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间”1933年8月，鲁自诚介绍舒曰信入党之后，便将舒曰信交给“中央特科”的王学文直接领导，做秘密情报工作。自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从1933年5月至1935年秋，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先后由武胡景、刘子华、王世英担任。
此时，王学文在中央特科专做秘密情报工作，他发现舒曰信聪慧好学，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性格开朗又不失沉稳，便有意培养他，让他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工作的内勤，负责搜集资料和整理编辑情报等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工作和生活都很艰难。舒曰信没有掩护职业，党内称为“职业革命者”。党组织每月给他很少一点生活费，有时只有8至10元，只够租住上海弄堂石库门里最便宜的小阁楼，俗称“亭子间”，伙食费等开支必须自己想办法。因为他与地主家庭脱离了关系，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生活十分清苦，好在他会写文章，经常给报纸和杂志投稿，卖文补贴生活用度。
我们姐妹俩在刚刚认识舒曰信和华明之时，还不知道他们二人的政治身份，只觉得他们热情、诚恳，充满激情，是两位可以信赖的学长。
舒曰信进入中央特科以后，便搬出“南洋高商”的学生宿舍，在上海的弄堂房子中，找最便宜又比较安全的亭子间租住。有时因交不起房租或有安全隐患，又不得不另找住处，但毕竟有了一个“小窝”。这样，我们姐妹俩经常在舒曰信的小亭子间和两位学长聚会。
亭子间很小，上面是水泥晒台，下面是厨房，夏天亭子间像个大蒸笼，冬天像冰窖。舒曰信为了抄写情报，夏天不管天气多热，必须放下窗帘，屋内闷得透不过气来。到了冬天，因为窗户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室内比户外还冷。
亭子间里摆设极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一开始连床也没有，只能睡地铺。当我们四个人聚会的时候，两人有凳子坐，另两人就只好坐在桌子上或者地上。
四个年轻人相识于1934年春节后，在亭子间相聚时，差不多是上海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又阴又冷，可就是这个简陋的亭子间，却成了我们四个热血青年的避风港，充满了温馨……
四个年轻人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信就像个小组长。我们一同学习社会发展史，探索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十分热烈。
华明之说：上高中以后，我开始学会思考社会问题。我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到被分割成一块块的租界和飘扬着的“万国旗”；看到了“攘外必先安内”！于是满脑子都是问号：这是为什么？将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我问：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我知道了现在的中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并存，什么都有，但到底算什么社会？
华明之说：从理论上，我讲不清。反正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中国，到处一片黑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光明的未来是共产主义。
舒曰信说：光是向往未来不行，还要投入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去。他进一步启发大家说，一个人单枪匹马，什么事也干不成，要有组织，要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才行。对于我们姐妹俩来说，“组织”和“组织起来”这些词语很新鲜，也很吸引人。
华明之接着解释说：曰信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参加组织和团体，要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比如那种反动派害怕的“飞行集会”和“中国反帝大同盟”游行示威，就是有组织发动的。
其实，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这些话，都是从鲁自诚那里学来的。舒曰信曾经用它启发过华明之，现在，舒曰信和华明之又一起用它来启发我们。
我们姐妹俩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教育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和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从两位学长嘴里，我们不时听到“革命组织”和“共产党”等神秘的词汇。继而进一步懂得，要抗日救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于是我俩猜测：莫非他们就是共产党？
我悄悄对姐姐沈珉说：“我们也要参加革命，做他们那样的革命者！”
姐姐沈珉说：“不要着急。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他们。”
沈珉对他们的了解，是从接近舒曰信开始的。沈珉比舒曰信大三岁，她经常像大姐姐一样，到舒曰信的亭子间帮他整理家务，照顾他的生活。经沈珉一收拾，亭子间的面貌焕然一新。舒曰信则经常向沈珉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两人在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沈珉虽然少言寡语，但内心情感丰富。她能吃苦，会体贴人，舒曰信对她情有独钟。在沈珉的眼里，舒曰信满腹经纶，能言善辩，做事有魄力，和那个大她十多岁的前夫相比，虽然都是大地主的儿子，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曾经冰冷寂寞的心被舒曰信的热情所感染，渐渐复苏。可她也有顾虑，毕竟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不堪回首的婚姻，而且还 比他大三岁。因为有了这些顾虑，所以她总是回避舒曰信那热情的目光。
舒曰信感觉到沈珉是喜欢他的，但对她的犹疑的神情却无法理解。在舒曰信的追问下，沈珉终于一口气倾诉了心中的苦恼，舒曰信听罢，安慰她说：你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封建，反压迫！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能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还怎么革命？你比我大三岁，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
经他这么一说，沈珉完全打消了顾虑，彼此的心里都亮堂起来。
舒曰信向王学文汇报了他与沈珉的爱慕之情。王学文说：“她是个好姑娘。”他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见过沈珉，认为她既温柔又有韧性，勤俭吃苦，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将来也会成为舒曰信地下工作的好帮手。经王学文批准，1934年夏天，舒曰信和沈珉结为“革命夫妻”——那个年代，很多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爱的人结成夫妻后，都被人们称为革命夫妻。
婚后，沈珉才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是共产党员，她坚定地表示要和舒曰信一起做革命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王学文认为她确是棵革命的好苗子，便批准她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在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沈珉除了协助舒曰信抄写、收藏、保管情报和文件外，后来还做秘密交通和掩护机关等工作。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在中央特科的历史上有其特殊涵义。这些机关各有不同用场：有的用来开会、办公，有的用来接头联络，有的设立电台，有的专门保管文件……。
上世纪30年代，要在上海租房并不难，但要有殷实店铺具保，不然办不成。租下房子以后，长期在此居住（办公）的人员，叫“住机关”。“住机关”的男人如果是单身汉，就要调来一个女同志扮作假夫妻，以免引起敌人怀疑。按照秘密工作需要“社会化”的原则，“住机关”的人行动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住家要像住家，商店要像商店；住家的夫妇，女的要像家庭主妇一样操持家务，这样才能隐蔽得好。
当时的形势及其险恶，特务侦察，叛徒告密，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的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和牺牲。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生死较量。
舒曰信和沈珉觉得我还在上学，就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姐姐和姐夫都是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