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与我们交手的是敌第50师的部队。50师同18师一样，也是我们的老对手。第一次反“围剿”消灭张辉瓒后，红军在东韶把50师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两个师都是湖南老政客谭延闿统治湖南时期建立的，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后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围剿”红军的主力。

我军的干部都有种革命意识，对叛变革命的军队特别痛恨，谭延闿又是我们根据地茶陵县人，他的父亲谭钟麟在满清政府当过大官，许多战士都知道这些情况。战斗前，我们从谍报中得悉是50师的部队，都摩拳擦掌，想同它较量一番。没想到在我们疲惫不堪的情况下与它遭遇，靠着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终于把它打垮了。

这一带也不能停留，我们就决定到幽居去。在幽居，又同红16师会合了。原来我们向东转移后，红16师还在小坳地区。敌26师向他们进攻，打了整整一天，由于我们的电台失灵，同他们联系不上，他们就自己行动，向西突围，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到了幽居。

幽居是当时湘鄂赣省级机关所在地，四周都是大山，粮食非常困难。省委、省苏维埃机关想了很多办法，饭是一成米，二成薯丝，菜是吃笋干，又没有油，连医院里的伤员也是吃薯丝。我们本来准备在幽居休息一下，但休息不成。

这时，敌人又布置了新的进攻，兵力很多，东面是敌第18师的一个旅和第62师的两个旅，东南面是敌第16师，西面是敌第19师，北面是第26师加上第50师的一个团，还有独立第4师，都向幽居包围过来。

我们同以陈寿昌为首的湘鄂赣省委共同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他们介绍说鄂南有红3师，那里是湘鄂赣最大的一块苏区，人口多，富足些。恰好军委来了一个电报指示，也是让我们到湖北去，于是就决定北上鄂南。

部队进到渣津，敌第26师郭汝栋部赶来堵截。我们趁敌人刚到，立足未稳，发起勇猛冲击，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乘胜到古市岭，跳出了敌人在幽居附近对我形成的包围圈。第二天下午，敌罗启强的独立第4旅追来，我们又继续向北，走到江西湖北交界的修（水）武（宁）崇（阳）通（城）苏区。

这块根据地有四千多人口，也是山区，地方不大，粮食困难。一到这里，我就向湖北共产党的县委机关了解鄂南苏区的情况，才知道苏区已被敌人分割成十几块了，回旋余地不大，而粮食又特别困难，我们两个师共有五千多人（其中红16师有一千六百多人），到鄂南苏区，吃什么？“军无粮食则亡”，我早就知道这个原则；自己多年的军事实践对这条原则体会更深，我感到再也不能向北走了，应立即南返。

当我提出南返时，师政委陈洪时不同意，说没有接到军委指示。的确，向北是军委指示的，但眼下情况紧急，军委又不在眼前，机械地执行或等待军委指示都会贻误战机，陷于被动。

我就向陈洪时分析战略大势。我说，再往北是长江，京汉铁路，还有敌重兵所在的武昌，西面是岳阳，何键也可随时调重兵，东面有九江和南浔铁路，处在这个三角地带，活动范围小，十分危险。

陈洪时也承认当前的现状事实，但他还是要等军委电报。陈在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留学，回国后长期做县委书记，可谓满腹经纶，但缺乏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遇到复杂情况就拘谨得很。

我们在冷水坪住了一天，就为解决这个问题。那晚，我和陈洪时都在思索。平时我们关系比较好，他对我的意见也尊重，就慢慢地说服他。师参谋长李达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同意我的意见，他们都看出敌重兵很快会过来，拖延不得，大家一起做陈洪时的工作。

我说，军委电报的末尾也有“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机断处理”的话， 我们一边向南，一边向军委报告。陈洪时终于同意了，但他担心向南会与追来的敌人碰上。我说，不要紧。我们把前面的侦察连和前卫营派远一些，如果发现敌人大部队，就改向西行。

第二天清晨，全军从冷水坪回头向南。中午，敌人果然来了，前面抓住几个俘虏一问，知道是敌人第23师和第77师。我们立即向西，把前卫改为掩护部队，在后面边打边走。敌人发现我们向西，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突然向南，这样，敌人和我们就换了方向，由原来的从南向北堵截变成由北向南追击了。方向一变，我们就摆脱了战略上被动局面。那几天我们一直向南走，经过塘口、金港、荻田铺、水源，到了朱溪厂，行动顺利。老百姓看到红军又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3月15日，我们从水源向朱溪厂前进时，却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情报，说敌第19师调到我们后面去了。其实19师并不在我们后面，而在我们前面的长寿街一带。由于情报错误，我们大意了，认为前面没有敌主力，就想靠近幽居，同湘鄂赣省委商量整个行动。走到龙门厂附近的沙湾，发现敌人，认为只是保安团之类，就发起攻击，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打了几个钟头不得不撤下来，临时向西转移。 这一仗打败了，牺牲50团团长李崇，还有49团团政委，伤亡三四百人，我们队伍只有那么大，损失是严重的，部队被迫向西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