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可能不会想到，他终其一生所完成的作品，问世以后会被雪藏数百年，而他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和粉丝、或者说灵魂继承者，居然是他的外孙。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位衣钵传人，差点导致了整个家族的倾覆。

杨恽，汉人，老爸杨敞是司马迁的金牌女婿，同时也是弘农杨氏第一代世祖。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两人都是因为牵扯上了霍家（霍光）才在官场起飞。

区别是，父亲杨敞是站队霍光，领衔上书，支持霍光废掉昌邑王，最终官至宰相。而杨恽，则是出卖了霍光那准备造反的儿子霍禹，向霍光一手扶起来的汉宣帝告密，继而被汉宣帝引为亲信，封为平通候，迁中郎将。

大家不要小看中郎将这个职务。西汉一朝，武官的级别分为将军、中郎将、校尉三级，而将军一般是有战事的时候才会设置，因此平常武官的最高级别就是中郎将。

《史记》完工以后，一份留在宫廷中，副本则留在家中，后被女儿司马英带入女婿杨敞家。

《史记》的内容不仅记述了前朝历史，其中还有不少西汉宫廷秘闻，所以这样的文献注定不可能在当时流传，因此在问世以后一直处于雪藏状态。

这部副本，就成了杨恽少年时期的启蒙读物。

看，这就是差距，我们今天的孩子初中高中才开始学习的史记文章，人家年少时就当做课外书去读了。

杨恽不仅是将史记当做简单的科普读物，而是在成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反复阅读史记，每每必热泪盈眶，扼腕叹息。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杨恽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司马迁的《史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

而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不同于西汉时期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经典《公羊传》，《史记》并非属于儒家经典，也没来得及被皇家修订（阉割），它在阐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更多的倾注了司马迁的个人观点，即便如此，在后世的评价中，《史记》仍然是一部叙事客观，道理简单的一部伟大著作。

结合后来杨恽的个人性格，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杨恽的为人处世风格，更多的是受到了《史记》的影响，而非《春秋》或者《公羊传》。

这就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很懂官场规则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杨恽的人生悲剧，都跟他这个性格因素有关。

我们挨个来聊。

公元前66年，霍光之子霍禹没法坐视霍家被汉宣帝一步步边缘化，于是决定谋反。

虽然都是谋反，但霍禹这次的谋反计划要比公元前80年上官桀的那次谋反还要偏激。

上官桀的谋反计划，是废掉汉昭帝，改立汉武帝的第三个儿子刘旦为帝，好歹还是老刘家的人。而霍禹这次的谋反计划，居然是废掉汉宣帝，立自己为帝。

这似乎就有点不知轻重了，因为即便是后来的王莽，那也是在充分准备了很多年，并且将刘氏宗族边缘化以后才开始篡政的。

霍禹的政治经验，不仅没法跟他老爹比，甚至连王莽都不如。

我们再说回来，在公元前80年上官桀的那次谋反中，杨恽的老爸，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弘农杨氏的一世祖杨敞了，他在得到消息以后居然置自己的老上司霍光于不顾，选择了充耳不闻，既不去向霍光汇报，也不向皇帝汉昭帝报告。

他的政治敏感性之差，让自己的差点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出局。不过好在公元前74年霍光废昌邑王拥立刘病己为帝的政变中，在夫人司马氏的点拨下，杨敞终于明确表态支持霍光，这也让杨家成功获得了拥立之功，并且受到了汉宣帝的表彰。

现在，霍光的儿子霍禹也打算故技重施。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出意外了，得到消息的杨恽这次却选择了“背叛”恩主，将霍禹谋反的消息及时汇报给了汉宣帝。

这是杨恽的政治生涯中所做的为数不多的英明决策，他原本是靠着哥哥杨忠（杨敞长子）的关系进入宫廷做侍卫，最终因为这件事情被汉宣帝火速提拔为中郎将。

这件事告诉我们，杨恽是个认死理的人，他不会被所谓的门生故吏观念所约束，也不会因苟且偷安而退缩。

话说回来，他今天不会给霍家留情面，日后也不会给汉宣帝留情面。

另外一件事。

文献中记载他老爹死后，给他留下了五百多万钱的遗产，他全部分给了族人，后来他的后妈去世，又给他留下五百万钱的遗产，也被他分赠给大家。

两个五百万告诉我们，此人不是一个可以用金钱收买的人，在结合他举报霍禹，整治宫廷内卫两件事，我们会发现，杨恽的性格并不是像他爹那样油滑世故，胆小怕事，反而有点司马迁刚正不阿的性格。

事实也正是如此，杨恽不仅大胆的举报朝臣们的腐败，就算是在和汉宣帝的交锋中，也是经常冒死直谏。

汉书评价杨恽：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

大白话说就是直肠子，刀子嘴，说话刻薄，爱打报告。

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像魏征那样，有欣赏、支持他的老板（李世民），或者是像海瑞那样在朝廷党争中有后援，他的结局一般都不会太好。

因为他肯定会得罪很多人，被他举报的人怀恨在心，没有被举报的担心早晚被他举报，甚至，凡事被不明人士举报的官员们，也会将举报者安在他的头上。

杨恽碰到的，就是最后一种情况，而这个人的出现，将彻底终结他的仕途。

戴长乐，男，汉宣帝流落民间的发小。

众所周知，汉宣帝幼年受到巫蛊之祸的影响，从小在民间长大，受尽艰辛，所以对于那个时候陪伴他的小伙伴们，自然是存有一份天然的信任感。

汉宣帝即位以后，戴长乐被提拔为太仆，这个职位虽然也是九卿之一，但他的职责范围主要是负责宫廷畜牧业，即为皇帝出行提供车辆马匹，以及在各地饲养马匹，为骑兵提供战马等。

岗位很关键，但权力范围很垂直。大家记住戴长乐的这个岗位，因为后边还会用。

然而公元前56年的一天，戴长乐忽然就被人举报了。

理由也很贴地气，说戴长乐到处跟人吹嘘他在宫中和汉宣帝来往的细节，比如两人如何一起坐马车外出啊，一起互相学习啊之类细节描写。

这种事放在普通人家况且有点侵犯人家隐私，更何况对方是个当朝皇帝，皇帝的生活细节是你可以四处张扬的吗？

于是，戴长乐就被下狱了。

戴长乐很不爽，觉得这个举报者一定是受人指使，他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把所有关系不友好的官员都过滤了一遍，最终他认为，那个幕后主使就是杨恽。

史书中并没有交代两人有什么过节， 也没有对戴长乐进行心理描写，我们现在能够替他复原的心理想法就是：杨恽这匹夫天天举报这个弹劾那个的，我这事除了他还能有谁？

于是，戴长乐选择反向举报！

在这份举报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杨恽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让我们对杨恽先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先看看对方列举了哪些罪状吧。

第一，某年某月某日，高昌侯的车子发狂驰入北掖门，杨恽听说以后对张延寿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次马匹冲入宫门，撞断门闩，马也撞死了，不久，汉昭帝就死了。

现在又发生这事，这是天意。

潜台词就是汉宣帝要挂（这话能说？）。

第二，左冯翊韩延寿因罪入狱，杨恽为其辩护，有人就问杨恽，这韩延寿能不能活呢？

按说人家这么问，你说说你的判断就是了，没想到杨恽叹了口气，来了这么一句：难说啊，正直的人都没啥好下场，我自己都未必能活，更何况韩延寿呢？

他正直，言外之意就是别人都暗黑了。实际上这次弹劾韩延寿的人叫萧望之，据说是萧何的六世孙，而萧望之背后的真正靠山，其实就是汉宣帝。

往远了说，这其实是汉宣帝所代表的皇族集团对士大夫集团的清算计划之一。韩延寿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为韩延寿的辩护人，杨恽对背后的情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才会说出自身难保那句话。

第三件事，杨恽跟乐昌侯王武去西阁楼参观历代名人画像。画像中有尧、舜、禹、汤，也有桀、纣。

杨恽指着桀、纣的画像对王武讲，天子要是经过这里，问问桀纣有啥过错，就算是找到自己的老师了。

杨恽这话恐怕不是我们借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说汉宣帝英明神武以桀纣为反例，很有可能是在抱怨汉宣帝某些行为有些桀纣的风范。

第四件事，在得知匈奴发生单于被杀事件以后，杨恽又开嘴炮了。

这单于不行啊，有贤臣而不用，最后引火上身，就好比当初的秦二世任用小人诛杀贤良啊。如果当年秦二世能够亲近贤能的大臣，估计到现在也不会灭亡的吧。

以上言论，从后来廷尉的审理细节来看，基本属实。

根据汉书记载，在被下狱之前，杨恽叫来自己的幕僚，让其赶紧去找富平侯张延寿，也就是这些话的见证者，让其出面否认戴长乐的指控，然而他忽略了自己的支持率，这个幕僚拒不执行，并且将这话反馈给了廷尉。

我们现在再来看，通过这些话我们会发现，杨恽与其说是清廉和正直，不如说是情商低。

这样的人在今天的职场以及各个微信群依旧大有人在，只是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太招人喜欢，搞不好还会被开除公职。

这事最终审理完毕被汇报给汉宣帝，在起诉书中，廷尉的总结是：

杨恽幸得列九卿诸吏，宿卫近臣，上所信任，与闻政事，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妖恶言，大逆不道，请逮捕治。

汉宣帝很不爽，说你怎么能拿我开玩笑呢，我小时候虽然地位卑贱，但现在好歹是一个在位十八年的皇帝，杨恽你也太大嘴巴子了。

我们要明白，汉宣帝虽然是“孝宣之治”的开创者，但其实他的性格也是前后不一的。

鉴于他早期的经历，先是沦落民间，后来虽然被推上皇位，但又受人控制多年，明明踌躇满志，却不能尽情发挥。

后来虽然扳倒了霍氏外戚，但这满朝文武有多少人不是霍氏的门生故吏呢？所以汉宣帝亲政以后马上重用自己的许皇后的娘家人以及母舅史氏，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试图用一股新的力量来取代士大夫集团。

随着汉宣帝权力的日渐巩固，他对于士大夫集团也愈发失去了耐心，早期的虚怀纳谏早变成了现在的刻薄寡恩。

很不幸，现在的杨恽，以及前文提到的韩延寿（上一年被杀），还有十年前被杀的赵广汉、四年前被杀的盖宽饶，都是汉宣帝时期的耿直之士，有才而且为官清廉，但是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现在，轮到杨恽了。

不过，或许是因为已经杀了不少人，心中的怨气已经得到了释放，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此案涉及到自己的亲信戴长乐，毕竟杨恽的罪名并不能洗刷戴长乐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汉宣帝决定玩一把“负负得正”的游戏：

将戴长乐和杨恽双双变为庶人！

一命抵一命，两命共同抵消，干脆都不杀了。好处是，这个总在自己耳边聒噪的杨恽被赶出朝廷，而自己的小伙伴也得以从死罪中逃脱！

遭此大难，杨恽算是心灰意冷，他的朋友们（盖宽饶、韩延寿）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汉宣帝送走了， 现在他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走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也不要回来了。

于是他决定不再观望形势，也不再指望有一天会被重新征召入朝，而是选择带着妻儿老小回家种地。

杨恽可能不太适合做官，但做地主确实没啥问题，毕竟他们家有钱有地，干活又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他甚至都不需要像《白鹿原》中的郭举人一样骑着高头大马下地巡视。

卸下包袱的杨恽简直不要太如鱼得水，他经常叫来一群朋友吃喝玩乐，日子过的风生水起。

这哪里像是被一撸到底的样子？

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贬为庶人，并不像今天的开除一切公职那样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因为你的名望和影响力还在那里，指不定以后皇帝回心转意，或者某个大佬看中了你，点你的名叫你回去干活，这官复原职也不是不可能。

甚至老皇帝为了给继承人留下施恩的机会，会可以将当朝的一些官员贬职，然后等新皇帝即位，在将此人提拔上来。于是当事人感恩戴德，竭尽全力为新君服务。

所以被贬的人应该是这样一幅姿态：整日闭门谢客，在家耕读，即便是偶尔出去游山玩水，也不要太高调，以免被人扣上毫无悔过之意的标签。

你既然毫无悔过之意，我又怎么能够重新任用你呢？

杨恽无所谓，他已经厌倦了官场，也厌倦了那个皇帝，于是破罐子破摔，过上了“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日子。

他的侄子、时任典属国（负责西汉属国事务）的杨谭跑来劝他，说叔叔你不要这样子，你看那谁谁谁，之前就是被贬了，现在都干上御史大夫了。您这有功之人，早晚还是要被重用的。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过出，今征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

杨恽接下来的这句话说的就很直白并且干脆，同时也是他前后行为的核心态度：

“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

这里的县官可不是指县令，他是西汉时期对皇帝的一种称呼。

功劳值几毛钱啊，这个天子已经不足以让我为其效力了。

打从被贬为庶人开始，或者更久远一点，从他的老友兼委托人韩延寿被腰斩开始，他对汉宣帝的那颗曾经无比火热的心，就已经凉了。

而且是凉的透透的。

很快，一个老朋友的信从遥远的西北凉州安定郡寄到杨恽家，这个人叫孙会宗，跟杨恽是多年至交。两人在此前可能已经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或者两人的朋友圈里还有其他人，以至于杨恽在老家的高调行为都传到了孙会宗那里。

在信中，孙会宗友好的批评了老朋友的大宴宾客夜夜笙歌的行为，并劝告他闭门谢客，好好反省，等待日后的再次出山。

在文学史上，这封信发挥了它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贡献了意想不到的一份力量。

这个“玉”就是杨恽的回信，也叫《报孙会宗书》，它的文学成就很高，经常作为课外文言文出现在高中生的语文试卷中，后人评价其水平堪比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有兴趣以及有孩子读高中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搜索阅读。

然而从现实意义上讲，这封信是失败的，因为他不仅成为导致杨恽被杀的直接原因，同时也牵连到了他这位远方的朋友。

因为，在回信中，杨恽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汉宣帝的不屑一顾，甚至连孙会宗的好意也在信的末尾给与了反讽。大意就是你们老家河西那个地方，自古多高风亮节之名士，怎么你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呢？罢了罢了，  不多说了，好自为之吧。

两人的讨论到此为止，然而杨恽的厄运并未结束。

导致杨恽被杀的导火索，并非是这封信，而是一场日食。

公元前54年的某一天，长安发生日食现象，日在古代象征着天子，所以出现日食，往往会被认为有小人在侵害国家，或者是天子做了什么缺德的事，以至于引发了上天的预警机制。

这种在今天看来啼笑皆非的解释，在两汉时期却属于官方解释，发生日食或者地震等天灾以后，大家的任务就是赶紧找出这个小人，实在找不到这个小人怎么办呢？总不能做第二种解释，真的说是天子做了啥缺德事吧。

这个时候就需要大臣们的灵活解释了。

“天子当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这些大臣，是我们工作不到位，上天这哪里是警告陛下啊，分明就是警告我等工作不力啊，所以请让我辞职以谢陛下吧”。

没错，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主动辞职，而且一般人辞职还不够分量，必须得是三公之一。

这种因日食辞职，在当时看来其实是一种很不错的讨好行为，因为你替皇帝承担了舆论压力，避免了舆论将锅甩给皇帝，所以皇帝也不会亏待你，一般情况都是辞职的不久，很快重新任用。

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很熟练了，基本不会出现什么诸如辞职以后没人管你的情况。

前边提到的劝说杨恽的那位侄子杨谭，他的孙子的孙子是东汉灵帝时期的大臣杨赐。公元168年洛阳发生日食，当时作为司空的杨赐就主动承担起了责任，引咎辞职。

只是，杨赐的辞职只是一种惯例，因为没有让他等太久，当时的汉灵帝就请这位帝师出来做了司徒。

不论是司空还是司徒或者太尉，在东汉时期其实都是一个荣誉头衔，所以干哪一个都无所谓，但是舆论平息了。

总之，这是一种姿态。

绕远了，让我们言归正传。

这一次日食，马上就有好事者开启自动检索模式，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小人，然后交给天子立功。

然后一个叫成的养马的小官向朝廷上书，说杨恽这家伙骄奢淫逸，不思悔过，日食这灾难，就是这货引起的。

这件事细细推敲起来很有意思。因为该养马官（驺马猥佐）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官职，估计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司机班班长之类的，按照他的行政级别，是不太可能跟杨恽有什么交集的，但是他居然对待业在家的杨恽的行为一清二楚。

不用猜，这肯定是受人指使，谁呢？

我们前文说过，戴长乐职位是太仆，位居九卿，其岗位职责就是负责全国的养马事业，为宫廷以及军队提供马匹，所以不用怀疑，他就是这位举报者所在系统中的最大的领导。

也就是最终的幕后主使。

有举报动机，也有举报的能力，更有暗中监视杨恽的办法， 我们甚至不难猜出，在杨恽待业在家的这段时间里，监视他的除了戴长乐，可能还包括很多其他他在位时期的政敌，甚至还包括汉宣帝本人的眼线。

他的好友、亲人、以及政敌、前领导都在盯着他，唯独他自己满不在乎。

好嘛，现在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再也没人替他求情说话，因为导致天灾这个帽子，实在是太重了，搞不好就被套进去当做同党处理。

汉宣帝批复：查，严查到底！

廷尉马上派人将杨恽下狱，然后对其住所进行全屋搜查，结果就搜出了这封《报孙会宗书》。

汉宣帝很生气，从文学水平来说，这封信慷慨激昂，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委屈和不满，以及对朝廷刻薄寡恩和不分是非的批评，文章层层递进，有理有据，总之写的很成功，汉宣帝如果不是皇帝，可能也要掏出毛笔在下边批注一些赞扬的话。

但是现在他不能，因为他就是这个朝廷的终极boss，是杨恽所有委屈和不满的来源以及矛头所指。他必须要生气！

于是史书上以“宣帝见而恶之”结束了这一场闹剧，也结束了杨恽落寞的一生。

最终判决下来，杨恽以大逆不道被判处腰斩，他的老婆孩子被发配酒泉，最后也不知所终，后世终不见于史册。

给他写信的孙会宗，和他素来交好的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一概被免官。

被免职的这几位，韦玄成的结局还是不错的，他最终撑到了汉宣帝去世，在汉元帝即位以后复职，并最终担任丞相七年。孙会宗不知所终，而张敞在汉元帝征召他的时候，恰好不幸去世。

举报者成也得到了他应有的奖赏，被征召为郎官，也就是储备干部。

对了，杨恽之死还牵连到了他那位侄子。杨谭因没有尽到劝谏的义务也一同被免官，所幸没有被流放。

弘农杨氏从杨喜抱项羽大腿开始，经四代而至杨敞，终于靠着站队霍光成为杨家第一位位列三公之人，然后仅仅不过一世，杨氏一门就因杨恽这起案子被打回原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杨家自此对仕途失去兴趣，转而研究经学。杨谭的儿子杨宝，两汉之交的经学大儒，先后拒绝王莽以及后来光武帝的征召，他的孙子杨震，也是归隐到五十多岁才接受朝廷的征召。

杨震以后，弘农杨氏才真正开始开枝散叶，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