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24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江苏路派出所接到江苏路480弄月邨居民的报案，说住在月邨80号的蒋梅英蒋大娘自从10月22日开始就没有再出过门，如今已经是第三天了，邻居们都觉得奇怪，去敲门怎么敲屋里都没有回音，于是就来派出所报警。于是，江苏路派出所于是派出两名民警跟着报案居民来到月邨80号蒋梅英的房门前。
江苏路480弄月邨
年龄稍大的中年民警老方看房屋窗帘都被严严实实地拉了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房里面的情况，于是就让跟着来的年轻民警捡来一块板砖，然后用这块板砖敲碎了一块窗玻璃，伸手进去打开了该扇玻璃窗，年轻民警仗着自己身材较瘦从窗户进入室内，结果就听见里面“哎哟”一声，然后房门被打开，老方和一帮邻居们一拥而入，屋内弥漫着一股子尸臭的味道，而时年72岁的蒋梅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枕巾，全身都已经僵硬，早已气绝身亡。
老方看这一屋子的人，顿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这么多人进来，现场全被破坏了，立即焦急地大叫：“大家赶快出去，全部出去！不要破坏现场！”然后命令年轻民警看守现场，自己则跑回派出所向长宁分局报告。
今日的月邨小区入口
在随后的40分钟里，长宁分局刑侦队和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才恢复刑事侦查处）刑侦一队的侦查、技术人员以及法医陆续赶到现场，奉治安处长端木宏峪之命，这起案件的侦办由时任市局治安处刑一队队长的裘礼庭负责。
与老战友谷在坤和张声华在一起的裘礼庭（右一，此时他们都已经退休）
在痕迹检查、拍照和摄像工作都进行完后，裘礼庭戴着手套、穿着鞋套进入现场，先轻轻撩开盖在蒋梅英面部的枕巾，发现她的嘴唇上和鼻孔中都有血迹；然后发现靠近蒋梅英头部的被面上有几点血点和掺着血的唾液痕迹；接着看到死者所躺着的床的左边的一只箱子上放着一叠被子，箱子表面和被子底部都有灰尘，说明被子是新放上箱子上的。床的右边有个床头柜，下面放着一双塑料拖鞋，一只鞋头朝里，另一只鞋头朝外；床沿的地上放着一双女式布鞋……
当裘礼庭走出房间时，那个出现场的江苏路派出所中年民警老方一脸懊恼地走了上来：“裘队长，都怪我疏忽了，都怪我大意了，没能保护现场……”
裘礼庭摆摆手，错都错了现在说什么也迟了，再责备他也没有用，下次注意吧。
经过清点，蒋梅英家里的贵重物品以及钱财（总共现金人民币19600元，美元200元以及400元的国库券）都没有什么损失。她在美国的孪生妹妹给她写的家信和邮寄的照片也全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原来的地方——这不像是财杀啊。
今日的月邨别墅
当晚，在长宁分局的会议室里，参加现场勘查、群众走访的侦查、技术人员以及检查尸体的法医齐坐一堂，这是本案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照例由法医先发言。
主持蒋梅英遗体尸检工作的市局法医李延吉清了清嗓子：“死者女性，年龄72岁，根据尸体解剖情况看，死者喉部又被右手掐过的痕迹，喉部两侧有明显的皮下出血。死者胃部内还有375克食物没有消化，里面没有发现毒物迹象。从胃内残留食物分析，死者是在饭后1至2个小时死亡的。从尸斑尸僵的情况来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为60个小时左右……”
“换句话说，蒋梅英的死亡时间应该在10月21日19时至21时左右喽？”裘礼庭问道。
李延吉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看来，此案的性质定为谋杀是毫无疑义的了。”
对于裘礼庭的这个判断，在场众人都表示没有异议。
80年代民警开会的场景
“那么，接下来要确定的是就是谋杀案的类别，要么财杀、要么仇杀、要么情杀。首先财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蒋梅英家里的贵重物品都没有丢失，家里的门窗以及橱柜抽屉的锁都完好无损，没有撬动迹象，我个人认为财杀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裘礼庭说着手指弹了一下手中的烟身，将一截烟灰准确地弹入烟灰缸。
一名负责群众走访的侦查员接着说：“邻居一致反映，蒋梅英平日里为人和气，从不和他人争吵，楼里的公共部位都是她主动打扫的，就连公厕也都是她一人打扫的，所以邻居都很感激她，她和邻居之间处的一直很和睦，没有见她有什么仇人。”
另一名负责走访的侦查员说：“根据蒋梅英亲戚和邻居一致反映，蒋梅英虽然年岁大了，也爱打扮，但作风一直很正派。自从她丈夫十多年前去世开始就一直守寡，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当行为。和她来往的好友也都是女性。”
“那么，这个案子视作情杀和仇杀的依据也不足喽。”裘礼庭笑着说道。
三种假设都被否决了，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长宁公安分局团委书记周荣鹤要求发言，在得到裘礼庭的点头后他说：“我曾当过蒋梅英的户籍警，对她的历史有些了解。据我所知，她在解放前曾是大特务戴笠的姘妇，与许多国民党特务有过来往……因而，这次她的遇害，会不会是台湾方面策划的一次谋杀事件？”
“你的意思是，蒋梅英的被害当属于政治谋杀？”与会众人中很快就有人提出疑问。
“是的，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领导和在座各位参考。”周荣鹤回答道。
……
第一次案情分析会没有得出有价值的共识，当晚裘礼庭要来全部蒋梅英的资料履历和档案，将自己关在宿舍里仔细研读起来。
经查，蒋梅英的真实身份确实很不一般。她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父亲蒋柯亭曾获圣路易斯安那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后为振泰纱厂厂长。1932年9月25日，21岁的蒋梅英与商人周雨青之子、执业上海通商银行的周君武，在工部局万国商团演武厅举行军礼结婚，婚后夫妇俩感情深厚并育有一儿一女。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保存至今的圣玛利亚女校旧址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宋子文在上海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招待十名访华的美军将领，并邀十名既漂亮、又懂英文的小姐和太太作陪，蒋梅英亦在其中。由于她舞姿优美、气度不凡，很快就引起了参加宴会的戴笠的注意，并邀请她一起跳舞……散席后，戴笠还用自己的小车送她回家（多说一句，要不是现场有宋子文和戴笠，搞不好这场宴会又会成为高级版的“景明楼”事件）。
据说这就是年轻时的蒋梅英
裘礼庭不知道戴笠当时到底对蒋梅英动没动“那个方面”的念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戴笠就因为飞机失事而一命呜呼。可是蒋梅英作为“戴老板”的“生前好友”，也参加了军统为戴笠举行的小型追悼会，也难怪有人添油加醋地炮制了蒋梅英和戴笠的“花边新闻”。
戴笠的葬礼
新中国成立后，周君武和蒋梅英夫妇留在上海，周君武加入人民银行工作，因为工资丰厚，蒋梅英得以继续当“家庭妇女”。文革开始后，夫妇俩固有的一身“黑历史”导致他们被抄了家、赶出洋房，“下放”到一间阁楼里“蜗居”，期间周君武因病于1971年去世，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蒋梅英生活越发困难，被迫向人民银行革委会的“抄家小组”每月从被抄没的家产中支取少量生活费。
文革结束后，人民银行在1976年年底对蒋梅英落实了政策，蒋梅英得以搬回原来的月邨别墅洋房居住，但此时房子里已经又住进了好几家人家，因此蒋梅英选择了80号的那一个单独门牌独居。1979年，原先被抄家的家财和存款被人民银行全部折成现款，扣除之前发放的生活费外折算成人民币24000元的现款一次性发还给了蒋梅英，蒋梅英将这笔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巨款存入银行，用每月的利息度日，再加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女儿按月寄来的生活费，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在分析了蒋梅英的档案后，裘礼庭认为蒋梅英本身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或历史问题，台湾的特务放着那么多更有价值的目标不去下功夫，干嘛要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过不去？因此“政治谋杀”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随即，裘礼庭通过自己丰富的刑侦经验以及现场勘查和法医尸检的结果，对本案的案发过程进行了刻画：10月21日19时至21时，蒋梅英正在家中准备休息，忽然听得有人敲门，她应该认识这个人，于是就开门让这个人进来，两人在房间中心位置交谈（现场勘查显示，罪犯足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房间中心位置），没说几句话两人爆发激烈争执，来人就动手掐住蒋梅英的脖子，导致她窒息死亡。从掐痕看，凶手用力比较大，应该是一名强壮的男性。
有鉴于此，裘礼庭决定先查在月邨80号所在的别墅楼里的所有男性居民进行排查，这栋楼里一共有十来户人家，男性居民十一名，一轮排查下来排除了其中十名，只有平时和蒋梅英比较熟悉的金春生的嫌疑不能被排除。居委主任田大妈单独找到裘礼庭反映：金春生是蒋梅英少有的几个关系比较好的男性，但是蒋梅英死后金春生非但没有表示过任何关心和同情，尤其是蒋梅英遇害的10月21日晚上，整栋楼里只有金春生下落不明。
于是，裘礼庭在江苏路派出所活动室里召集了专案组会议，专门研究金春生此人。然而在会议开始前，被指定介绍金春生情况的民警老方提出：“是不是请（长宁）分局的周荣鹤同志也来参加？”
“为什么？”裘礼庭问。
老方回答得也倒坦率：“他曾关照过我：在研究有关蒋梅英的案子时通知他一声。”
“我看这就不必了，周荣鹤同志不是专案组成员，今天的会只是专案组有关人员的小范围会议，无关的同志就不用来了。现在就请老方同志介绍金春生的情况。”裘礼庭说罢，对着老方作了一个“请”的手势。
老方翻开材料开口介绍：“金春生这个人过去搞过两性之间的流氓活动，思想和作风上都有不少问题，根据群众反映：10月21日蒋梅英遇害那天晚上此人去向不明。而邻居们发现蒋梅英被害的那天在她的屋子里，金春生曾说过‘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之类的话，然后就转身离开现场，他离开现场的举动正好被我瞧见。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金春生有作案嫌疑。”
“金春生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裘礼庭问。
“有人检举，金春生由此赌博输了钱，曾经向蒋梅英借过钱。”
“赌徒向人借钱倒是情理之中，但如果金春生是为钱杀人，他为什么不去撬抽屉？”裘礼庭的话刚刚说了一半，田大妈慌里慌张喊着“救命啊”一路跑进派出所，在她身后，金春生举着一把咖啡壶喊着“姓田的，你别跑”追进了派出所。
一帮警察立马将两人给截住并分了开来，田大妈表示金春生要杀她，而金春生表示这是有理由的。
听说杀人居然还有理由，裘礼亭起了兴致，于是问金春生怎么回事。
金春生表示：当时他提着咖啡壶去公用灶间，听见田大妈正在和别的邻居窃窃私语，表示蒋梅英的死和金春生有关，还说公安局已经把金春生盯上了，于是金春生当场破防了，举着咖啡壶，喊着“你血口喷人，你说我杀人，我就先杀你”，向田大妈冲过去。田大妈慌忙拔腿就往派出所跑，所以两人才一前一后跑进了江苏路派出所。
上海老房子的公用灶间
“那我问你，10月21日晚上你去哪里了？”裘礼庭板着脸问金春生。
“我——我去赌钱了，小来来的，不玩大的。”
“赌赢了还是赌输了？”
“输了，输得一天世界（上海话‘漫天飞舞’的意思，这里专指‘找不到北’），我带去的钱全输光不算，西装、皮鞋、手表也都输光了。”
“那好，你回去想一下，然后把赌钱的事写个材料交给我们，根据你的认错态度，我们再作出适当处理，现在你回去吧。”裘礼庭说罢挥挥手下了逐客令。
“是，是，我一定交来。”
……
“裘队，金春生可是重要嫌疑人，你怎么就让他走了呢？”
裘礼庭“哈哈”笑了一阵后说：“凶手不是他，连打一个老太太都费劲的‘瘦猢狲’，他能杀得了谁？你没看他瘦得跟‘芦柴棒’似的，一看就是年轻的时候被女人掏空了身子，就这样他能有多大力气？”
……
果然，根据金春生交上来的供词，裘礼庭派人去找10月21日晚上和金春生聚赌的人核实，结果多人证实金春生在10月21日18时开始就和他们赌，一直赌到10月22日凌晨1时才散伙，所以金春生的作案嫌疑被彻底排除了。
随后，老方又向裘礼庭说出了一个他怀疑的对象——时年62岁的人民银行储蓄所退休返聘职工崔永庆，理由是崔永庆和蒋梅英死去的丈夫周君武是同一个储蓄所的同事，四年前曾经向蒋梅英借了1000元钱，结果说好半年就还的却拖拖拉拉整整三年才还清；半年前他有找蒋梅英希望借250元钱，结果被蒋梅英拒绝。
老照片 人民银行储蓄所
而且老方还告诉裘礼庭，据他所知，10月22日崔永庆就离开上海去昆明出差了，刚好就在蒋梅英遇害的那天。此外，崔永庆平素里喜欢抽烟喝酒，而且抽得是“软牡丹”那种好烟（上海卷烟厂的“软牡丹”香烟在1983年是0.49元一包，而当时市面上的“大路货”——“大前门”香烟才0.15元一包），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要成家或者要嫁妆，所以经济上极为吃紧。
软牡丹香烟
大前门香烟
于是，裘礼庭立即联系人民银行，要求他们立即拍电报去昆明，火速将崔永庆召回上海。
11月2日那天，崔永庆被召回上海后立刻被“请到”长宁分局，出乎裘礼庭等人预料的是，崔永庆很配合，竹筒倒豆子地将他知道的全说了，表示自己在解放前就认识蒋梅英的丈夫周君武，两人关系非常好，解放后又一起在人民银行某储蓄所工作，周君武去世时他还偷偷给蒋梅英赛了点钱，蒋梅英落实政策后将24000元存入他所在的储蓄所，还是他亲手给她办理的。也就是1979年那年崔永庆的大儿子结婚，他向蒋梅英借了1000元钱，但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拖了三年才还清，半年前崔永庆的女儿想买自行车，于是崔永庆又开口向蒋梅英借钱，然而这次蒋梅英没有借他。
在这个过程中，眼尖的裘礼庭发现崔永庆的双手有很明显的残疾，而且残疾程度还不轻，于是要求崔永庆去握一个测试手劲的橡胶圈，看到崔永庆面露难色的样子，裘礼庭心中就打消了对崔永庆的怀疑，双手残疾，不符合对凶手“手劲很大”的刻画。
……
案子又回到了原点，怎么办？只有继续走访。
11月3日，蒋梅英生前最要好的邻居吴大妈反映：“蒋大姐经常跟我讲：她是独居一室，最害怕哪一天被人弄死还无人知晓。她甚至提出在我们家安装一只电铃，说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拉响向我们报警，她好像总有一种担心，知道自己会被害似的。”
邻居李某的妻子万某反映：“那天晚上我再夜校上课，放学后回到家是20时20分，放自行车时我看到蒋大妈家门半开着，里面有亮光，屋里好像还有一个男人……他正在说些什么，声音很低。”
一听这个，裘礼庭立即来了精神：“你听到说话的内容吗？”
万某表示：“我当时急于上楼，没注意人家说些什么。”
“小万，你再仔细想想看，只要能回忆起一句话也行。”裘礼庭耐心地启发道。
谁知道，万某突然变得紧张而恐惧起来，连连说：“我不敢讲，我不敢讲，我只听到讲话的声音，并不知道是谁在讲，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
裘礼庭和万某的丈夫李某慌忙一阵安抚，万某在缓过神来后说：“这个男人讲话的声音很耳熟，但毕竟这是杀人大案，我想不起来就不能乱讲……”
……
一个老侦查员的直觉告诉裘礼庭，10月21日20时20分在蒋梅英家中的那个男子就是凶手。
今日的月邨别墅
12月20日，蒋梅英的儿子和女儿从外地赶回上海为母亲料理后事，裘礼庭和几个专案组成员约见了他俩，他们向裘礼庭曝光了一记猛料：“那是十年前，我们还都在上海，有一个民警来到我们家，抱住妈妈就强吻，妈妈非常气愤，曾将那个人指点给我们看。这件事妈妈还向当时专政队的领导反映过，也给公安局写过检举信，却一直没有下文。”
“那个民警叫什么名字？”
“周荣鹤！”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由于周荣鹤身份特殊，为了慎重起见，裘礼庭几经周折找到了当时的专政队领导老夏，老夏翻出当年的工作日志，果然在1974年8月25日明确写着：蒋梅英曾向专政队报告，说江苏路派出所民警周荣鹤强行抱住她强吻她，她当时气得泪流满面，并说要向公安局写检举信……
“老夏同志，你当时为什么不上报？”裘礼庭严肃地问。
“因为周荣鹤是个人民警察，而蒋梅英只是一个‘四类分子’……”老夏回答得非常坦诚，裘礼庭无言以对，当时的情况，换做是他他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同样处置。
为了查明蒋梅英是否向长宁分局写过举报信，裘礼庭走正规程序，于手持市局政治处开的介绍信于12月21日来到长宁分局政治处来查检举信的存档。在听说裘礼庭的来意后，分局政治处的接待同志先是表示坚决不信有这种事，然后又表示查检举信这事自己不能做主，要请示分局局长，要等三四天才行。
裘礼庭也没有坚持，三四天再过来也没啥。
四天后的12月25日，长宁分局局长同意裘礼庭查阅检举信的存档，但有三个条件：只能裘礼庭一个人来查阅，只能在夜间来查阅，对外要绝对保密。
当晚，裘礼庭一头扎进了档案室的存档中查了一整夜，终于找到了蒋梅英举报周荣鹤的那封检举信，检举信的时间落款正是蒋梅英落实政策的1979年当年。然后，裘礼庭火速赶往市局，通过老领导端木宏峪求见杨堤局长。
上海市公安局旧址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堤
从被窝里被唤醒的杨堤立即从家里赶到局里，看完这封检举信后不由得暴跳如雷，通红着脸拍着桌子跳着脚地大骂：“不像话！警界败类！警界败类！”
局长骂够后意识到自己在手下面前失态了，平复了一下情绪后问裘礼庭：“老裘（裘礼庭当时已经50岁了），你认为这封检举信跟蒋梅英被害有关联？”
“根据群众的反映和各种迹象分析，我认为周荣鹤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裘礼庭回答。
“那你打算怎么办？”局长接着问。
“审查周荣鹤，只是他是长宁分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我担心分局会有阻力啊。”
“分局那边我打招呼，我看谁敢护短！不过你这边最好再进一步调查、取证，要慎之又慎。”
“是！局长。”裘礼庭立正，“啪”地向局长敬了个礼。
为了做成铁案，裘礼庭向老师端木宏峪求援，“老端木”大笔一挥，调治安处副处长兼刑侦大队大队长张声华、重案队队长兼预审科长谷在坤前来助战，于是，由端木宏峪一手调教出来的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刑侦三剑客”在本案中“会师”，三个“大拿”伺候一个周荣鹤，可见阵容之豪华，也就此注定了周荣鹤的结局——印象中只要“三剑客”一起出马对付的人，最终没有一个逃过被“铜头花生米”爆头的结局（事实上需要这三位“组团伺候”的人也屈指可数）。
端木宏峪
张声华
谷在坤
三个人在仔细研究了案件卷宗后，对本案进行了最新的刻画：由于好色成性，周荣鹤于十年前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强吻了当时的“四类分子”蒋梅英，蒋梅英因为当时的处境不敢过度声张，但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私下向专政小组领导做了汇报。见石沉大海，于是又忍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向长宁分局检举了周荣鹤。然而此时周荣鹤已经成了分局的重点培养对象，因此分局上下并未重视这封检举信。而1983年严打开始后，周荣鹤担心当年自己做出的丑事被蒋梅英捅出来，影响自己的仕途。于是就可能去威胁蒋梅英，从而使蒋梅英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极度危险，甚至会丢掉性命。
10月21日晚，周荣鹤又一次去威胁蒋梅英，但蒋梅英不为所动，最终周荣鹤对她下了毒手。不巧的是，周荣鹤在蒋梅英家的说话声音被从夜校回家的万某听到，万某听出是周荣鹤，但顾虑他是警察，因此对检举周荣鹤心存顾虑，假托想不起来而明哲保身。
在对案情刻画达成共识后，三人接着商量如何对周荣鹤“收网”。
12月27日上午，周荣鹤被长宁分局政治处以“组织谈话”的名义被带到了汉口路740号申江饭店（今上海扬子精品酒店）303房间。裘礼庭、谷在坤等人已经在此恭候多时。而张声华则在304房间坐镇指挥，统领全局。
申江饭店旧址
周荣鹤一进来就被下了枪并被控制起来，然后由长宁分局政治处的同志宣布：“经分局党组决定，从今天起开始由市局对你进行审查，希望你好好交代问题。”
宣布完毕后，分局政治处的同志就不再看周荣鹤，只对裘礼庭和谷在坤等人点头示意后就离开了。
长宁分局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大转弯，自然和杨堤局长在12月26日的那一通电话大有干系——局长在电话里发了飚，把分局上下全都臭骂了一顿，然后要求他们全力配合专案组侦破此案，谁再敢阻挠以同案犯论处。
分局政治处的人走后，周荣鹤高声抗议对他的“不公”，试图顽抗，在裘礼庭的“搜身”命令下，几个侦查员摁住他进行了搜身，结果从他裤子口袋里搜出了一张开头只写了“我的交代”四个字的纸。
看到这张纸被搜出，周荣鹤表示：“我原来是想交代来着，但没有勇气写下去……”
这在预审经验极为丰富的谷在坤眼前，那就是小儿科的把戏，但谷在坤还是表示：“你想交代什么就说吧（个人认为更加贴切的说法应该是‘请开始你的表演’）。”
周荣鹤故作沉痛：“1980年2月，我被提升为江苏路派出所副所长，一次在受理一起男女关系纠纷时，我利用职权和那个女的发生了两性关系……平日里我早晚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今天交代了，我的包袱也放下了，从今后我要重新做人，好好为党工作。”
裘礼庭步步紧逼：“你既然已交代问题，就应该交代彻底，你以为我们会就为一件事费这么大功夫吗？”
果然在“挤牙膏”战术下，周荣鹤又交代了另外两舰利用职权“潜规则”良家妇女的事情，并表示：“以上是我主动交代的，要求组织上从宽处理。”
谷在坤轻蔑地“哼”了一声：“周荣鹤，这三个问题撑死了就是你身上的三颗芝麻，我们不是为了芝麻来的，我们要的是西瓜，所以别跟我们玩这种蹩脚的游戏！”
谷在坤（右一）
沉默片刻后，裘礼庭突然问：“你认识蒋梅英吗？”
周荣鹤先是一愣，然后突然哈哈大笑，笑完后说：“原来你们要我交代的是她啊，我和她有何相干？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存心在找我麻烦啊！”
“1974年8月25日星期天上午你去蒋梅英家里干什么？”裘礼庭问。
“你去找蒋梅英的时候，她在干什么？”谷在坤紧接着问。
“她刚吃完早饭。”周荣鹤本能地脱口而出，然后他就后悔了，这不是不打自招嘛。
“你当时才26岁，蒋梅英已经62岁了，你一个小青年怎么会对一个老太太动手动脚的？！”裘礼庭紧追不舍。
周荣鹤被逼得满头大汗，在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谷在坤的话结束了当天的第一轮较量。
……
12月30日，第二轮较量也就是最终对决上演。
周荣鹤上来就表示：“我对蒋梅英有错误行为，但那毕竟是十年前的事了，和这次她的被害毫无关系，你们不能冤枉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手里没有证据？”谷在坤冷声道。
“你们不可能有证据，因为我根本没杀人！”周荣鹤激动地嘶吼着。
“十年前你侮辱蒋梅英时，她还是‘四类分子’，你当然不怕她告发你。可是如今她是侨眷，身份变了，你还不怕她告发？再则，你如今是分局的大红人，一旦蒋梅英告发你，你在分局还有前途吗？还能再穿警服吗？”裘礼庭一字一顿道。
“10月21日晚上8点后你去哪里了？”谷在坤问。
“我倒派出所去看个战友，又上岳父家接我爱人一起回家……”
“你离开派出所是几点？你真去过你岳父家吗？你的岳父和你妻子如果跟你说得不一样呢？”谷在坤翻开手中的记录本，直视着周荣鹤说。
“啊！”一声大喊，周荣鹤从椅子上一下子滑坐在地上，然后用双手连连抽打自己的脸颊：“我该死，我不是人！我该死……我要求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只求免死。”
1974年，26岁的周荣鹤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江苏路派出所当户籍警，在和同事的聊天中得知辖区内有个很美丽的老太太，解放前是出了名的美女，据说大特务戴笠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为了一睹蒋梅英的风采，周荣鹤在1974年8月25日上午借故来到蒋梅英家，被蒋梅英的气质所吸引，当时蒋梅英虽然已经62岁，但因为保养得当，看上去就像50出头的样子，精虫上脑的周荣鹤竟然情不自禁地抱住蒋梅英强行亲吻，被蒋梅英奋力推开，然后自己狼狈逃了出来。
此后他一直担心蒋梅英会跟他算旧账，尤其是自己被列为分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后就更加担心，在严打开始后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之前要是蒋梅英找他算旧账，最多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但在严打时期蒋梅英要是揭发了他，那就是前途尽毁、身败名裂，还得吃官司。
于是他决定上门警告蒋梅英，要她别乱说。
1983年10月21日20时过后，周荣鹤穿着警服敲开了蒋梅英的家门，没想到威胁的话没说几句，蒋梅英就冷声叫他“马上滚出去”，周荣鹤大怒，又唯恐蒋梅英叫喊出声引来邻居，就用右手捂住蒋梅英的嘴并将她强行摁在椅子上，直到蒋梅英鼻孔流血晕厥过去。
周荣鹤一不做二不休，将蒋梅英抱到床上，用手掐住蒋梅英的颈部，最终将她掐死，然后用被子将尸体盖好，又在脸上盖了一条枕巾，干完这些后逃离现场。
至此，本案在1983年的倒数第二天告破。
……
1985年7月，周荣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当天下午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