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党呢？就在我漫无目标地寻访时，突然想到我高小同学萧亮，他家在临武县沙田圩杉木桥，我离家从军，就是经他家里走的。他父亲是大地主兼商人，往广州、香港和江西等地贩卖杉木，结交的人多，消息灵通。我听人讲，“马日事变”后，长沙、衡阳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下半年都没有去，估计萧亮此时在家。于是我就去萧亮家。

快到萧家时，我把那套半新的衣服换上，又把13军的铜证章也戴好。萧父是大地主，如果衣着不整，会引起他的怀疑。

收拾停当，我扣响了萧亮家的大门。开门的正是萧亮。他见到我，又惊又喜，忙把我让到屋内。萧亮的父亲也在，我家与他家同宗，萧亮父亲的辈分高，我向他施礼问候，照旧尊称他为“老前辈”。萧父见我穿的灰军装，又佩戴着13军的证件，满心欢喜，留我在家住宿。

萧亮领我到了他的房间。开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下，夜晚，彼此谈了别后的经历。我把南昌起义及失败的详细经过告诉他，他听后非常惋惜。接着，他同我讲了“马日事变”后他如何跑回家乡，并对我说，父亲很怀疑他，要我在他父亲面前不要透露这方面的只言片语。

我们越谈越深，最后，互吐真言。原来，萧亮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在长沙入党的。逆境中遇到同志，真是倍感亲切。

萧亮与临武县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离沙田圩二十几里的牛头汾，有临武县支部的联络点，他就是那个支部的成员。萧亮答应帮我去联系。

为了慎重，他先去了一趟，然后带我前往牛头汾。党支部负责人贺辉庭与我接了头。贺辉庭郑重地对我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组织生活。”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只对贺书记说了一句：“我终于找到党了！”

是啊，漂泊数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党组织，这心情怎能用言语来表达呢？

当天，我就留在牛头汾，与贺辉庭书记长谈。为了隐蔽，谈话有时在贺书记的家里，有时在野地。

一连几天，贺辉庭书记对南昌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情况，问了又问，谈了又谈，表示极大的关注。当我讲到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人马溃散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顿足疾首，连说：“可惜，可惜。”

贺辉庭出身于地主家庭，大革命时期在衡阳读书，加入了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逃回家乡，联络当地的一些党员，重建地方党支部，坚持斗争。

牛头汾是临武县的大乡镇，四通八达。原临武党和工会负责人袁痴等在“马日事变”中被敌人杀害，县一级党组织不存在了，以牛头汾为中心的党支部，实际就是临武县支部。

在牛头汾期间，我参加了两次支部会议。第一次是在当时的党员傅昌表家（解放后，我听黄克诚说，傅参加了湘南起义，在耒阳小水铺战斗中牺牲了）；第二次会议在野外。我们研究了如何发展组织、扩大宣传和开展革命斗争。我至今还记得，贺辉庭反复讲，要在穷苦农民中发展党员，不能总找些“穿长衫的”。议论到怎样开展斗争，大家都说要搞武装，还你一句我一句出主意，筹款买枪。

到牛头汾大约半个月，有一天，贺辉庭告诉我，宜章县倚石彭家有个党支部，他们派了个代表同我们联络。当晚，贺辉庭带我到傅昌表家和他见面。来人叫彭睽，他热情地介绍了宜章琦石彭家一带的革命情况，还告诉我到琦石联系的办法：平时，可直接找承启学校校长吴汉杰。寒、暑假期间，就到村里找“周攸华”，那是支部的联络代号。

与彭睽见面后，我沉浸在兴奋之中，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觉得，湘南的地下党组织就像这“原上草”，烧不尽，斩不绝，一遇春风，又生机盎然。

这时，已近年关了，我决定回家去看看。从广东到湘南后，我随13军在砰石、宜章、郴县一带转了一个多月，几次离家不远了，都没敢回去。现在有条件了，我想该回家去，一方面看看父母亲人，一方面也可以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春节前，我回到离别近两年的家乡。

家里变了，父母亲明显地老了。父亲佝偻着背，神色显得呆滞；母亲擦着昏花的眼睛，正为惦记我而伤心落泪呢。我忽然回来，给他们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母亲破涕为笑，父亲也一扫愁云，妹妹拉住我问长问短，诉说着自我走后家里发生的一桩桩痛心事。

三姐听说我回来了，从邻村赶来看我，并悄悄地对我说：“黄益善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也跑回村了，一直藏在家里的吊楼上。他只同夫人及二三知己有交往。”

我就随三姐去找黄益善。黄益善与我三姐婆家同村，三姐夫黄相憬就是同他一起搞农运被杀害的。战友相见，分外情深，我们一直谈到过半夜。黄益善对我说：“大革命失败后，嘉禾南区有不少党员从外地跑回来，我们要把大家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党支部，领导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黄益善曾任湖南省农协特派员和嘉禾县农协委员长，反动派正到处缉拿，他不能露面，我有13军的证件，活动起来比较方便，串联党员的事就由我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