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我一到机要处上班，科长徐漂萍得到处长同意，就带着我参加了国民党高层会议的速记工作，但是我一直没有见到蒋介石出席。后来听说，蒋介石在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的当天凌晨离开武汉之后，一直在湖南、广西等地指挥国民党军队抗战，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陪都重庆。随后便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

我第一次为“中常会”做速记，不由得兴奋起来，我想：国民党“中常会”是国民党最高决策会议，也许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机密。

会议室不大，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有蒋介石、汪精卫、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伦、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等十几人。

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会议桌呈“|_|”形，常委们在两排长桌旁对面就座，顶头是主席座位，速记员的位置在主席座位斜旁边，靠侧门处。

蒋介石从侧门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蒋介石先从速记员桌前经过，同大家点点头，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座，并示意大家坐下。大概是他发现速记员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姐，他坐下后又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且距离这么近。

蒋介石是个瘦高个儿，剃光头，开会时面部表情严肃，说话音调不高，节奏也不太快，我可以将他讲的每句话都准确地记录下来。我感觉，蒋介石虽然讲话轻声慢语，但是说一不二，从来不准别人反对自己的意见。开 “中常会”时，他很少说话。但到会议快结束前，他一开口便是“一言九鼎”了。这时的蒋介石烟酒不沾。原来，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提倡“新生活运动”，从那时开始，他不仅不吸烟，不喝酒，而且连茶都不喝了。

后来我还发现，蒋介石的着装很特别，除了视察部队和一些必须穿军装的场合，他平时很少穿军装，只穿中山装，或者穿长衫、长袍。在会见外宾等正式场合，他只穿文官礼服一蓝袍玄褂。

关于蓝袍玄褂，我听说还有一段逸闻。1927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穿中山装成为一种时尚。原来做长袍马褂的绸缎没了销路。于是浙江丝绸业向国民政府捐献四千万元，要求把绸缎缝制的蓝袍玄褂定为文官礼服。蒋介石是浙江人，又喜欢穿蓝袍玄褂，更何况还有四千万元献金，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以政府名义发布公告，确定蓝袍玄褂为政府文官礼服。于是，浙江的绸缎又重新打开了销路。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不供茶水，只有蒋介石面前有一玻璃杯盛着白开水，其他人没有，也不许抽烟，更无人服务，因此没有闲杂人等进入会场。每次开会的议程，由主任秘书或秘书宣读，他们都能说比较标准的国语。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机要处长张寿贤升任秘书，由他宣读时，有的委员嫌他的江苏常州口音听不清，就请了电台播音员专任宣读员。播音员的口音是标准国语，大家听起来就舒服多了。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的家乡口音很重，曾被人讥为“刺耳难懂”，但是谁也不敢对他的口音表示异议。后来我听到很多关于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

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在抗战后期，有一次他被召到委员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结果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解，蒋介石很生气，厉声吼道：“枪毙！”侯主任吓的脸都青了。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逐一向亲人和朋友告别，然后垂头丧气地等待发落。结果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待缓过劲儿来，他就去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回答让他如获“特赦”。原来蒋介石是斥责他“强辩！”并不是说的“枪毙。

后来有人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能双方都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有很浓的家乡ロ音， 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侯先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虽然浙江许多县的方言很难听得懂，好在我在杭州浙江省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同事中有很多浙江人，其中也有奉化人，我听奉化方言没有问题。蒋介石的讲话我一般都听得懂。加上我有秘密任务在身，记录蒋介石的讲话时，我格外全神贯注。每次将我的记录稿与同事们的记录比对，说我的记录更准确些。我的工作能力，为人处事，很快得到科长和处长的赞赏。

我记录了蒋介石到渝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常会”后，又看到准备提交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几个文件草稿，我觉得应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可是那时吴克坚太忙了，还没有约定确切的接头时间。为了能让党组织及时了解情况，我和明之商议，认为应该在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开会之前，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及早报告党组织。

按照常规，这种传递情报的任务应该由明之负责。可是现在无法与吴克坚联系，董必武又不让明之在“通讯处”露面，那就只有我自己去了。

董必武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

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悄悄走进机房街通讯处。董必武和博古一听说我来了，知道有重要情况，马上迎了出来。

我见到董老、博古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抢步上前，握住他们的手。董老用他那湖北乡音亲切地笑迎说：啊，小速记来了！欢迎沈琬同志！坐定后，我从第一次目睹蒋介石主持“中常会”开始汇报。我绘声绘色地将蒋介石的衣着、表情、神态，说话的语速、语调，到他的属下对他讲话的反应，表述得活灵活现。虽然董必武和博古不止一次与蒋介石正面交谈过，但他们对蒋介石主持国民党最高层决策会议的内幕，听得还是很感兴趣。

在讲完蒋介石主持“中常会”上的情景之后，我立即进入正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会时间定在1939年1月。大会的村料、文件（草案）开始陆陆续续送到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

董必武问：你看到这些文件了么？

我说：看到了。我作为速记员，开会之前事情不多，我希望早点看到这个会议的文件，就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编号等工作。我还看到了大会议程和附件，其中有两份准备供全会讨论的秘密文件：一份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都是由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 现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实际上中统局日常工作由徐恩曾主持。

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尽可能详细地向董必武和博古复述了这两个秘密文件（草案）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溶共”、“防共”、“限共”。

董必武听完汇报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慢慢地说：五届五中全会将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沈琬同志，你在会议召开前，在这两个文件出台前就事先报告，很好，很及时。正如我们所估计的，蒋介石骨子里总是要反共！

董必武和博古对我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

可我此时却全然不顾领导的赞许，我忍不住急切地对董必武和博古说：我看许多革命青年去了延安，我也很想去延安。

博古听了先是一怔，然后直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已经多次见到博古，在我眼里，博古身材高大，头发直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话不多，待人很温和。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当时我对博古的情况并不了解，后来才知道，博古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24岁就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他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认真进行反思，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得到大家的谅解。后来他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等工作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认真敬业，受到大家赞扬，都认为他的政治品质非常好。

博古的年纪比董必武和周恩来小很多，对周恩来和董必武很尊敬，每次见到我，也都很和蔼。但是这一次，他一听我说“想去延安”，就说了一连串的“不行”，就像给我迎头泼了一瓢凉水。

因为博古当时有事，没有进一步向我解释，就忙他的事去了。

董必武则微笑着对我说：你不能去延安。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我也要去开会，这个事情以后再谈。

我见两位领导都不同意我去延安，顿时泄了气，只好闷闷不乐地站起来往外走。

董必武送我出门的时候关切地叮嘱道：“以后要更加注意保密，注意安全。”还派一位年轻人护送我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