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个来自大宋投降的基层官员，差点导致了西夏王国的倾覆。

在这起事件的背后，隐藏的是西夏汉化以来的另一个矛盾主线，也正是这条矛盾主线，让西夏不可避免的步入历史发展的铁律，从而一步步走向衰落。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不守规矩的老张，今天我们继续聊西夏。

1137年，整个大宋的南渡已经大体完成，位于陕西一带西夏和金国夹缝中的秦凤路已经朝不保夕，被金、夏瓜分已经是大势所趋。

也就在这一年，西夏李乾顺按照和金国的约定，出兵秦凤路，包围了秦凤路下属的西安州，知州不知所向，后援全部断绝，通判任得敬没有太多犹豫，选择了举城投降。

投降，在那个北方各地普遍沦陷的时代，不算太丢人，毕竟，大宋父子两代官家，不也是举家投降了么。

鉴于任得敬顺应时势，西夏国主李乾顺让他继续留守西安州，并提拔他为西安州一把手——知州。

不过任得敬并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坐太久，因为大金国很快反悔，以胁迫的手段从西夏手里要走了西安州，1142年更是连秦凤路（省级）一并撤销建制。

在新的工作调动中，任得敬以一个底层惯有的眼光和觉悟，对李乾顺进行了第一次政治投机：

将自己十七岁的女儿，送给时年54岁的西夏国主李乾顺。

献妃，尤其是投降的汉族官僚的主动献妃，对于惯于靠政治联姻以及偷情来在选择配偶的西夏王室而言，自然是一件比较让人期待的事情。

李乾顺很开心，于是给任得敬安排到了党项族的龙兴之地——定难五州之一的静州任职防御使。

任得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在随后跟党项人越来越多的交往中，任得敬越发发现一个熟悉的事实：这群党项官僚怎么跟我大宋官僚都一个样子？

这个样子就是：有钱，就能收买！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李乾顺1099年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制度，建立汉族官僚制度，推广儒家文化，甚至连科举制都一股脑搬了过去。

到1137年，西夏的汉化已经有惊无险的进行了三十多年，汉化，让西夏的文化和社会走向繁荣，但也因此引发了一个儒家国家普遍的问题：统治阶层开始腐化堕落。

尤其是党项贵族们，早就从儒家那一套完整的享乐体系中尝到了甜头。这些人贪图安逸享受，逐渐失去昔日“俗习功利，尚忠勇武、能骑善射”的武风，变成一个文弱的统治者。

整个阶层的腐败，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是一个灾难，但对于某些投机者而言，简直是一个时代的投资风口。

譬如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时的国有资产流失。

而最早发现这个投资机会的人，恰好就是这个来自大宋基层的通判——任得敬。

在任得敬的金钱攻势之下，西夏朝中的御史中丞芭里祖仁等人纷纷在李乾顺面前美颜，说这任氏一来没什么大族背景，二来又贤惠有德，怎么看怎么顺眼！

“不如立为皇后为佳”。

李乾顺准奏。

1138年，上一年还是敌国守将之女的任氏，刚入宫不到一年，就在十八岁这年被李乾顺立为皇后！

任得敬因国仗身份，晋升为静州都统。

由于过去外戚专权的影响，李乾顺对任国仗的安排并不算太冲动，都统这个位置不算显赫，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员。

对于任得敬而言，他的上位之路，还是比较漫长，但是抛开上帝视角来看，彼时的任得敬至少清楚一个事实：他那个比他年纪还大的女婿，大概率会走在他前边，而按照儒家体系，现在的皇后就是未来的太后，作为国仗，他的机会简直不要太多。

一切并没有让他等太久。

1139年，女婿李乾顺，龙御归天。

前太子李仁爱因当年辽国被灭，忧愤而死。次子李仁孝即位，按照封建王朝的规则，册封皇后任氏为太后，一起被封后的还有生母曹贵妃。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任得敬恐怕还要在静州待上一段时间，因为得益于女婿李乾顺的汉化改革，西夏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员晋升体系，不仅如此，梁太后干政的阴影，也让西夏王室对于外戚的提拔更加严谨。

再说了，李乾顺当初亲政以后，苦于皇室力量的衰弱，在推行全面汉化改革同时，也册封了一批宗室以及王室子弟为王，借以壮大皇帝的力量（有点类似于大明时期的藩王制）。

比如当时的晋王李察哥，是李乾顺的亲弟弟，掌控西夏军事大权，而濮王李仁忠，则来自宗室，掌控西夏的行政大全。

两人相辅相成，共同执掌西夏权柄，辅佐西夏王室。

这个局面，不太好破。

此时就需要一个局外人来破局。

此人叫萧合达，辽国将军。

1105年，李乾顺迎娶辽国公主成安公主，萧合达护送成安公主进入西夏，此后一直留在西夏。

1119年，在童贯等人的开边邀功政策下，宋夏爆发统安城之战，此战西夏指挥官为晋王李察哥，随同参战的还有萧合达，而大宋这边是被童贯强迫出兵的另一位名将刘法。

三月十三，双方从早晨拼杀至深夜，宋军前军将杨惟忠和后军将焦安节先后战败，军队开始溃散，刘法被迫撤退，在途中因坠崖摔断了腰，被萧合达带着数百夏兵追上，最终被一名西夏士兵斩首。

对于刘法的死，李察哥曾深表惋惜：

《宋史·外国传》：夏国主第察哥见刘法首，恻然语其下曰：“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常避其锋，谓天生神。将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

此战成就了晋王李察哥和萧合达，后者更因此功晋升为夏州都统。

而大宋这边，童贯则将损兵十余万的统安城之战谎报称大捷，数十人因此得以封赏。

1125年，成安公主、也就是李乾顺的第一任皇后，因母国被金国所灭，加上儿子李仁爱的死、以及李乾顺投向金国，在宫中绝食而死。

辽国的灭亡，成安公主的死，以及李乾顺的见死不救，让萧合达非常不满，在辽国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不停地向李乾顺上书，请求带兵支援，都被李乾顺一一驳回。

于是渐生反心。

1139年，李乾顺去世以后，趁着15岁的小皇帝李仁孝根基未稳，萧合达散尽家财，收买军事以及各地方官员，积极准备起兵。

1140年，西夏大庆元年，四月，萧合达联络逃入西夏的辽国残部，占据夏州起兵，六月包围西夏陪都西平府（治灵州），七月攻克盐州，获得西夏重要战略物资食盐。其前锋一度抵达西夏都城一带。

萧合达在起兵的同时，也向西夏河套一带的州府送去了大量金银，试图鼓动他们一起起兵。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州府，不是严词拒绝，就是直接扣押了萧合达的使者，唯独任得敬例外。

也正是这个举动，让老张我认为，任得敬的成功，并非是来自于偶然，他是一位合格的政治投机分子。

“独得敬善待使人，探问贼中机事，尽得其实”。

任得敬从使者这里打探清楚对方虚实以后，马上向小皇帝李仁孝上书，认为萧合达围攻西平府两个月都没打下来，其军队早已困倦懈怠，因此主动请战偷袭其根据地夏州。

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主动请缨并且提出明确破敌方针的人，岂止是难得，简直是罕见。

李仁孝马上批准了任得敬的建议。

“八月，静州统军任得敬请兵讨夏州”。

西夏大庆元年冬十月（1140年），任得敬收复夏州。随即进兵盐州，萧合达败死。整个萧合达叛乱，仅仅持续了八个月就被扑灭。

萧合达至此杀青，任得敬的剧本才刚刚开始。

在战后的人事安排上，小皇帝李仁孝决定调任得敬进京担任内职。

从后来的剧情发展上看，我认为李仁孝调任得敬进京，其目的并非高瞻远瞩的解除其兵权，放在身边予以警示，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行为更多的是想把任得敬收为己用。

这一点我们后边再说。

然而现在，小皇帝的建议遭到了濮王李仁忠的劝阻。

李仁忠的官方说法是这样的：“得敬兵威震慑河南，今大乱甫平，遽解兵柄，非所以靖反侧也。宜崇其爵秩，以系军民之望。”

意思就是人家刚立了大功，你就给人家兵权解除了，这可不是安定之策，不如给他爵位和封赏，满足军士们的愿望。

其实这里的第二层意思，应该是任得敬这种人，既有军功，又有外戚身份，一旦进京，那还不是如鱼得水，天高任鸟飞？

必须留在外地。

任得敬最终被晋升为翔庆军司都统军，该军司属于在十二军司基础上增设的六个军司之一，驻地灵州，驻军规模五万余人，任得敬相当于从军分区司令员提拔为军区司令员，然后赐爵西平公。

很多文献据此认为，这次封赏让任得敬独掌地方军政大权，为其专权埋下了隐患。

然而，在进京和留任地方这两条选择之间，留任其实是相对稳妥的安排，毕竟，像翔庆军这样的军区，西夏一共有十二个，而没有朝中行政大权的加持，任得敬所掌的军权，也很难在西夏形成连片气候。

也正因为如此，任得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的贿赂朝中大员，试图通过人脉关系让自己得以进京。

而濮王李仁忠，也在他接下里的十几年中，反复的阻止任得敬进京。

同样是因为李仁忠以及另一位要臣斡道冲的阻止，在李仁忠的有生之年，任得敬的进京参政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

跟李仁忠比起来，晋王李察哥的格局就有点差强人意了。这为皇帝的亲叔叔不仅接受任得敬的贿赂，为其进京参政多次向李仁孝进言，甚至连其本身，也开始腐化堕落，大肆敛财，并以其国相的身份行暴虐之法。

1143年，由于汉化以后的党项封建主的压迫，威州、静州与定州发生农民起义，李仁孝无人可用，只能继续选择任得敬前去镇压。任得敬因此威望日盛。

1147年，任得敬的入京申请再一次被濮王李仁忠驳回，然后很不幸的是，第二年，中书令李仁忠年老去世，朝野再无人能够阻止任得敬进京。

1149年，在晋王李察哥的举荐下，任得敬以外戚身份，取代去世的李仁忠担任中书令、尚书令，开始进入西夏最高权力中心。

此时，排在他前面的，只有国相李察哥。

1156年，李察哥去世，任得敬递补担任国相，他的弟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

任家党逐步获取西夏军政大权。

平心而论，人的野心并不是生来具有的，作为一个降官，任得敬并非一开始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一切为了颠覆西夏而投机，他的投机钻营，其本质也不过是出于每个官员都有的理想——飞黄腾达，做人上人。

然而，当某一天任得敬举目望去，满朝文武都在自己脚下，而自己的上边只有一个优柔寡断的皇帝的时候，那种内心深处的野心就被勾搭出来并开始日益膨胀了。

从古至今，从三家分晋到田氏代齐，从司马代曹到杨坚窜魏，甚至包括近代的老蒋倒戈以及叶利钦反水戈尔巴乔夫，都不是一开始就设立好的程序。

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权力滋生了野心，野心加剧了权力，权力改变了理想。

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任得敬，也不在满足于现状了。

1160年，任得敬逼迫李仁孝封他为楚王，出入仪同皇帝，1165年，任得敬进一步提出由皇帝占据西部，自己占据东部的分国思想。

“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

并且发动十万余民夫在楚王封地灵州营建都城，积极为称帝篡位准备。

这种局面，已经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任得敬已经把自己的想法摆在了台面上。

1170年，按照任得敬的设想，西夏皇帝李仁孝被迫将西南路及灵州等地划分给任得敬的楚国，并且派出使者到宗主国金国为其请封王号。

大家不要觉得任得敬此举多此一举，因为彼时的西夏是金国的属国，在大金国皇帝面前，西夏的皇帝李仁孝只能算夏王，而任得敬的楚王，只有获得了金国皇帝的承认，他才算得上跟李仁孝平起平坐。

此时的金国皇帝是金国创始人完颜阿骨打的孙子、金世宗完颜雍。朝会上，有人主张这是西夏的内政，跟咱也没啥厉害关系，不如就遂了对方的请求。

然而金世宗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李仁孝怎么可能分自己的国家给别人呢，这事，肯定有猫腻。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上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

于是拍板决定，退还贡品，驳回其请求。

李仁孝很无奈，只好给任得敬回信：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人家不给面子，咋办？

可是分割人家附属国这事，人家不同意，你这名号就没法名正言顺，任得敬虽然在李仁孝面前蹦跶的高，但是在旁边的大金国面前，还是要气短三分。

作为当年的大宋臣子，他是很清楚金军的战斗力的。

于是，一封书信，从灵州送到了大宋（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面前。

信的意思很简单：交个朋友，必要时一起夹攻金国。

然而不巧的是，虞允文的信使在去灵州的途中，被西夏边防军截获，这下闹大了，西夏国居然有人联络宋人夹攻大金国。

而且这个人还是在西夏说一不二的楚王。

《宋史》：乾道三年五月，夏国相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蕃，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

优柔寡断姑息养奸的老好人李仁孝终于醒悟，决定反击。为了万无一失，李仁孝马上将消息递到了金国。

相约攻金，这可不是小事，在事后李仁孝写给金世宗的道歉信中，曾经明确提到，任得敬受封的几个州，刚好跟金国的熙秦路相邻，由此可见，任得敬的事成与否，关系到金国的切身利益。

诛逆行动在文献中的记载言简意赅：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

宋史也只有聊聊几个字：“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谋篡伏诛。”

掌控西夏二十多年的任家党就此覆灭。

按照宋史的记载，虞允文的密使是在七月份被截获的，而任家党被铲除则是在八月份，事情的发展快的有点离谱。

在这起似乎并未大动干戈的平叛行动中，除了金国在边境的武力支持，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浮出水面。

李仁友，身份，西夏皇帝李仁孝弟弟，越王。

宗室封王，源自于李乾顺亲政以后的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分封诸王的目的，也是为了拱卫王室力量。

现在看来，不论是当初指挥统安城之战的晋王李察哥，还是后来压制任得敬以及李察哥的濮王李仁忠，以及现在协助李仁孝灭掉任得敬的越王李仁友，都是这一制度在挽救西夏于危难中的具体体现。

单单从这一点上看，李乾顺这一步，还是很成功的。

最后简单总结几句，任得敬的成功，除了他的个人努力，其实也是李乾顺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的汉化政策的潜在结果。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党项贵族们普遍开始封建化，转化成地主阶层，像它的同源前辈北魏贵族一样开始腐化堕落，政治上失去进取心，军事上失去战斗力，只能更多的依靠汉族官僚。

汉族官僚因此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于是也就有了参与到权力中枢的可能。

这个历史规律，其实跟大清末年的八旗腐化、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的汉族官僚地主的崛起，是非常相似的。

大宋基层官员任得敬的逆袭和失败，基本都是这个原因。

好嘛，任得敬的故事就此翻篇了，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一环扣一环的，宗室封王也很难逃得掉中原王朝那已经发生过的历史铁律。

越王李仁友帮助哥哥平定任得敬叛乱，发挥了“分封诸王，安定西夏”的作用，然后此事件引起的另一个连锁效应，却让屠龙少年最终也变成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