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等这批民主人士离港之前，周恩来曾经电示钱之光和在大连的冯铉、刘昂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根据周恩来的电示更加精心、谨慎行事，对这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穿戴也煞费苦心，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便服，化装成到东北做生意的商人，口袋里还装有货单准备应付检查。

在这批上船的民主人士中，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人士，可他秘密地离港走了，连香港当局政治部也不知道。李济深走了几天，该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先生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离开香港，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样交待？”话语不无责怨。可是，李济深没几天就安抵大连了。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这次北上的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寰澄等人，由刘恕护送。他们于3月25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火车站迎接。

至此，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钱之光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亲自部署，接送在港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使命，便按期胜利地完成了。

周恩来在部署迎接在港的民主

人士北上的同时，也部署迎接上海、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驻地的李家庄。主要路线是：在上海的，秘密经苏北或山东转石家庄；在北平、天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站沧州南边的泊头镇转往石家庄，由设在石家庄的交际处转送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

1948年8月，当时的城工部就开始接待工作，到11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知、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 而后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

中央统战部热情接待后，同他们个别交换意见，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10月8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局

组织已到或将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鳌、朱学范、李德全等举行座谈，征求意见，以达到沟通思想、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11月21日、23日，东北局高岗、李富春组织了两次座谈会，邀请民主人士座谈两个《草案》。

3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电，将两个《草案》转告尚在香港的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等人，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反复协商，于11月25日，我党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新政协会议的召集、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

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函中共上海局，将东北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文题（草案）》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11月25日商谈的共同协议转发给他们供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12月19日，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从香港到达沈阳后，随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同志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对召开新政协诸文题草案的理解，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