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三江口的安庆会馆内，树立着一块由清末宁波学者董沛撰写的《书宝顺轮始末》石碑，首句是“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船始也”。就是说，宝顺轮是属于中国人的第一艘轮船。

宁波安庆会馆

那么，宁波人是在什么时候，购得宝顺轮的？这艘轮船又派什么用场，具有什么意义呢？

宝顺轮是在1851年，英商在上海的宝顺洋行委托美国John Gray公司，在纽黑文建造的，建成后的船名取了“宝顺”洋行的名字。宝顺轮是由螺旋桨推进的三桅火轮船，386吨位。

宝顺轮为宝顺洋行所有，来往于香港--加尔各答之间的航线，用于贩运印度鸦片。

1854年11月，宁波商人以7万银两的价格，从宝顺洋行购买了宝顺轮。1855年春，这艘中国第一艘轮船驶入了宁波港。

上海外滩宝顺洋行

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江宁作为京城，京杭运河南线是主要的战场，当时浙江漕粮通过大运河输入北京，运河因战事而梗阻。浙江漕运只得改走海路，但是当时的南北洋面海盗横行，清军水师惧怕这些亡命之徒，不敢出洋缉剿，海运常遭劫掠。

1853年，宁波首次实行漕粮海运，这为北号（经营由定海北上的北洋航运）船帮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盈利。可是宁波船商时常遭遇海盗的侵扰，“海盗充斥、肆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宁绍台道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宁波“南号商人既视广勇为仇，北号之商以洋面之盗，多系广人，亦视广勇如仇， 水师又畏广勇如虎。”驻守宁波镇海口的大清水师难以应对海盗。

为了保护往来于宁波和浙、闽一带海域的商船，慈溪费市人费纶志、盛植琯和镇海小港人李也亭提议，购买“夷船为平盗计”，以抗击海盗。这一提议得到了各船商的积极响应。

李也亭

商人们与宁绍台道兼宁波知府段光清达成协议，向官府借贷4万银两，北号船帮自筹3万银两，共7万银两用以购船，借款以此后每年抽取商船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归还。

船商们委托久居上海熟悉洋务的怡和洋行买办杨坊（鄞县人），以及镇海俞斌、慈溪张斯臧 3人负责责购置轮船。杨坊等人同宝顺洋行达成协议，购入轮船一艘，即为“宝顺轮”。

宝顺轮是艘商船，宁波人买进后，把它改装成护航船，前后各设红衣大炮一门，为漕粮海运的船只护航，抵御海盗的袭击。

宝顺轮入驻宁波后，北号船帮成立了庆成局，设在江东的庆安会馆，以管理宝顺轮的运营，聘请鄞县人卢以瑛负责庆成局事务。轮船由宁波府列入档册，知府段光清发给执照。

宝顺轮模型

宝顺轮的督船勇（船长）是慈溪人张斯桂，司炮舵（炮长）为镇海人贝锦泉，同时聘请外籍老轨（轮机长）。全船人员79人，其中外籍船员达到60余人，多为印度、菲律宾、东帝汶等地的东南亚人为主(1856年，张斯桂撤退西人，自行护运)。船员薪资及衣粮、弹药诸经费，由浙江船帮商号“计数捐厘”支付。

宝顺轮主要任务是为宁波北号商船护航，在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上打击海盗势力。轮船投入护航后，效果显著，不长时间就基本肃清了南北海盗。

据史料记载，1855年农历6月，广东海盗船30余艘肆掠闽浙，窜至北洋，与他盗会合，堵塞漕运通道。张斯桂急驶轮船出洋，于7月7日在福州洋轰击盗艇，沉5艘，毁10艘。14日在黄县洋、蓬莱洋复沉4艘，获一艘，焚6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40余人，俘30余人。18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300余艘。历经十一天即肃清北洋海盗，轮船回上海。

7月29日，宝顺轮巡石浦洋，发现盗船23艘在港停泊。宝顺轮率水勇在洞瓦门向海盗船发起攻击。自上午5点到下午3点，打得“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300余名。

9月14日在烈港洋沉盗船8艘，18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2艘。10月18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4艘，南界亦肃清。

宝顺轮在四个月内，沉获盗船68艘，生擒、击毙、溺死海盗2000余人。自此“南北界皆肃清”, 海盗日渐绝迹。“宝顺船之名，震于海外”。

据《北方剿灭海贼事》记载：宝顺轮带领着船队，驶至辽东、北京直隶、天津和山东登洲洋面，摧毁拥有外国逃亡水手，炮击技术纯熟的海盗船队，救回70--80艘避贼的货船。

宝顺轮海上假想图

实际上，光凭一艘宝顺轮肃清南北海盗恐怕不大现实，当时以宝顺轮为核心，另有由宁波商人出资雇用的2艘两桅夷船和1艘无桅火轮船。这4艘轮船组成了联合船队。

史料记载：当时，“距五口通商之和约仅十余年，北洋无夷踪”。宝顺轮等船突然出现在山东福山县芝罘岛海面上，引起当地官民的疑惧。山东巡抚崇恩原本想要追阻，水师战船却赶不上，于是急急上书朝廷。

咸丰帝下诏诘问浙江巡抚：“英夷通商船只，止准在五口往来，山东、奉天洋面，皆非该夷应到之地。火轮船虽由商雇，究属夷船，岂可任听商民驾驶北行，致令夷船混迹。......宁波所雇火轮船，既系一只，何以北来之船竟有四只？......宁波雇备火轮船，系由何人擅自给照，着何桂清查明严参，不得曲为解释。”

浙江巡抚何桂清急忙召集宁波等地的乡绅寻求应对之策。鄞县人董沛说道：此事不用担心，商人用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护运，实属正当，官府没有禁止的理由。船造于夷，则为夷船；而售于商，则为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执照，是惯例。

浙江巡抚何桂清奏折

何桂清于是上奏道:“该船执照系该道段光清所给，其给照之由，实缘宁郡海关为商船聚集之所，向由该道衙门按船给照，年更年换，所以查验商船、盗船。今火轮船为宁商所买，即属商船，该道一体给照，所以分别夷船、商船，并以分别征收夷税、商税。此该道给与执照之原委也。”何桂清并向咸丰皇帝保证，以后宝顺轮“除东南洋面准其行驶外，不准擅向北洋开驶”。同时他令段光清“火速飞饬宝顺轮折返宁波”。

经过一番解释后 ,皇帝阅奏，仅仅朱批“知道了”,并未大加责难和追究。

上海商人听闻宁波船帮购买轮船护航威力巨大，想仿效办理。浙江巡抚何桂清认为以轮船保护漕船已成为趋势，应支持上海购置轮船，就上折咸丰帝，提议“臣以为来岁海运，保护漕粮，舍火轮船亦别无良策。”

咸丰皇帝最终同意何桂清“即照所议办理”。于是，上海商人在1856年捐资购置轮船一艘，起名天平轮，与宝顺轮共同护航。并与宁波商人商议，一艘轮船驻泊山东槎山洋面，守住北洋门户；另一艘轮船则巡护浙江海域，“以备非常”。这样一来，“盗益敛迹”。

宝顺轮首开国内现代化海上轮船的先河。继宁波、上海购买轮船之后，广东华商也仿效购买轮船来参与护航。1865年，两广总督瑞麟奏于同治皇帝同意，在粤东筹资，先后从英法等国购买了6艘大轮船巡缉洋面，分别取名“澄清”、"绥靖"、“飞龙”、“镇海”等。再后来，曾国藩、左宗棠等也从洋人手中购买了大量的战船和枪炮。

广东知府易长华出资仿制的西洋战舰图

2009年11月，文物普查队在望春街道一居民家中发现一批珍贵的外文资料，而这批经历了150多年的珍贵物件正是当年叱咤海疆，保南北海运安全的中国第一艘民营军舰宝顺轮上的原始单据。

收藏这批资料的费先生是当年宝顺轮股东之一费纶志的嫡系后裔，他所展示的13份单据，有5份工资和杂用清单，还有两份银行账单和购物发票。

依照工资单上记录，当时宝顺轮上包括船长在内的外籍船员长期保持在60人以上。咸丰五年（1855年）7月的一份工资单显示，当月船长薪金为400银元，司炉工13元、烧火工11元、厨师10元，高低差近40倍。

清中晚期，一两银子约等于一银元，相当于现在150-220元左右。宝顺轮船长月薪400银元，约等于现在6万-8.8万元。

太平军攻打金陵时，宝顺轮曾经被征调用于守卫长江。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宝顺轮曾用于运送军援物资，但船只搁浅，未能成命。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宝顺轮已有三十余年的船龄，锈迹斑斑，航速缓慢。为了巩固江防，阻止法国军舰驶入镇海口，宁波知府宗源瀚以1400多银元买下宝顺轮，在其船舱内装满石块，计划沉于镇海口。1885年由于法军战败提出停战，宁绍台道薛福成才没有让宝顺轮沉下海。此后，宝顺轮便被史书遗忘在镇海口，不知所踪。很大可能，宝顺轮已经铁锈斑斑，寿尽气竭，被废弃了。

清末宁波学者董沛撰写的《书宝顺轮始末》石碑

船长张斯桂(1817-1888)，字景颜，号鲁生，慈溪马径（今属宁波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人，秀才出身，因“工于洋器之法”，担任了宝顺轮船长。1867年，他被船政大臣沈葆桢推荐进入总理衙门，后出任驻日公使副使，成为晚清中国人赴日本考察和学习的开始。1888年4月，病逝于广平知府任上。

张斯桂书法

炮长贝锦泉（1831-1890），字敏修，镇海贵驷人，早先在上海葡籍外轮上做水手，后在宝顺轮担任司炮舵（炮长兼掌舵）。1866年，在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任职，颇受左宗棠信任，后在中法战争中任定海总兵。中国现代生物学家贝时璋即为其后人。

镇海城区曾有一条“艄公弄”，相传为宝顺轮退休水手的居住地。　

宝顺轮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艘自主的轮船，也“是木帆船海运时期运载工具方面最重要的变革”，无形之中成为晚清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重要元素。它开启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先声，拉开了洋务运动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