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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这番话说得够重，在国民党举办的双十庆典上，他将中华民国区分为正统与冒牌两种
王金平这番话说得够重，在国民党举办的双十庆典上，他将中华民国区分为正统与冒牌两种，在他看来，正统的历史脉络应从辛亥革命追溯，包含北伐的历程，也承载着陆皓东、林觉民与黄花岗先烈的气节，至于把起点划在1949年的另一种说法，王金平认为，这是人为切断历史的延续，因此只能算是冒牌。（信源：新华社）王金平在高雄谈历史传承，触及一个根本问题，纪念辛亥革命，就该把中国历史讲完整，2026年10月10日国民党举行升旗活动，12日外交部回应赖清德讲话，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认为历史不能被眼前的政治需要切碎。当天郑丽文、王金平、柯志恩等人在左营果贸社区同台，王金平谈到陆皓东、林觉民，以及辛亥革命、北伐的历史传承，在我看来这番话提醒了岛内社会，今天纪念的革命发生在整个中国，不能为了政治需要，把历史裁成自己喜欢的尺寸。陆皓东1895年为革命牺牲，林觉民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前写下《与妻书》，他们付出的是回不来的生命，我最不愿看到的，是先烈名字只剩仪式装饰，纪念他们，就该面对他们为何奋斗，救国、富强和人民幸福，都有鲜明的中国背景。台湾同胞在这段历史里也有自己的位置，1910年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罗福星随后返台筹划抗日起义，台湾志士把摆脱殖民统治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我认为这些人物比口号更有说服力，两岸的共同历史，是一代代人用行动写出来的。1943年《开罗宣言》提出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落实相关条件，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在我看来若纪念革命却淡化抗战与光复，就很难向年轻人解释，台湾怎样结束了日本殖民统治。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我认为纪念日让人知道先辈经历过什么，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与全民族抗战互相联系，把这段共同经历讲完整，历史认同才有具体内容。韩国瑜当天也把维护两岸和平列为重要目标，但他列举岛内思潮时，把中国第31个省的说法与美国第51州、日本第5个大岛并列，我认为谈认同必须分清性质不同的事情，归属中国与依附外国不能混为一谈，和平主张也需要准确表达。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台湾省本就在其中，序号不是主权的依据，在我看来讨论两岸如何沟通，都应尊重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把归属说成可以任意选择的方向，容易给错误叙事留下空间，表达善意，更要有准确的事实基础。这也是我对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期待，既然希望两岸减少对抗，就要把共同认同讲清楚，把交流措施做具体，民众关心生活安稳，政治人物应说明怎样降低风险，在纪念先烈时强调中国历史，谈现实也该坚持同样的立场，前后不能脱节。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承认其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我认为讨论历史传承也要看清现实，今天谁代表中国，已有明确结论，不能靠庆典称谓重新定义。年轻人理解历史，可以从人物和档案入手，2026年8月澳门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配套档案展和青年论坛，我更看重这样的交流，看看旧照片、读读原始文献，再听彼此的理解，两岸的联系就有了具体面貌，共同记忆也能进入生活。所以我认为王金平这番论述的价值，在于追问历史是否被完整传承，检验政治人物，既要听他们怎样纪念先烈，也要看他们怎样处理两岸关系，维护共同认同、反对分裂、推动交流，才能把历史与现实接起来，一边缅怀振兴中华的先烈，一边割裂中国历史，讲不通也走不远。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1993年，97岁的薛岳被推上法庭受审，法官发问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没有
1993年，97岁的薛岳被推上法庭受审，法官发问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没有说半句辩解的话。随后的一句话震惊所有人。案子的起因并不复杂。薛岳居住的房子属于台湾银行，早些年，房租由一个机构代为支付，每个月只需交800元新台币。后来机构被裁撤，代缴也随之停止，银行重新计算租金，月租一下涨到8万元新台币。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当时没有固定收入的薛岳来说，更像是一道无法跨过去的门槛。房租拖了两年多，银行最终把他告上法庭。问题摆在法官面前很直接，为什么欠租不交？薛岳该怎么回答？他没有马上开口，只是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法庭里有人小声议论，有人打量着这位老人。大家或许都在等一个解释，等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等他说没有钱，或者等律师替他争取一点宽限。可薛岳抬起头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话音落下，现场一下安静下来。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在回答，又不像是在辩解。它没有提房租，没有提银行，也没有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却把所有人带回了几十年前那段战火连天的岁月。那时的薛岳，和眼前这个拄拐杖的老人，几乎像是两个人。抗战期间，他指挥了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到了1941年年底到1942年初，又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三场战役时间不同，战况也各有变化，但长沙始终是日军南下作战中绕不开的一道难关。薛岳根据战场地形和部队特点，设计出后来被称为天炉战法的战术。简单说，就是先让对手进入预设区域，再通过分段阻击、迂回包抄和持续消耗，逐步压缩日军行动空间。这不是站在城墙上硬扛，而是把战场拉长，让对手越往前走，越难补充兵力和物资。等到日军疲惫、队形拉开，再集中力量反击。日军在长沙一带多次进攻，却始终没有轻松拿下目标。关于三次会战的伤亡数字，历史资料之间存在差异，不能简单用一个数字概括全部战果，但日军在这里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公认的事实。有人把薛岳称为抗战时期的名将，日军方面也曾用撼山容易，撼薛岳难来形容他。美国方面后来还向他授予过勋章，这些经历，和他晚年因租金问题出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出现的，一个曾经指挥大军作战的人，为什么会连房租都交不起？薛岳1896年出生于广东乐昌，15岁进入保定陆军学校，后来参加革命。抗战结束后，他的人生并没有沿着功成名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到了台湾，他虽然保留着陆军一级上将的头衔，却没有掌握多少实际权力，主要在一些机构中担任名义职务。生活开支，长期依靠一个名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机构发放补贴。1991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李登辉执政后，台湾政坛出现一系列调整，薛岳当时仍是国民大会代表，对部分提案投下反对票。不久之后，他挂名的委员会被裁撤，补贴停止，房租也不再有人代缴。原先每月800元的象征性租金，重新核算后变成每月8万元。老人没有其他稳定收入，拖欠房租几乎成了必然结果。这场官司传开后，很多人跑到法院门口。有人是记者，有人只是普通市民，他们真正想见的，不是一个欠租老人，而是那个曾经在长沙挡住日军的薛岳。法官后来宣布休庭，舆论也迅速发酵。有人提出替他筹钱，有人希望银行能够宽限。对薛岳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他拒绝了外界捐助。为什么不接受帮助？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单纯的几万元、几十万元问题，而是自己是否需要靠别人施舍来解决一笔本应承担的账。后来，他卖掉了另一处房产，凑足欠款，事情才算结束。这个结果很少见，既没有大张旗鼓的救助，也没有让一方彻底占据道德高地，最后还是由老人自己想办法把钱补上。这件事也提醒人们，名将身份并不能自动换来晚年的生活保障。战场功劳、社会待遇和个人经济状况，往往不是一回事。有人在离开权力中心后仍能衣食无忧，也有人顶着显赫头衔，却要为一笔房租发愁。薛岳晚年的生活，越来越安静。身体变差后，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常常盯着墙上的长沙地图。地图上画着当年三次会战的路线，哪里交战，哪里转移，哪里伤亡严重，他依旧记得清楚。老战友来探望时，他偶尔会指着地图讲起往事。那时的他似乎又回到了战场，知道哪处地形适合设伏，哪条道路容易被截断，也记得那些没能回来的人。邻居眼中的薛岳，却只是一个话不多的老人。他偶尔下楼买菜，遇到熟人便点点头，很少主动提起过去。逢年过节有人送来水果和点心，他会接过来，说声谢谢，然后回到楼上。这样的生活，和人们想象中的抗战名将晚年并不一样。1998年5月，薛岳在台北去世，享年102岁。参加告别的人，主要是老兵和他们的后代，有人头发已经全白，有人拄着拐杖，也有人坐着轮椅。现场没有太多隆重仪式，也没有长篇大论。人们走进灵堂，鞠躬，再慢慢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