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一百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物等，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晕瀚式的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
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上，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所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
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十八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1936年4月12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我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我们撤离老黄平，西进至松洞（梭洞）。这时，军委指示：“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半电令，迅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
我们根据军委电令，由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乌江南岸，设法与红二军团联系。但军委于当日两电严令红六军团：“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我军立即进入石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二十四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大包围。
我军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7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上午10时许，参谋长李达率17师51团和49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三十里之甘溪。前卫51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桂敌第19师一部正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49、51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 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
我49、51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四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正面进攻之敌。是日下午，王震亲率53团，在大土村以南一座上下四十里的大山中，为全军开路，向东南面的大地方转移。我令50团接替红军学校，掩护49、51团和红校转移。
甘溪战斗不利，我们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地形、敌情、社会情况和供应等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桂、黔敌二十四个团的重围之中，我军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害疟疾，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52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队，在行军中为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惨遭损失，18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
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问我：“怎么样？”我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一天下午，我们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吁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东。
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2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响了，这时，我军除警戒部队外，陆续东去下到夹沟。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我曾写了一首《红日东升》的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封锁重重往复返，
满腔热血九回旋。
通宵苦战见红日，
百战老兵为一叹。
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3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