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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天价彩礼问题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并推出各种措施，倡导婚姻习俗的新风俗。然而，在一些地区，农村地区的高彩礼问题仍然屡禁不止。彩礼金额普遍上升，局部恶化，区域和阶级差异明显，农村婚姻综合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地区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

根据调查和数据分析，2010年左右，彩礼涨幅开始大幅增加，持续了十多年。

彩礼负担的区域和阶级分化明显。从彩礼地区分布来看，泛长三角地区彩礼金额最高，包括江苏(主要是苏南)、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形成了非常广阔的高彩礼区；其次是华北地区，主要是黄淮海地区，包括豫东、鲁东、皖北地区；相对而言，云贵、川渝地区属于低彩礼地区。此外，彩礼也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表明男性（家庭）条件越好，女性家庭要求的彩礼越低，相反，贫穷男性家庭支付的彩礼越高。

除彩礼外，婚俗名目繁多，婚姻综合成本居高不下。根据各地的一般情况，男方家庭至少需要面对5~10项以婚俗名义要求的现金支出。比如换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谢媒礼、年节礼等，具体习俗区域差异较大。如果加上城市房屋和汽车，男性家庭的婚姻成本往往超过100万元，综合婚姻成本高，严重超过当地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在河南、江西等经济欠发达的高彩礼地区，借钱结婚并不少见。

为什么会出现高额彩礼屡禁不止的现象，如何对症治疗，这是目前需要讨论的问题。

为什么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

城市化的影响是新娘高价格的根本因素。新婚价格的普遍上涨几乎与城市化的加速同步发生。农民在城市买更多的房子，县城市化推广范围相对较大的地区也是高新婚价格的集中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是代际责任较重的地区，父母愿意为城市提供终身储蓄，结婚以实现家庭发展。

城市化增加了建立农民新家庭的成本。当在县城买房、过城市生活成为婚姻的刚性条件，而大多数县城没有足够的经济空间供给城市农民家庭来满足养家的需要时，为了寻求婚姻生活保障，女性要求的彩礼也相应增加。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的生活预期一般在城市而不是农村，而依靠父亲代表进入城市的新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通过索要彩礼剥削父母的方式“一步到位”，往往比双手努力简单得多。

此外，性别比失衡是高彩礼局部恶化的主要原因。婚姻市场性别比失衡程度越高，男女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男性为赢得竞争付出的彩礼越高。

性别比受两个因素影响较大：一是出生性别比，二是婚姻市场人口流动程度。出生性别比原本高，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失严重的地区，彩礼价格越高。江西等地区的农村地区就是这样。它属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此外，它毗邻长江三角洲，年轻女性资源大幅聚集在发达地区。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在中国是最高的，新娘价格也很高。尽管广东出生性别比同样偏高，但属于人口流入地区，最终婚姻市场性别比较均衡，彩礼价格较低。

还需要指出的是，高彩礼偏好正在成为一些地区的普遍社会心理。首先，为了比较，一些地区的彩礼正在上升，确实有社会面子竞争；第二，为了防范风险，彩礼最初的意义之一是结婚合同的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彩礼是女性随意解除男性婚约伤害自己的风险防范手段。现在，人们希望彩礼不仅能保证婚约，还能保证一生的幸福。

在对高彩礼地区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在传统的性别关系地区，“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概念越被认可，她们就越倾向于索要高彩礼作为婚姻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及其母亲的家庭普遍认为彩礼是“女孩的钱”，是女孩“最后的保证”。高彩礼使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在对待儿媳时感到担忧。如果婚姻关系破裂，妇女也可以通过彩礼来弥补她们的“青春损失”和生育工资。这一观念越来越被年轻女性所接受，要求高额彩礼逐渐成为女性寻求婚姻保障的一种方式。

可以说，高彩礼是一些地区悄然发生的“生活革命”的具体表现。个人正在重构婚姻、家庭甚至生活的概念。市场经济逻辑、消费主义文化，甚至一些地方的城市化政策，都在不同层面推动了生活革命的发展。

为什么高额彩礼整治难？

近年来，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各种措施，加强对高彩礼的整改，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整改措施的问题是，治理对象强调“单一彩礼”，而不是“整体婚姻习俗”。

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彩礼支付标准。例如，四川省凉山州制定了《凉山彝族自治州改变习俗的条例》，规定彩礼不得超过10万元。江西省许多地方作为高彩礼灾区，根据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制定了彩礼限额。

然而，这些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实施，婚姻习俗的名称也很多，即使农民承认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很容易通过其他名称避免。如上所述，还有换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感谢媒体礼物、年节礼物、房间、汽车等费用。这说明有些地方对彩礼的认识还比较狭隘，或者满足上级的要求，并没有真正从婚姻综合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彩礼的整顿。

许多地方制定了奖惩相结合的机制，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积极的奖励机制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缺乏能够发挥强烈威慑作用，扭转社会观念的手段。此外，对村民自治寄予厚望的约束效果实际上相对有限。许多地方将彩礼整改的要求纳入村规民协议并广泛推广，但婚姻行为超过了村庄，甚至超过了县，村规民的约束力有其边界。

另一个因素是，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害怕困难，有机会主义心理，特别是在稳定维护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害怕困难，促进彩礼的整改。有时，当一些人抵制甚至抱怨时，地方政府会迅速退缩，整改的决心不够坚定。

彩礼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高彩礼反复触动社会神经，反映了一些地区婚姻成本的普遍焦虑。彩礼和婚俗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婚俗成本飙升，违背了礼俗的本义，物化了人格和爱情，加剧了婚姻焦虑。婚姻习俗成本的普遍上升和局部恶化，包括彩礼，表明一些地区在社会转型中失去了自我修复秩序的能力。国家必须积极干预，以遏制彩礼上升，直至禁止彩礼为起点，促进新时代的婚姻习俗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实施的“彩礼限额”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默认了彩礼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深刻重塑社会运作逻辑的时刻，彩礼是“多少”还是“有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实施。为了打击包办和买卖婚姻，农村地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彩礼。目前，《民法典》第1042条还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等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通过婚姻索取财产。”

我们认为，当个人无法妥善解决是否给彩礼或多少彩礼时，政府应该对彩礼有明确的舆论信号。在全国统一婚姻市场形成的社会形势下，要警惕部分地区彩礼高涨对其他地区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防止彩礼等婚姻价值物化观念在全社会得到巩固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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