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

图为赫鲁晓夫

他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苏联内部的经济问题和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农业政策方面，赫鲁晓夫推行的集体化和土地政策改革同样遭遇了困难，未能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的问题，反而引发了农民的不满和抵制。

此外，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决策，如古巴导弹危机，也暴露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弱点。国际环境的变化，如冷战的结束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也对苏联的稳定构成了压力。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加之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使得联邦结构稳定性受到挑战。在思想上，意识形态的僵化与失败，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误解，削弱了苏联的凝聚力。在经济上，苏联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和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苏联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念，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试图支持这些国家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苏联的某些行为，如在联合国会议中的立场选择，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军事存在，被视为与其宣称的国际主义原则相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比如印度的经济援助，虽表面上为印度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实则隐藏着更深层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苏联通过对印度的贷款和贸易协定，实施了一种有限制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要求印度使用贷款购买苏联商品，而且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从而掩盖了贷款的真实利息率。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印度的经济自主性，还使其陷入了对苏联的依赖。

从1955年到1966年，苏联给予印度的贷款高达12亿美元，但这些贷款的条件却是苏联商品价格高出世界市场20%到30%。这种价格差异不仅在出口商品上存在，在印度向苏联出口商品时，价格同样被压低，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经济负担。苏联的这种经济策略，被印度杂志《经济评论》描述为通过高价诈骗手法攫取剩余价值，而印度的经济已被抵押给了苏联。

苏联对印度的控制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涉及到工业和军事领域。苏联建造的企业控制了印度钢产量的30%，发电量的20%，石油加工的35%，以及其他重要工业产量的大部分。这些企业大多在苏联工程师和监工的指挥下建造，使印度在技术和工业上进一步依赖于苏联。此外，苏联还将印度视为军火市场，尽管具体的军火供应价值没有官方数据，但估计数额巨大，进一步加重了印度的债务负担。

到了1971年至1972年的财政年度，印度的外债已经成为其出口收入的重要部分，其中28%用于偿还苏联债务。这种经济状况导致印度可能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苏联的经济策略不仅限于攫取财富，还包括通过合股企业等方式直接分享印度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直接掠夺印度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

冷战时期的中东地区是当时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关键舞台。其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不仅因为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也因为它丰富的石油资源，对全球能源供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能源依赖度高的欧洲和日本，中东的石油几乎是其经济发展的命脉，所以成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角力的前沿阵地。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是其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影响力的一部分战略布局。

埃及的历史尤其引人注目。自从纳赛尔上台以来，埃及就开始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寻求更加独立的发展道路。苏联对埃及的支持，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和阿斯旺水坝的建设上，显著地改变了埃及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经济结构。

纳赛尔

这一时期的苏联不仅为埃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还派遣了成千上万的顾问参与埃及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工作。这种深度的军事关系导致埃及在经济上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依赖，特别是在1967年，埃及欠下了巨额债务。埃及的武器系统在军事战略上过度依赖苏联，限制了埃及在军事冲突中的自主性。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埃及军队遭受重大损失，这进一步加深了埃及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对埃及使用其武器的限制，如只有在以色列发动突袭时才能使用，更是限制了埃及的军事行动。

苏联对埃及的影响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扩展到了经济交易。苏联成为埃及棉花的主要买家，并逐渐增加对其他埃及产品的采购，如棉纱、针织品和农产品等。这种贸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对埃及经济的控制和剥削。埃及的资源和产品被苏联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购买，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加剧了埃及的经济困境。

埃及并不是被苏联看中进行渗透的唯一中东国家。除了埃及，还有在六十年代后期，伊拉克实施了石油股权的国有化，这一举措导致西方技术人员的撤离，使得伊拉克政府面临技术援助的缺失。在此关键时刻，苏联提供了所需的技术支持，并与伊拉克签订了贸易协定，以固定价格购买伊拉克石油。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复杂性，也展示了资源控制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影响了国际石油市场。1972年，伊拉克政府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此后，该公司的业务由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接管。这一变化标志着伊拉克对其自然资源的完全控制，同时也意味着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减弱。

伊拉克

在国有化之后，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加深，苏联通过提供军事援助来加强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这种援助不仅包括技术支持，还包括军事装备，伊拉克利用这些资源来防御其邻国伊朗。这一时期，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的角力愈发激烈，双方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1973年的十月战争是中东地区的又一次重要冲突，苏联在这场战争中通过出售军火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些军火的支付方式与以往不同，苏联坚持要求以硬通货，即美元支付。这些美元来自于阿拉伯主要石油出口国，它们将资金提供给前线国家，以支持阿拉伯的事业。

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产油国家通过石油禁运作为对抗美国的手段。与此同时，苏联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渗透西欧石油市场。据报道，苏联迫使伊拉克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石油，然后再以高价转卖给西欧国家，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从十月战争以来，阿拉伯产油国家和第三世界其他产油国家团结起来，提高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石油价格。然而，由于之前与苏联签订的贸易协定，大多数出售给苏联的石油价格被锁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阿拉伯人民以及中东其他各族人民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同两个超级大国斗 争——苏联虽然标榜自己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而事实上却是一个凶狠的帝国主义剥削者。

我集中分析了苏联在印度和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两个地区使我最清楚地看到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然而苏联并不满足于把它的渗透只是局限于这两个地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苏联都在试图同美帝争夺资本输出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并企图把别国变为它的“势力范围”。

第三世界

根据瑞典政府收集的数据,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平均每年贩卖的军火是九千五百万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一点三，到丁七十年代初期，已增加到占世界军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左右。仅仅在一九七二年，苏联就贩卖了价值二十二亿美元的军火。近年来，苏联改变了它对第三世界掠夺的某些方式，从“经济援助”改为“军事援助”。例如，一九六六年的“经济援助”是“军事援助”的三到四倍，可是一九七零年的军火出口，达到了“经济援助”的四倍。

正如前面所说到的，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不是用来帮助受“援”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这种“援助”只能起到阻碍这些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经济的作用，并束缚住这些国家的手足，好让苏联统治者在他们身上无止境地榨取利润。苏联一方面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大念其“和平”经。在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他们建议所有国家的军事预算，都一律要削减百分之十。这一建议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大家都很清楚这完全是宣传性的骗人鬼话。

1978年的宣传标语

甚至在拉美这一美帝传统的“基地”，苏联也正在那里加紧同美国争夺。苏联人向不少拉美国家积极提供了“贷款”，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他们的美国对手的地盘时，几乎总是先从这方面着手的。苏联对南美沿岸渔场的掠夺尤为粗野。苏联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捕鱼船队，他们的拖网渔船一网捕得的鱼的吨数，比美国最大船只所捕的要多好几倍。他们在南美沿岸渔场捕鱼，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造成了许多当地渔民的贫困。这些渔民根本没有能力同帝国主义，尤其是苏联的现代化的大规模的捕鱼船队进行竞争。

拉丁美洲地区

因此，拉美人民和政府要求，把他们的领海权扩大到两百海里。这一正义要求，得到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然而，苏联和美帝以及一小撮其他海洋强国合成一伙，企图反对两百海里界限，而把十二海里界限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

苏联还建议巴拿马运河“国际化”，这同巴拿马人民坚持收回运河主权，反对“国际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亚洲，许多对苏联商船和海军活动关系重要的海峡，也成了“国际化”的目标。苏联反对第三世界国家掌握本国海底资源和海峡的要求，因此它发觉自己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两个超级大国都遭到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严厉谴责。

巴拿马运河

像美帝一样，社会帝国主义也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讹诈，并在世界市场上推行“倾销”商品的恶劣政策，全然不顾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因他们倾销商品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苏联同马来西亚的关系是这种讹诈的一个典型例子。据《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二年报道，“今年开始谈判签订一项技术合作条约的时候，俄国人企图对马来西亚进行讹诈，烕胁说将更多地使用合成橡胶。由于苏联早就成了马来西亚天然橡胶的最大买主（每年购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弦外之音昭然若揭。”苏联的仆从国印度也曾经在背后吃过它这样的一刀。据报道，苏联“用卢比以慷慨的价格买进印度产品，然后再拿到印度的传统市场上去折价卖出，赚进硬通货。”社会帝国主义还利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众所周知，一九七一年苏丹的未遂政变，正是他们企图在苏丹共产党支持之下，建立一个亲苏政权的精心作品。在另一些国家里，只要有助于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他们竟然命令“共产”党解散，例如在埃及就是这样。在智利，亲苏的“共产”党跟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鼓吹所谓“通向社会主义和平道路”的谬论。实际上，智共领导和社会帝国主义所追求的，不过是把美帝卵翼下的傀儡国，“和平过渡”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控制的傀儡国而已。由于智利“共产”党的破坏，给那里的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悲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正如前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以争夺为主。但并不排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以多种形式进行勾结，其中竟然包括给美国的公司保险，这种保险业务是提防美国公司财产被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没收而开设的。苏联参加“分保”业务，风险较小，但却有外快可捞，同时，还有助于镇压真正的革命斗争，这正是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国所共同关心的事情。

漫画

美国政府的私人海外投资公司是用来保护美国垄断资本免遭没收危险的。该公司于一九七二年四月披露，苏联正在帮助给美国公司保险，提防在七十个发展中国家遭到没收。苏联国家保险机构国家保险管理总局的子公司，即伦敦黑海波罗的海保险公司，正在为私人海外投资公司在伦敦劳合作名下的二千六百万美金的部分投保额承担再保合同。因此，在阻挠第三世界国家没收美国公司中，苏联是有着直接财政利害关系的。如果在这些国家里苏联确实能设法占到上风把美国排挤出去的话，他们偿付保险费的损失肯定会在其他收益中得到补偿，并且还会绰绰有余。社会帝国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方式从两方面保护着自己的利益。

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变，废黜了合法的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人民和越南、老挝两国人民紧密团结，进行了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中，苏联拒不承认西哈努克领导的合法政府（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尽管西哈努克政府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国土，解放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并获得了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承认。

西纳努克亲王

相反，苏联在外交上却承认了龟缩在金边和其他几个城市的朗诺集团。一九七三年秋天，在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七十个出席会议的政府一致要求承认西哈努克政府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使苏联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直到这时，社会帝国主义才作了应变的退却。他们向西哈努克发了一个照会，然而仍未明确声明承认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苏联至今仍然把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描绘为“骨肉相残”的战争。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抹煞柬埔寨解放斗争的性质，即它是一场受到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拥护的、反对美帝和一小撮卖国贼的人民战争。

朗诺

然而苏联对柬埔寨的叛卖远远超过了它对朗诺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支持。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杂志的调查披露，朗诺集团的保险公司（国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苏联的国家保险管理总局和其他六个外国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因此，英勇的柬埔寨人民流血牺牲，力图阻挡从南越沿着湄公河运来的汽油、军火等物资，都是得到苏联保险的！真是令人作呕。

我举例说明苏联是怎样掠夺并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不过是为了要证明这一点，即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出自于它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列宁在他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的规律同样支配着苏联。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中有许多方面今天依然影响着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垄断市场的需要、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等等），然而所有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即迫使其不得不推行侵略和掠夺政策的特征，却是帝国主义要向世界各个角落输出资本并榨取超额利润的迫切需要。

列宁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以贷款、工业设备、铁路等形式的资本输出取代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传统剥削形式，即资本家主要通过贸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口工业品换取原料。

帝国主义为了输出资本掠取财富而去征服其他国家的那股劲头，完全不同于这国或那国政府或商人想取得一点经济特惠的愿望。他们那股劲头，正是构成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推动力。通过马列主义的思想才能紧紧掌握住苏联的帝国主义本性；并了解到，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的规律决定了苏联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而苏联早已背弃社会主义的行为必然使其堕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