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变先生，杜月笙是如何组成恒社，完成角色转换的？

青年杜月笙

1933年2月25日，对杜月笙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恒社正式宣告成立。

杜月笙从一个水果行当学徒起，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在黑道社会里摸爬滚打，历经偷窃、抢劫、敲诈勒索的流氓勾当，以后参与或组织了一系列人人皆知、骇人听闻的事件，终于成为上海滩无出其右的青帮头子。

进入30年代后，他利用手中的黑暗势力和当权者、达官贵人、各界人士牢靠的交往基础，逐渐放弃了贩毒、赌博等让人痛恨的行业，转向工商金融业等近代经济。为扭转人们眼中的流氓形象，以一身“长衫马褂”打扮的儒雅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为此，他创建了恒社。

1932年11月19日，“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会议，讨论和推举恒社理事会成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陆京士、大英银行经理徐懋棠、轮船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长丰地产公司买办蔡福棠、东新进出口公司经理黄振东、杜月笙开山门徒弟江肇铭、四明银行协理孙祥簋、律师周孝伯等八人为常务理事；《申报》编辑唐世昌、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为候补常务理事。杜月笙任名誉理事长。

恒社会址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迁至马浪路39号。1933年2月25日，举行了隆重的典礼仪式，恒社正式宣告成立。

如果说杜月笙以前把持的青帮组织是见不得阳光的黑道组织，那么恒社是由官方正式承认的合法组织。恒社成立之前就得到了国民党社会部的核准，还在法租界注册登记。恒社的成立，标志着杜月笙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角色的转换，用现在话说，是洗白了身子。

陆京士

尽管这样，恒社本质上是一个帮会组织，是属于杜月笙私人的组织工具，只是披上民间社团的外衣。恒社常务理事陆京士在纪念恒社三周年会议的演讲中，尤其强调了恒社是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陆京士说，恒社的一切事务，以杜先生的意志为意志，所有恒社成员都愿意为杜先生效劳。

不过，恒社毕竟是一个新型的民间社团，与旧上海那种偏于黑色、带有浓厚流氓气息的旧帮会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恒社内部组织最初是在理事会下设三科十二组，到1934年后，增至十八组，包括总务、秘书、会计、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出版、职业介绍等。

表面上，恒社理事会是领导机构，但实际上所有的重大问题都由杜月笙及陆京士等人决定。按社章规定，理事会的产生需经过社员大会选举，但一般由杜月笙事前指定人选，然后在社员大会上宣读名单，社员们举手表决通过。

“恒社”这一名称，是由陈群起的，他当时在杜月笙投资的正始中学任校长。名称来源于“如月之恒”的典故，恰好杜月笙名字中有个“月”字。

恒社社徽为圆形，周围19颗星，绕成花边，中间一个大钟，钟上斜月高悬。大钟是“镛”字的象征，典故出自《尔雅·释乐》中“大钟谓之镛”。钟顶所悬之月也是“如月之恒”的意思。19颗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数，象征众理事与杜月笙间为群星拱月的关系。

恒社第一届理事为陆京士、朱学范、唐世昌、徐懋棠、洪雁宾、张颂椒、唐缵之、朱东山、许也夫、王刚、江肇铭等19人。

恒社成立初期，其主要社员的分布情况约略如下：在上海市党部方面，有陈君毅、汪曼云、林美衍、黄香谷、黄造雄等；在市社会局方面，有科长张秉辉、许也夫等；新闻界有唐世昌、赵君豪、严服周等；邮务工会有陆京士、朱学范、傅德卫、张克昌等；电影界有张石川、任矜苹等；鱼市场有唐缵之、朱东山等；法商电车公司有邵子英等；京剧界有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等；交通业有周祥生等。除上述之外，银行、企业、纳税华人会等机构中也都有人。巡捕房里还有若干包探、巡捕，有的公开，有的暗藏，各尽其通风联系、相互利用的能事。一般社员更属流品复杂，广布在上海社会各界。

中年杜月笙

1934年秋，恒社举行了第二届社员大会，改选了理事。第二届理事大都是新当选的，除陆京士、徐懋棠、蔡福棠等外，三星棉铁厂经理张子廉、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川、邮务工会张克昌、律师鄂森等人，是新选入的。杜月笙早期开山门徒江肇铭不再是理事了。

杜月笙对加入恒社的成员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其加入标准是：文职需科长级以上；武职需少校以上；工商界需主任级以上；年龄需30岁以上。

按照这些条件，杜月笙原来手下的徒弟们大都没有资格入选。当然他不是抛弃了他们，而是让他们加入由自己控制的，由门徒为主成立的其它组织。

从1934年的恒社社员名录中可以看出，324名社员成分中，基本上是工商金融界人士，此外，政界、学界、新闻界、警界、戏剧、电影界及律师、医生等自由职业人员，几乎无所不包。军界的人稀少，将军级仅一名王兆槐，是奉戴笠的命令加入恒社的。这是由于不能踏入蒋介石的禁区。

这一切，说明杜月笙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已有了显明的变化，他的目标方向也已从以往的打打杀杀、敲榨勒索、贩毒涉黄中，不仅转向参与工商、金融的竞争，而且还与官方建立了紧密联系。

恒社中有许多官员是不公开的，孔祥熙的财政部中，好几人都加入了恒社，如公债处处长边定远等。

旧上海法租界霞飞路

不得不说，杜月笙是个独特的人物，他不像黄金荣那样因循守旧，目光短浅，也不像张啸林那样飞扬跋扈，卖国求荣，他在革新帮会组织，改头换面，公开走入白道上层方面，确实取得了一番成就。

他善于笼络名人，相互建立交情，使一些有名文人为他做事。如章太炎为他修家谱，还替他改名字；杨度也知恩感遇，帮他做事。顾鳌还时常到杜宅给他讲掌故。

他懂得舆论宣传作用，吸收了不少新闻界记者编辑为恒社社员。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等新闻人，这些人都或明或暗地成为杜月笙的门生。杜月笙在新闻界所收的首个徒弟，是《新闻报》编辑唐世昌。

他又投资教育，在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担任学校董事长，并且投资10万元在上海浦东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由于杜月笙不少钱投资在教育上，因此有不少教育界人士，成了恒社社员。

他也抓住机缘，参加了上海出头露面的慈善家行列，在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任职，同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王一亭、黄涵之等参加慈善事业的工商界人士联系起来，成了不时在报纸上出现的“大善士”。这为杜月笙造成了进一步的声势。

恒社组织，为杜月笙营造了巨大的关系网，使他在社会各行各业“路路通”，成了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曾得意地自诩：“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存钱再多不过金山银海，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

1934年324名的恒社成员中，占多数的是来自工商金融界的人物，有120人。其余为学界、政界、新闻界、警界、梨园界等。成员的籍贯多为江浙一带的人，其中江苏最多，有114人，其次浙江为98人，而江苏中又以苏南人为多，浙江中又以宁波人为多。不过，恒社之中，鸡鸣狗盗之雄、作奸犯科之辈也有不少。

当年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张啸林分别被称为“黄老板”、“张大帅”，只有杜月笙被尊称为“杜先生”。这个在青帮中独一无二的称呼，显示了杜月笙比黄、张两人更高明。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杜月笙于27日同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和钱新之、王晓籁等同乘法国兵舰秘密离沪赴港。杜走以后，恒社社务无形停顿，社员分散到香港、重庆或别的内地去了，但仍有一部分留沪社员，如万墨林、朱文德、黄国栋、唐世昌、任矜苹等还继续活动。一些恒社分子如汪曼云、张克昌等投敌做了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