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碕石已在前四天挂起红旗，宣布暴动了。我按彭暌告诉的联络办法，去承启学校找吴汉杰校长，但学校已放假，我就直接去村子里找“周攸华”。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正好对面来了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问：“你们找谁？”我说：“找周攸华。”他警疑地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什么周攸华。”我说：“肯定有！”他颇严厉地对我们说：“走！跟我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像是办公室的大房子，里面有不少人，都在忙忙碌碌。一个书生模样而神色从容的青年男子用审视的目光，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就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

当告诉他我从临武牛头汾来，叫萧克（我原叫萧武毅，这时为了隐蔽，改名萧克）时，他笑起来，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欢迎你来碕石，参加我们的暴动吧！”说着，把我的手紧紧握住。

一会儿，彭睽从外面进来。我们前一个月见过，算老朋友了。他连忙指着那个男子对我们说：“他就是宜章黄沙区党支部书记彭晒同志。”彭晒在当地是有名望的小学教员，打入这地区的上层，当了民团团长，掌握三十多支枪。当朱德部队在宜章城关揭开湘南暴动的序幕后，彭晒根据宜章县委的指示，领导了以碕石村为中心的黄沙区暴动，并根据朱德的委任，将所掌握的武装编成工农红军第2团独立营，由他任营长。

彭晒机敏而幽默。其实他早从彭睽那里了解了我的政治态度，还饶有趣味地把我“审”了一遍。一切释然后，我们禁不住开怀大笑。那位盘查我们的同志叫周廷彦，也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上了井冈山，后来在赣南牺牲了。他是“小红军”周礼的父亲（周礼到陕北后也牺牲了）。

就这样，我们和碕石支部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上，又见到彭儒、吴统莲（后改为吴仲廉）等同志。晚上，支部开会，书记彭晒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组织委员吴统莲把我们的组织关系接收下来，从此，我们三人参加了宜章黄沙区碕石的年关暴动。

根据支部的决定，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农民武装——独立营（后为2团3营）副营长，营长是彭晒。因为部队不多，只编一个连，我又兼连长，彭晒任党代表。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南昌起义，所以主要叫我负责军事工作。彭睽为支部宣传委员，又是畸石村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支部书记彭晒为全面领导，他和组织委员吴统莲经常来部队讲政治课，教唱革命歌曲。当时，这个党支部真正发挥了暴动中的领导和骨干作用。

从嘉禾来时，黄益善、萧克允等让我们与宜章碕石村党支部联系上后，就去找朱德部队，请他们协助嘉禾南区暴动。此时，朱德部队正在砰石地区与许克祥的24师激战，联系不上。我就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在碕石帮助独立营造枪的嘉禾籍铁匠带给黄益善和萧克允，告诉他们，我们留在碕石参加暴动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黄益善也来到宜章。他与宜章县委的胡世俭、张际春、彭枯等，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同学，同搞革命运动，他们就调他到宜章县委工作。以后我们上井冈山，他陆续担任了红4军的连党代表、支队党委书记和军党委的秘书长，1929年冬，在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4军军委委员。

黄益善来后又过了半个月，我二哥萧克允和临武牛头汾支部书记贺辉庭也到宜章梅田。他们找到我，请求独立营去支援临武、嘉禾的武装暴动。我说：“这需宜章县委决定。”他们随即去请示县委。得到的答复是，请他们先回去准备，待适当时机即派军队策应。

他们返回后不久，湘南暴动就失败了，我率独立营撤往井冈山，从此和他们断绝了消息。1933年年夏，我在湘赣苏区时，见到湘鄂赣军区政委黄志竞和副司令员严图阁，据他们说，两年前，萧克允曾受上海中央特科之命到鄂东南去搞兵运工作，以后转入红军，在鄂东特委军事部办的红军学校任教员，后任鄂东南红3师参谋长、湘鄂赣北路指挥部参谋长。1932年年底，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薛岳部在湖北通城的大坂作战，萧克允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回柳河苏后牺牲了。至于贺辉庭，我还是解放以后回湘南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他一直在临武坚持地下工作，不屈不挠，1929年秋被反动派杀害。

碕石暴动后，我担任独立营副营长兼连长，这个营实际只有一个连，步枪和梭镖各三十多支，而步枪约有一半是本地铁匠仿造的，名为五响枪，但打三四发子弹就要擦油才能打，大家称其为“土快 枪”。“土快枪”者，又土又快也。表尺与准星不精确；快是能连打五发子弹的后膛枪，不同于从前面装火药的土枪。人员都是本地农民，相互间讲土话，离三五十里的人都很难听懂。晚上，有些人还带枪回家过夜。班、排长也是本地人，军事不高，即使执行日常勤务也不够。

我在铁军工作过，体会到铁军的钢铁精神是从严格的管理训练和艰苦战斗中培养锻炼起来的。我常想，孙武可以把吴宫姬妾训练得进退自如，戚继光可以把义乌农民兵训练得赴汤蹈火，我们是共产党，也一定能把这些农民训练成新的“铁军”。

我认真整顿训练部队，首先宣布了几条规定：建立连值星、班值日制，有事要报告；早晚点名，按时操课，爱护武器，行军不用枪挑东西，梭镖不倒插、不沾土，保持洁白而锐利；吃饭由值星班长吹哨子集合，一班一桌；办公不讲土话，还要讲礼节。

我反复向部队讲明道理，要求个个遵守。一次，有个战士严重违反纪律，查明后，全连集合进行体罚。这样队伍就比较整齐了。体罚，如打屁股、打手板，现在看来是笑话，那是旧军队的恶习，1929年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批评为军阀残余，完全对。但当时我们管理水平低，只知道这种办法。

地方同志和农民看到我把部队带得守纪律，又学会各种射击姿势及散兵动作，虽然处分了他们的子弟，但认为我执行纪律时，还合人情。他们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萧连长，就是五十多年后，我回碕石，老人见到我，还亲切地叫我萧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