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我二哥萧克允也回到家乡。
二哥告诉我，他1925年10月在广州入党，北伐出征后，任2军6师17团3连指导员。当时他们的军党代表李富春、师党代表萧劲光都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军队中搞“清党”, 2军的党员奉命陆续撤离，他也在此时离开军队，应老表彭传新（当时任湖北省农协特派员和中共崇阳县委书记）之邀，到鄂南洪湖、崇阳等县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可惜失败了。他在反动派的追捕下，逃回家乡。
我对二哥说：“回来得正好，咱们就在家干吧。”我把与黄益善商量的计划和这两天联络的情况告诉了他。
二哥说：“咱们不能赤手空拳干，要搞武装。”
说到武装，我想起来，回家后，四伯母曾告诉我，农协失败时，四伯隐藏了两支枪，由她放在离我村一里的小村廖家窝的谷仓内墙。前两天一个晚上，四伯母带我去看了。我对二哥一说，他非常兴奋，说：“太好了，有枪就行，子弹可以找到，就用它来搞暴动。”
第二天，我和二哥分头行动，先后与流散在家乡的共产党员唐仁宅、毛中心、彭芳、彭启贤、彭瞻贤、何辅汉等取得联系。我们聚会野外，组建中共嘉禾南区特别党支部。支部书记推黄益善担任，因他不能露面，行动不便，日常工作就由我二哥萧克允负责。开会都由萧克允主持，讨论情况由我向黄益善汇报，黄的意见也由我向支部成员传达。
为了保密，我们见面都用暗号讲话，比如支部叫“我们学校”或“我们”；通知开会就说：“到某处走一下”，直到后来我们参加湘南起义，在起义区才公开称“南区支部”或“我们那个支部”。
支部成立后，开过一两次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萧克允在发言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走广州暴动工农兵苏维埃的路，不要“青天白日”旗了。
我们分析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认为李（济深）唐（生智）战争虽然结束，但蒋介石占据东南地区，桂系控制从安徽、两湖到广西一线，势均力敌，蒋桂一定会打仗。军阀混战有利于工农革命。我们议论最多的还是搞武装、搞暴动，还研究过把队伍带上晋屏山打游击的问题。晋屏山是嘉禾、宁远两县间的大山，满清末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李国柱曾在这里活动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本地绿林散兵也曾割据过。我们当时认为，搞武装暴动就要上山。
我通过萧亮，把嘉禾南区特别支部的情况通报了临武牛头汾支部，他们又转告了宜章琦石支部，这样，我们三个地方支部就串联起来了。
1928年春节前夕，支部的成员毛中心到临武星子坪活动，获悉朱德部队在宜章起义。当他把这一消息带给我们时，大家都认为我们搞武装斗争的机会到了。支部立即开会，决定派我和毛中心、唐伯安去宜章联络，其余人留在家里进行暴动准备。
去宜章的第一天，我们三人走到临武沙田圩，找了一家伙铺住下。我一个人绕道数里，到杉木桥村萧亮家去了一趟，想从萧亮父亲那里再了解点情况。萧亮家果然聚了八九个客人，是宜章麻田欧家的地主们，在宜章城和麻田暴动后逃到这里。他们说，朱德、杨子达（起义时宜章农协委员长）的部队在宜章暴动了。
我一听朱德的部队到了宜章，喜出望外。朱德是南昌起义第9军的副军长，起义军在潮汕分兵，他率25师留守三河坝，我们兵败流沙后，便与他们断了联系，没想到朱德现在到了湘南。
我内心激动，但表面显得很镇定，故意问那几个地主：“诸位先生是从宜章来的吗？”萧亮的父亲连忙介绍说：“这是萧蘅石先生的侄子，现在13军供职，是有识之辈，可以倾心。”
萧蘅石是我三伯父的号，他在本地教书多年，是有声望的文人。几个地主一听，连忙站起来，拱手让座。
这两年来，我也是几经风雨，深知应付这种场面要沉着，还要巧妙。我摆出书香子弟的架势，用孔孟的语言同他们讲话。
我问他们：“朱德部队到宜章可是当真？”
“千真万确！”“绝无戏言！”“有伤为证！”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我故作吃惊地说：“糟了，不久前我从13军回家，行李什物都放在宜章城，这如何是好？”
有个胖绅士说：“万万不能再去宜章城，去了就没命啦。”
探听到朱德部队到湘南的消息，我早就坐不住了，但还是沉着应付，在主人的安排下，同席就餐。
一个叫欧阳继山的绅士说：“他们搞什么苏维埃，让一些泥腿子、穷光蛋掌管大权，真是反了天。”
旁边一个绅士插话：“去年年底，广东省里造反了，满街写的苏维埃，到处喊'劳工神圣'，天呀，劳工也神圣起来了！”
我听他这样说，意识到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就假装糊涂，不答话。
欧阳继山问我：“少先生，你对此如何看？”
我装作痛心的样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工是劳力者，是治于人的，怎么神圣起来了？”
他们听后，一片嗟叹。
我又问：“宜章现在情况如何？”
欧阳继山说：“朱德的兵退到巴黎堡、黄沙堡一带去了，宜章城光复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一早，我到沙田圩街上，找到那两位同志，就出发去宜章。事先商量好，遇到民团盘查，我就扮作13军军官，唐伯安是我的同学，毛中心是农民出身，已四十出头，装作我的挑夫。
我们翻山越岭，走了两天半，终于到了宜章琦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