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木战役克里木战役的特点；接任集团军司令；第11集团军司令部；“新主人”；罗马尼亚；新战场；在接任集团军司令时的情况；集团军的双重任务；克里木还是罗斯托夫？新阿斯卡尼亚；两条战线上的会战；突破伊顺地峡；亚速海畔的会战；占领克里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首次攻击；斯大林攻势；苏军在刻赤和费奥多西亚登陆；施蓬内克伯爵的死；敌人在埃乌帕托里亚登陆；游击战；集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在费奥多西亚的反突击；帕尔帕奇地峡的防御战；苏军从刻赤半岛撤退；“猎鸨”行动取得全胜；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罗马尼亚休假。

现在我描述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战友们在克里木的战斗，首先为的是纪念克里木集团军的战友们。同时，也是想使那些幸存者们能够了解事情的全貌，因为他们当时各司其职，只知道事情的局部。

在1941~1942年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在对数量上占优势的苏军无休止的战斗中做出了了不起的事情，他们以无与伦比的迅猛对苏军实施攻击和追击，在似乎无望的情况下顽强不屈，坚持到底。他们并不了解集团军领导为什么向他们提出似乎无法完成的要求，为什么让他们马不停蹄地南北转战。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予集团军领导以高度信任，尽心竭力完成对他们的要求；同样，我也信赖自己的部队！

假若我要将此次战役中的每次战斗，以及每支部队的所有事迹都描述一番，恐怕就超出了本书的范围。由于资料的缺乏，如果仅凭我的记忆来描述，就有可能褒奖一些人，却遗漏了无数做出同样贡献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因此，我不得不对作战进程只做一个概略的叙述。即使这样的描述也足以显现部队顽强的战斗力，它是取得进攻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也使部队领导有可能在最危急时刻转危为安，最终在刻赤半岛取得典型的歼灭战的胜利，攻克海岸要塞塞瓦斯托波尔。

第11集团军在克里木的作战不仅对当事者、而且对局外人也有值得关注之处。这是一个在被隔绝的战场上独立作战的稀有战例；一切都是自己做主，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干预。此外，在此次为期10个月的不间断的战斗中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作战形式：进攻和防御会战；运动战中的独立作战；迅猛追击；对掌握制海权敌人的登陆作战；反游击作战以及对坚固要塞的进攻作战。

最后，克里木战役之所以使人感兴趣，还由于它的战场置于深入黑海的半岛之上，岛上至今还能找到希腊人、哥特人、热那亚人和鞑靼人的踪迹。1854~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就曾成为历史的焦点。在当时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城市名字，如阿尔马、巴拉克拉瓦、因克尔曼、马拉霍夫等，现在又再次为世人所关注。当然，就作战形势而言，1854~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与1941~1942年的克里木作战无法相比拟。当时，属于进攻一方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制海权，并可利用由此而带来的一切长处。而1941~1942年的克里木作战中，黑海却由苏联人控制着。进攻的第11集团军不仅要占领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还要克服因苏联人掌握制海权而给我造成的一切困难。

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时的情况

1941年9月17日，我到达第11集团军大本营，接管其指挥权，大本营设在位于布格河入海口处的苏联港口尼古拉耶夫。

前任集团军司令里特尔·冯·朔贝特大将前日刚在尼古拉耶夫安葬。在一次每日例行的前线视察中，他所乘坐的联络机降落在苏军的雷场内，他和他的驾驶员同时遇难。他的死使德国陆军损失了一位思想高尚的军官，一位久经考验的前线指挥官，他将永远活在士兵的心中。

集团军司令部几乎全部由精英组成，其作训处便是后来顿河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前身。我怀着感激之情怀念这些优秀的助手在两年半的艰苦战争岁月里与我的合作。我们在这一段紧张的日子里，不断面临新的艰巨任务但同时也不断驾驭着新出现的形势。我们的司令部也由此而得益，避免陷入一种不动脑筋、例行公事的危险。这对于高级司令部而言，特别是在阵地战或战事平静时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这种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又反过来促进了每个人独立行事的能力。

我不可能回忆起在这些年里所有同事的名字。因此，我所列举的最亲近的顾问的名字可以作为所有人的代表。首先是我当时的参谋长韦勒上校，在克里木战役最危急的几周里，他以坚如磐石般的镇静给我以巨大支持。然后是作训处处长、后晋升为将军的布塞，最后晋升为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在我任职期间一直与我保持密切关系。

在那艰难的年月里，他始终是我最可靠的顾问，他的判断一贯正确，充满活力，在危急时刻也能镇定自若。同时，他还是我一位最忠实的朋友，战后他把他的所有计划推延，不惜耽误其工作前程，牺牲一年的时间在对我的诉讼中为我进行辩护。最后，我要讲的是我出色的军需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豪克，他为令我焦心的集团军后勤补给贡献颇大，战后我们依然保持友好关系。

虽然说我们的司令部——从第11集团军司令部，到后来的顿河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关系非常密切，与我的同事们相互信任；然而在一开始时，人们却对第11集团军新主人的到来怀着几分担忧。我的前任里特尔·冯·朔贝特将军颇具巴伐利亚人的温文尔雅的气质，但即使如此人们也和善地说他粗暴无礼。

至于我，大概在我到任之前，“普鲁士人的”冷淡和矜持的名声就不径而走了。有一件事还是我很久以后才得知的，那是在汉堡举行的一次对我的诉讼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当打开我的卷宗时，主诉人在我的主要证据第11集团军司令部战时日志中发现了一处由胶纸覆盖的字句。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这里肯定掩盖着某些东西，将成为对我提出诉讼的有力罪证！

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可能覆盖着一段秘密文字的胶纸揭开。一桩什么样的无耻行径将会大白于天下？我对贴纸一事一概不知，因为虽然我作为集团军司令要在战时日志上签字，但由于时间紧张从来没有读过。这是集团军参谋长的事。当胶纸揭开之后，诉讼人向法庭宣读这段被覆盖的文字。他边读边显出惊慌之色，一脸尴尬。这段文字大致是这样的：“将有一位新司令到任。他是一位'绅士'，有点不好相处。当然还是可以与他坦率交谈的。”

法庭认为此证不具价值，最后一笑了之。很显然，这意味着起诉人满怀巨大期望所推举的证据，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最后，这件事情终于搞清楚了。原来，参谋长韦勒在我上任之前，在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简单地介绍过新任司令的特点。战时日志官便把此话记录在案。在将战时日志送我签名前，巧妙地将这一段话用胶纸贴上了。有时候一件偶然事件会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如上所述，后来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我1944年卸任时，司令部的许多同事也都不想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