样是文学虚构,其本质是不同的。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风俗肥臀》《生死疲劳》中,有很多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形象,能找出一个正面形象吗?

没有人要求把人物写成“完美的神”,写单个革命者的人性弱点完全可以,但不能违背历史真实,不能系统性矮化、消解革命群体形象,解构中国革命历史。

理由2.你在塑造类似于文强这样的人物时,你会怎么写?

如果写文强,我不会把文强塑造成共产党员的形象,因为文强是个别党员干部,已经蜕变成了共产党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被党惩处的反面典型,并不能代表共产党员群体。如果写文强,既要揭示他堕落的根源与轨迹,使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又要展示党政司法破获文强案的过程,彰显党纪国法的威严,惩治腐败,为民除害的决心。

作者把“写一个腐化党员”,拿来类比莫言的革命人物形象塑造,属于偷换概念。

谈莫言小说里革命人物形象塑造是否存在刻意丑化的问题,应该从分析原著的人物形象塑造入手,就具体细节展开辨析。而作者抛开这一根本,转而假设“怎么写文强这个贪官”,回避原作本身的争议点,属于转移话题。

文章最后说,“大多文艺作品都是正面人物,领导干部就必须是正面形象,就不能有缺点。莫言打破了这个惯例,有些人就不舒服起来,就要骂他。”

莫言确实打破了惯例,但不是写正面人物、领导干部有缺点,而是把领导干部写成了反面人物,把反面人物写成了正面人物。

在《丰乳肥臀》中,同样是女婿,共产党的干部,八路军政委鲁立人、哑巴孙不言被鲁立人任命为班长(怎么带兵打仗?)都是反面人物;大地主、国民党别动队司令、还乡团团长司马库则成了绝对公正的上官鲁氏口中的“好汉”。

司马库被枪毙前,母亲不但要求全家去送送他,还评价说,“他是混蛋,也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

试想,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是鲁立人,人民子弟兵都是孙不言,中国人民还会拥护吗?(上官鲁氏厌恶得要死)国民党都是司马库这样的“好汉”,中国人民能不拥护吗?但历史事实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司马库的国民党军队,创建了新中国。

综上所述:曲靖丁大爷的文学虚构理论,贪官文强的事例不能成为莫言塑造负面“革命人物形象”的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