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的的战术问题，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

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符坚的大军。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

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优势也很少，要取得主动，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分路围攻，我们就可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猛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攻中是这样，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与审机。如在贵州东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六十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一支枪，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部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锋。

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就可以鼓舞和保持士气。

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甘溪之败，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脚敏捷，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有直接责任。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在此之前，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甘溪之战被截的17师49、51团之一部，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二军团的一部先会合了。

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堂，并立即对当时整个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合的时候，二军团有四千多人，六军团有三千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八千子弟。 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与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兵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肃反扩大化，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二军团有了这块不大的根据地，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利于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两百里，人口只十万左右，人少粮缺，从两军团会师后的发展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很需要找到 更好的发展方向。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二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

湘西的敌人只有陈渠珍部三个保安团，和民警团防约万余人，加上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九、廖怀中等部约四千人，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扩大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