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27年11月初，我到了广州。
这时的广州已没有昔日的革命气氛了。街道上军警林立，岗哨森严，行人稀稀落落，一片白色恐怖。
我顺着熟悉的街道，去寻找往日的亲友，毫无着落，更说不上党的组织关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音讯杳然。这时，我已是囊空如洗，饥肠辘辘。但我并没有消极失望。我决心，一息尚存，就要找党。为了生存，为了找党，我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第，也不顾曾是一名“铁军”的军官，放下架子去讨饭。
我到纸张铺买来中小学生笔记本，用从武汉带来的钢笔，写了一个哀怨真切的自述，开头是：“诸君，我今天以至诚之心，向你们说几句衷肠话。”接着，介绍自己的出身、学历，在北伐军中做过什么，然后讲：“前不久我还是一名北伐军的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末尾是“…如今，我肚子饿，身上冷，病未愈，想找工作，又无处可找，难道老天要绝我生路不成？请问，这是我的罪过，还是社会的罪过？”
我拿着这篇自述，就到书店去给人看。我想：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陈情，会同情我的遭遇。果然，不少人看了我的自述，都唏嘘不已，有的掏出一毛二毛小银洋给我。慢慢地，我就有了几块钱，暂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还得找个事来糊口。一天，我在街上转悠，路过一个卖字的摊子，见那卖字的老先生面容慈祥，说话和气，就走上前去问他：
“老先生，我来分一口饭吃行吗？”
老先生看看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我答道：“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小军官，流落此地，现在生活无着，请老先生发点慈悲。”随即又把我的陈情交给他看。
老先生沉吟半晌，用手指了一下摊在桌面上的纸和笔，说：“你先试试吧。”
我拿起笔，先写了一行颜体字，又写了一幅隶书的条幅。我在私塾就练过这些书体，写的时候，老先生看我用笔；写完后又端详了好一会儿，终于点点头，对我说：“好吧，你就帮我的忙吧。”
从此，我过起了卖字为生的日子。平常，先生写字作画，我铺纸磨墨，客人多时，我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还能挣得几毛钱，勉强维持生计。
解决了糊口的问题，我找党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事外出和帮人写字时，我都设法打听消息。
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嘉禾师范的同学，兴奋极了，大声喊他，他看看我，打个招呼，不冷不热。见他这样，我一肚子的热乎顿时凉了。我问了他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告诉我，他在第4军教导团，驻广州。我有些失望，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熟人，却是这个态度。
可我哪里知道，他所在的教导团，就是由叶剑英任团长的我党领导的武装；而这位同学是教导团的秘密党员（他的党员身份，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时我与他接触中知道的）。当时广州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比较谨慎，他随教导团从南昌到广州后，习惯于秘密环境，所以对于老同学，在身份未明之前，只能漠然处之。
我日夜思念，苦苦寻找党组织的一次机会，竟这样失之交臂了。
回到住所，我心里盘算：广州虽大，但白色恐怖太严重，在这里找党组织看来希望不大，还是回湘南吧。大革命时期湘南的工农运动搞得好，共产党力量大，那里又是我的家乡，熟人多些，可能会打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决定回湘南。
天亮后，我整理好行装，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
坐在车厢里，我又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行动。在广州时听说方鼎英的13军去湖南打唐生智了。根据从广东出征北伐的经验，入湘的部队一般都要在韶关驻扎一段时间，我估计13军军部很可能在韶关。13军军长方鼎英曾是黄埔军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我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学员的身份去找他，想必他会接受，便决定先到13军去。
火车到了韶关，我一打听，13军军部果然在这里。两天后，该军开往砰石。我跟到砰石，找到13军司令部办公室。
一位姓萧的中校副官接待了我，他同我谈了一二十分钟，就出去了，几分钟后又回来，并拿了一枚写有“13A”（即13军）的铜牌证章给我，说：“副官长指示你先在这里候差，等以后有缺位再安排。”我接过铜牌证章，心想，我的目的是找党，先安顿下来，才有条件找党组织，管他候差不候差。
在13军候差的人很多，副官处就有好几十人，有的年纪挺大了，有的不像军人，倒像是权贵的亲友。凡是候差的，都无职、无权、无薪，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平常大家就在一起天南地北闲扯。我为了隐蔽党员的身份，很少与人交往，常常一个人躲在僻静处看书。
我们在砰石住了几天，军部就开往宜章，以后又到郴县、栖凤渡、高司亭等地。所到之处，一片凄凉景象。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残酷镇压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湘南的党组织有的垮了，有的转入地下。我在湘南转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这时，方鼎英与唐生智部在耒阳地区大战。不久，13军军部退到郴县。
我亲眼看到，新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愤恨难耐，只想快点找到党组织。于是，以天冷衣薄为由，写报告要了十元钱，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请假离开13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