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家对中央军委的指令十分尊重。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而军委又恰好指示要“搬家”（后来语），大家就积极执行。我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之。

六军团西征一个月，我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情况。可是，中央不接受我们的教训，“搬家”搬得更厉害，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的“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 后头的“乌龟”就应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红六军团突围的消，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刘建绪派两个师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和四个保安团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令第7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

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一天。继续前进，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淑浦地区前进。

敌刘建绪发现我军将抢渡湘江，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严令尾追我军。与此同时，桂军第17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严密布防，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进入日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绕过敌15师的侧翼部队。立即转而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以西地区。

敌军继续追来，我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滞水，攻下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破坏了湘桂军三个师的截堵我军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妄图阻止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八个多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前进，进占西延县城。

越城岭在五岭山脉西头，处于湘桂两省之间。西延是越城岭地区唯一的县城。山高路险，形势雄壮，是湘桂两省要冲。我们进至西延城，有居高临下之势。但广西敌人近来经常派飞机来侦察轰炸，影响我军行动，部队对敌机愤恨极了，虽然没有防空武器，有个连的干部战士，同心一致，用步枪射击，打下一架飞机，落在行军道旁。飞机上的人员，全部被我俘虏。武器装具和用品全部被我缴获。从此敌飞机来少了，来也不敢低空扫射了。大家说：“不要怕敌人的飞机，来了就打，看它再来不来！”

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来，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9月8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桂边境行动，与红3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

我们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以捉摸。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15、16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

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们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称呼依旧。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我们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西征以来， 我们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两个口号：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我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共十八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