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世界的命运如同一幅巨大的棋盘，每一个棋子的移动都牵动着历史的脉搏。布什政府，这位新世纪的棋手，试图在中东这片沙漠的绿洲中，播下和平的种子。他们向以色列施压，希望它能够收起扩张的爪牙，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诞生。然而，这一切似乎都被时间的沙漏埋葬，随着“9·11”的阴影笼罩下来，美国决策者们相信，解决以巴冲突，或至少是认真尝试，将削弱恐怖主义团体的支持，并促进国际反恐联盟的建立。
但是，布什政府的努力如同对抗沙漠中的狂风，无力让耶路撒冷改变其政策。华盛顿最终选择了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立场。随着时间的流逝，布什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接受以色列的理由，美国和以色列的声音变得如此相似，以至于《华盛顿邮报》用一条大字标题来归纳这一局势：“布什与沙龙在中东政策上几乎相同”。以色列游说集团成为这一变化的核心推手。
故事回到2001年9月底，布什总统开始向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施加压力，要求他在被占领土上表现出克制。《纽约时报》描述了布什政府对沙龙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进行会晤。10月初，布什首次公开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一立场的转变令人震惊，因为即使是克林顿总统也是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才敢公开提及“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些发展感到惊讶和恐惧，他们担心华盛顿可能会“出卖”以色列，以赢得阿拉伯人的欢心。沙龙愤怒地指责布什，警告说以色列“将不会是捷克斯洛伐克”。沙龙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入侵了希伯伦的巴勒斯坦人地区。
布什对沙龙的行动感到愤怒，白宫新闻秘书称沙龙的评论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以色列总理形式上道了歉，但基本问题依然悬而未决。10月底，以色列国防军对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控制领土发起了大规模入侵。
沙龙和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迅速行动，试图说服布什政府和美国人民，美国和以色列面临共同的恐怖威胁。他们强调阿拉法特与奥萨马·本·拉登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因此美国和以色列应该孤立这位民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
沙龙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关注在“9·11”事件之后就开始了。他担心布什政府会区别对待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担心布什为了赢得阿拉伯人的支持而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美国新世纪计划向布什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将以色列描述为“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最坚强的盟友”。
布什的反恐政策框架在他支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但沙龙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对这一新议程感到不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称推动布什这一想法的顾问们是在削弱美国的反恐战。
到11月底，耶路撒冷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显著改善。沙龙在12月初访问白宫，与布什进行了友好的会晤。布什不再要求以色列加以克制，而是要求阿拉法特采取更多措施来制止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
沙龙在2002年2月再次访问白宫，布什现在似乎愿意接受沙龙的观点，即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主义，是解决以巴冲突的主要障碍。布什相信“卡林A号船”事件背后的主谋是阿拉法特，尽管证据并不确凿。布什在白宫表示，阿拉法特必须用他的权力来打击恐怖活动。
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如同两颗紧密相连的星球，它们的轨迹似乎预定了彼此的命运。然而，就在2002年春天，这两颗星球之间的和谐被一次悲剧性的事件所打破——一场血腥的逾越节家宴袭击，30名无辜的生命在哈马斯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中消逝。巴勒斯坦当局的谴责和承诺似乎无法平息以色列人的愤怒，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沙龙将他的怒火化为行动，发起了防御盾牌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这场行动中重新控制了西岸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的巴勒斯坦地区。
布什，这位在全球舞台上的强者，立即意识到以色列的行动将如何损害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削弱反恐战争的努力。他的声音如同远古的先知，呼吁沙龙“停止入侵和开始撤离”，这是一个对和平的渴望，一个对暴力的终结的呼唤。
但是，布什政府的这一立场却遭到了内部的强烈反对。鲍威尔，这位在外交战场上的勇士，因为他对以色列的缺乏同情和计划会晤阿拉法特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感受到了来自副总统办公室和五角大楼那些以色列坚定支持者的烈火般的批评，他们推动布什和赖斯放弃了约束以色列的努力。赖斯的电话如同战鼓的敲击，不断地传达着白宫中某个要人的观点。
新保守派在媒体上对鲍威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的言辞如同利剑，试图削弱他的立场和影响力。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被描述为一场灾难，他的努力似乎被认为是对美国威望的伤害，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破坏，最重要的是，对美国道德清白的伤害。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布什本人也成为了目标。他受到来自犹太领袖和基督教福音派的压力，他们的声音如同雷霆，要求布什政府停止对沙龙的施压。布什的立场在外界的压力下开始动摇，他的话语开始变得温和，他的行动开始退缩。
在这场政治角力中，以色列游说集团展现了它的力量。他们在华盛顿发起了一场主要集会，集会上的声音如同战争的号角，呼唤着对以色列的支持。国会也开始倾向于支持沙龙，他们通过了两项决议，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
沙龙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对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态度盛气凌人，他们的胜利在以色列的报纸上被吹嘘。世界各地的评论家注意到了布什所受到的羞辱，他们开始质疑，真正的超级大国是谁。
布什如同一位航海者，在波涛汹涌的国际政治海洋中寻找着和平的灯塔。他的目标是结束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巴勒斯坦国。他深知，平息这场冲突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更是中东地区稳定的关键。然而，布什的航船并未能靠近和平的港湾，主要原因是自2002年春以来，他与以色列游说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几乎未曾改变。这种局面赋予了以色列领导人对布什中东政策的影响力，使他们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政策置之不理或使之失效。
为了摆脱2002年初的困境，布什在6月24日发表了一次重要的中东政策讲话。这次讲话引人注目的两个原因是：首先，布什坚持认为，和平进程的推进需要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他的话语如同一把锋利的剑，直指阿拉法特必须放弃权力。这一言论在以色列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孤立阿拉法特。布什的讲话如同一道雷霆，政治上击中了这位看似不朽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导人。
其次，布什呼吁在2005年之前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必须停止，并且以色列军队需要撤回到2000年9月28日之前的位置。尽管布什关于未来协议的具体细节留下了许多疑问，但他的这些评论却是重要的。布什政府与国际社会紧密协调，形成了一份导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的“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就像一张精心绘制的宝图，标注着通往和平的路径。
布什政府在2002年夏天决定，路线图是解决以巴冲突的最佳途径。但直到2003年春天，这份路线图的实施仍然停滞不前。这种拖延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谜题——需要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让位，同时也需要时间来设计出路线图的细节。与此同时，布什政府正忙于准备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在2003年3月19日打响。路线图的实质性运动最终在3月7日开始，当时阿拉法特通过提名马哈茂德·阿巴斯为巴勒斯坦当局的总理，表明他正在削弱自己的政治权力。不久之后，布什宣布他准备推动路线图，而在4月30日，会谈四方发布了这一和平计划的详细内容。
总统在6月初进行了中东之行，以推动路线图，并试图加强阿巴斯相对于阿拉法特的力量。在萨达姆被推翻后不久，布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那得意洋洋的“使命完成”的照片，成为了他国内受欢迎程度的象征。他处在一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向各方施压，要求他们严肃对待和平。他先是在埃及会晤阿拉伯领导人，然后在约旦的亚喀巴与阿巴斯和沙龙会晤。这些会晤是诚恳的，布什直接介入和平进程似乎是朝着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路线图的前景仍然不明朗。尽管沙龙偶尔在口头上应对会谈四方的计划，但他反对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因此他没有兴趣与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他对路线图的反对早在2003年3月之前就已经明确。
图为 阿巴斯
考虑到沙龙对路线图的反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主要团体的负责人将布什的计划看作“无路可走的路线图”就几乎没有什么好让人吃惊的了。在布什宣布推动路线图的数小时内，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在白宫与一个犹太领导人代表团进行了会晤。这一会晤的目的是减轻美国犹太人对此计划的保留意见，但赖斯并未能缓和许多会议参加者的关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在国会山发起了一封致布什总统的信函，敦促他在有关路线图的问题上不要向以色列施压。
结果，当路线图的详细内容在4月30日全部写出来的时候，以色列强硬派并不是非常担心。布什政府已经私下与沙龙及其助手达成了一系列的谅解，这些谅解缓和了他们对和平计划的担心。然而，在布什的中东之行后，沙龙肯定是担忧的。这次中东之行被普遍看作是推进总统和平努力的重要一步。就在总统回到美国之后不久，以色列进行了杀死哈马斯主要领导人的不成功图谋。这是5天中7个定点暗杀目标中的第一个。布什对此并不满意，但他只是对沙龙进行了轻微的责备。
到第二天的6月12日，白宫进行了又一次的彻底改弦更张，转而坚定地支持以色列。那个月稍晚的时候，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以表达同以色列人民团结在一起，并且说以色列完全有理由使用武力来对付恐怖主义。虽然布什试图对以色列的行动加以约束，但他却以忍受又一次的羞辱失败而告终。
哈马斯
2003年的夏末，世界见证了一幕政治舞台上的微妙变化。布什政府开始对那堵被称为安全墙的巨大结构发出反对的声音，这堵墙不仅是一道物理障碍，更是和平谈判的象征性障碍。它的存在，就像一条蜿蜒的龙，将土地切割，将人民隔离，成为巴勒斯坦人生活中的额外困难。
布什在白宫的舞台上表达了他的不快，他的话语如同一阵风，试图吹散那堵墙的阴影。但沙龙，坚如磐石，站在布什身旁，宣布他将继续建造这堵墙，尽管他承诺会减轻它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的苦难。布什没有挑战沙龙，而是接受了他的观点，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视为和平的根本障碍。
尽管布什政府继续对安全障碍表达不满，但国会中的以色列支持者们却像一群警卫一样，围绕着白宫，强调如果总统试图因为以色列自身的防卫而惩罚以色列，他们将动用一切权力来保证担保贷款不受阻挠。以色列人对此并不担心，他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政治现实往往是由政治力量塑造的。
然而，担保贷款问题并未消失。布什政府宣布将从拨给以色列的担保贷款中削减2.895亿美元，这一行动虽然看似严厉，实则只是轻微的惩罚。美国没有削减给以色列的直接外援，这才是美国对以色列物质援助的核心。这次削减只是意味着以色列需要为其借贷的一小部分支付更高的利息，对于繁荣的以色列来说，这不过是沧海一粟。
布什政府在2003年秋天赢得了一场小胜。沙龙威胁要将阿拉法特驱逐出西岸地区，但美国的介入使得阿拉法特得以留在他的土地上。这是一场微妙的权力游戏，美国展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但这些小胜并没有改变整体的趋势。相反，沙龙通过提出自己的单边撤离计划，开始了一场旨在破坏乔治·布什路线图的长征。沙龙的计划不是为了寻求和平，而是为了解决人口统计学上的问题，确保犹太人在“大以色列”中的数量优势。
巴勒斯坦人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以色列将控制解决方案的条件，而巴勒斯坦人最终将得不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沙龙的顾问维斯格拉斯的话揭示了这一计划的真实意图——冻结政治进程，防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防止对难民、边界和耶路撒冷问题的讨论。
尽管布什公开支持沙龙的单边手段，称之为“勇敢的步骤”，但在2004年春天，布什的一次大转弯颠覆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他宣布以色列不必归还它在1967年占领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将不被允许回到他们在以色列的家园。这一步骤虽然在中东引起了愤怒，但在美国却被看作是布什再次竞选总统的政治表演。
《纽约时报》的弗里德曼抓住了布什有关以巴冲突困境的本质。沙龙不仅将阿拉法特囚禁在拉姆安拉的家中，也将布什囚禁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沙龙让坦克包围阿拉法特，而犹太人和基督教亲以色列的游说人员、副总统迪克·切尼、政治经理人员包围布什，确保总统一事不做。
在这整个期间，以色列人继续在西岸地区修建定居点，尽管美国抗议，尽管路线图明确要求以色列“冻结所有的定居点活动”。他们也继续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有时候是在最无济于事的时刻。例如，以色列国防军在2002年7月22日使建议的巴勒斯坦停火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在当时杀死了著名的哈马斯领导人西克·萨拉·西哈达以及其他14人，其中包括9个孩子。虽然白宫谴责这次袭击“下手过重”，但是却没有迫使以色列结束其定点清除的暗杀政策。
2004年3月22日，以色列使用美国制造的狱火导弹暗杀了哈马斯领袖西克·阿默德·亚辛。这一举动被普遍看作对美国中东立场的严重打击，原因不仅是因为以色列使用了美国武器，而且也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相信，布什政府为以色列杀死一个坐在轮椅上半身瘫痪的人开了绿灯。在不到1个月后的2004年4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最终杀死了兰提斯。
历史的河流在2004年11月转了一个弯。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去世，如同一颗陨石坠落，震动了巴勒斯坦的天空。而在这片星空中，新的星辰——马哈茂德·阿巴斯——升起，承载着和平的希望。他在2005年1月的选举中胜出，那是一场被外界观察家誉为自由公正的选举，如同一束光照进了长久的黑暗。
乔治·W·布什，刚刚赢得了第二个任期的美国总统，本应是支持温和的阿巴斯的理想人选。阿巴斯，这位承认以色列、放弃恐怖主义、渴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领导人，本应是和平进程的关键。然而，布什政府虽然在表面上支持阿巴斯，却未能为他建立一个可持续国家提供实质帮助，最终削弱了他的权力基础。
布什几乎无法帮助阿巴斯，因为他已经承诺支持沙龙及其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的单边撤离计划，这与他自己宣布的路线图相抵触。布什支持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承诺给巴勒斯坦人一个可生存的国家。
在这场政治舞台上，一些亲以色列团体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正统犹太教组织反对放弃任何领土给巴勒斯坦人。但是，像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这样的主要组织却支持以色列的撤离。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高级官员估计，介于60%至75%的领导人赞成撤离，这足以保证以色列游说集团最终支持沙龙和布什改变政策。
沙龙拒绝与阿巴斯进行会谈，使阿巴斯无法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看得见的好处，这直接助长了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选举中获胜。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布雷德利·布尔斯顿在那次选举前写道，以色列似乎成了哈马斯竞选经理，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持有异议。哈马斯的掌权为以色列提供了另一个不与巴勒斯坦人谈判的理由，布什政府也更加无法推动双方进行会谈。
然而，以色列的单边撤离政策在2006年夏天失败了。在2005年8月撤离加沙地带后，以色列人实际上用警戒线将那一小片土地隔离起来，使得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更不用说拥有自己的国家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在2006年6月25日俘获了一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人感到局势变得不可容忍，因此在三天后重新进入加沙地带。
在数周之后的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在沿以黎边境抓获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引发了一场战争，战争中真主党将火箭弹投射到以色列北部。这场危机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单方面从西岸的部分地区撤离本身不会结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结果，在以色列公众的支持下，奥尔默特在2006年夏末放弃了单边撤离行动。在2007年1月接受中国新华社的一次坦诚的采访中，奥尔默特说，他曾对采取单边战略能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抱有信心，但他错了，现在，通过谈判而非单边撤离，将是实现两个国家解决方案更现实的做法。
黎巴嫩真主党
在中东这片历史的沙漠中，政治的风暴不断地改变着地貌。2006年底，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如同一位和平的使者，试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她的目标是勾勒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的轮廓，一幅和平的蓝图，她称之为“政治前景”。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人在2007年3月重新点燃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和平火炬，提出了一项宏伟的计划，旨在建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乃至所有22个阿盟成员之间的和平关系。这份计划，如同一份古老的契约，承诺了土地的归还，首都的共享，以及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都急切地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这不仅是为了平息恐怖主义的火焰，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对抗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和伊朗核问题的迷雾。沙特阿拉伯人，虽然渴望与美国并肩遏制伊朗，却发现自己被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所束缚，这在他们的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怒。
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进程的种子似乎已经播种，但它们却未能发芽。奥尔默特对阿盟的倡议几乎无动于衷，这使得这份计划似乎注定要重蹈2002年和平计划的覆辙。以色列总理对计划中的某些条款表示不满，如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土撤离。他同样拒绝在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尽管如此，如果以色列愿意以阿盟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那么这些争议和其他问题都可以在随后的谈判中解决。以色列《国土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府会欣然接受这一和解的机会，并在区域层面上寻求对话。
布什政府对推动奥尔默特接受阿盟的建议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它确实敦促过阿拉伯领导人将建议修改为以色列所喜欢的内容。赖斯的和平努力至今未能成功。她在与犹太人组织领导人的会晤中明确表示，布什政府不会对以色列施压，也不会提出“政治前景”的具体建议。
奥尔默特
2007年3月底，赖斯再次访问以色列，提出可能充当调停者的想法，但奥尔默特断然拒绝。《每日电讯报》的标题“以色列冷落康多莉扎·赖斯”道出了一切。国务卿空手而归，布什政府在其任期内实现阿以和平的前景渺茫。
赖斯
这一结果不仅是对国务卿的羞辱，而且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奥尔默特对谈判和平决议不感兴趣，因为那意味着以色列必须放弃西岸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其次，美国内部的亲以色列力量使得美国无法推动奥尔默特走向和平。
尽管赖斯试图加强阿巴斯的地位，但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这一战线上也限制了她的效力。布什总统提出的6800万美元援助被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妮塔·洛维阻止，最终只批准了5900万美元，用于非致命性设备和安全改善。
然而，布什政府孤立哈马斯的努力在2007年6月适得其反，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夺取了权力。在支持阿巴斯的努力中，以色列释放了巴勒斯坦囚犯并放松了经济限制，但并未给予阿巴斯建立权威所需的东西：一个可生存的国家的现实前景。因此，冲突继续恶化，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立场。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曾多次利用其影响力，迫使其他国家改变其行为以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苏联的解体到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放弃核武器，再到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展示了其强大的外交能力。然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美国的这种能力似乎受到了限制，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存在。
如果没有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话，布什政府可能会更加坚定地推动以巴和平，更加以美国的利益为重。美国拥有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所有工具，包括切断经济和外交支持，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美国可以承诺实现他们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一个可生存国家的梦想，并提供长期经济援助。但是，这样的决议并非易事，因为以色列内部的分裂、巴勒斯坦领导的失效，以及双方的暴力拒绝派，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尽管美国公众舆论调查显示，美国人民支持对以色列施压以实现公平解决方案，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使得美国政府难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布什政府的每一次尝试，无论是2001年秋天正式支持巴勒斯坦国的想法，还是2002年春天呼吁以色列从西岸撤军，或者是后来的路线图倡议，都受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有效阻碍。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以巴和平进程，它们还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在中东地区的支配力量地位。这种影响力延伸到了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政策，以及重组中东的宏大计划。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以色列政府如何影响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期望通过这一大胆的打击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