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这回可能有救了,我们能逃出长春去了,至于黄金什么时候交给的方连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达成的协议我也不清楚,就知道答谢会是在一家饭馆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老方带着媳妇和孩子都参加了,自然还是以黄金结的账,饭后我们又请方家三口到老刘家谈心。最可恨的就是刘玉庆,为了讨好方连长,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妈说:“弟妹啊!你不是有一块钻石表吗?我看就送给方夫人吧!”我妈稍微愣了一下,赶紧到阁楼上把钻石表取出来,给了方连长的老婆。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妈放声大哭:“刘玉庆是个什么人,这不是拿咱们送人情吗?明明讲好的七两黄金外加一顿饭,怎么还把我的手表送给人了?”我爸劝解道:“算了,破财免灾,什么钻石表不钻石表的,活命是最主要的。”
我妈说:“那块钻石表也值几两黄金,那不是钱吗?有那咱自己送人好不好?刘玉庆装的哪门子好人?”我听了之后也怪心疼的!又过了几天,姓方的又来了,告诉我们说:“快准备吧,下星期肯定能出去,那两天我值班,正好能送送你们。”我一听兴奋起来了:“天哪,终于可以逃出长春这座魔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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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方连长说话果然算数,两天后我们得到他的通知,做好离城准备。我记得我们通宵达旦一夜未眠,又兴奋又害怕。首先是准备了一辆手推车,上面装着换洗的衣服,以及随身之物,但尽量要减少,能不带的都扔了,这叫轻装简行,他们炒了一宿黄豆,以备在路上食用,我们十四口人每人一条口袋,用布做的,口袋里装满了炒好的黄豆,正好往身上背,大概能有五六斤吧!一旦遇上断粮,它也能维持几天。
书说简短,几天后,姓方的把身上的撸子摘下来,用手绢包好递给我爸和刘玉庆,又掏出钢笔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六十军八十一团第三团第三营第三连炊事兵,也交给我爸和刘玉庆,而后他又找了两套国民党士兵的服装、帽子、裹腿、胶鞋、皮带样样俱全,说:“我送你们从东大桥卡子出去。解放军有一个专门收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小卡子口,你们就装成起义部队,解放军优待起义部队,肯定会收留你们。”我爸说:“这可有点悬,我连立正都不会,让人一看就是伪装的。”老方说:“那有什么难的,我们抓的那些兵都不会打立正,就用手比画比画得了。”就这样,我们推着手推车,离开了家门。东大桥是个国民党的卡子口,离我们家能有十华里左右,在桥旁边还有一座龙王庙小学,现在学校停课了,里面住满国民党军队。东大桥是一座木制的大桥,长大约十丈,宽能并排走两辆大车,下面是长春伊通河的河水,桥的两面都有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有混凝土的碉堡,还有用沙袋子堆起的工事,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头顶钢盔,全副戎装,手端着冲锋枪,个个杀气冲天,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十四口人从东大桥上通过,离开了长春市。姓方的送了我们一程,估计也就在一里地左右,他就不往前走了,他用手往前一指:“看见没有,你们就顺着这条道直接往前走,用不了十里地就看见八路了。”说着他转身就走,我爸拉住他的膀子就问:“大兄弟能行吗?我怎么心里没底呢?”老方说:“没事没事,我全给你们安排好了。”说着他就返回了东大桥。
于是我们就走向了一条既陌生又吉凶难料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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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路急行,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的光景,看见前面有个小村落,还有站岗的解放军,看来是到地方了。我爸和刘玉庆忙走过去,向那站岗的解放军打了个立正,说:“我们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是来投奔共产党解放军的。”
正这时从里边走出一位解放军的军官。我怎么知道是军官呢?按我的理解当大兵的都使长枪,当官的都别着小手枪,别看服装一样,说话的语气也有所不同。这个军官非常好,我就听他说:“欢迎啊欢迎。”
我爸问他:“同志您贵姓?”
那人说:“我姓单。”我爸惊喜道:“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还遇上一家人了,我也姓单,我是山东德平人。”那个军官笑了笑说:“我也是德平的。”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一下拉近了距离,增加了感情。
那位姓单的军官把我们让进安置所,我爸和刘玉庆跟他们怎么说的我们没听见,我们留在院里等候消息,大约十几分钟之后,那姓单的把我爸和刘玉庆送出来,我听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是第一步,我们这儿叫起义人员接待站,你们还得往前走,总站在兴隆山,我给你们开个路条,没有路条你们是走不了的。”于是他领着我爸他们到了另外一间房里,把路条开了。我们十四口人高高兴兴离开了这所接待站,跟姓单的同志挥手告别,沿着大道奔兴隆山去了。
兴隆山离长春不远,火车还在这里停一下,它是通往吉林市的一个镇店,别看离着长春那么近,我们从来也没来过。在行进的路上,我们遇上许多儿童团,站岗放哨,他们个个手拿红缨枪,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干什么的?”我们说:“去兴隆山接待总站。”“有路条吗?”我爸说:“有!”他们验看了一下,把手一挥:“过去吧!”类似这种情况遇上过三次。
好不容易才来到兴隆山,我爸找到兴隆山起义军接待总站,拿出路条和证明,登上了记,有两名小解放军把我们领到原来一个大地主的院里。这院子可真大,前后有三四层院落,但人也不少,犄角旮旯到处都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