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先帝驾崩,朝政不稳,外有强敌,内有权臣,少主袭位,主少国疑。
在这种情况下,顺利继位,摆平强敌,扳倒权臣,树立威信,稳定局面,能有几人?
最知名的,一个在东北,另一个在东北呀。
以张学良为例,面对日本入侵,他不抵抗,大好河山拱手送人,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废柴。
他真的废柴吗,不是,他精明过度了。
你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军阀最看重的是什么?军队。
如果他抵抗了,进而和日本爆发全面战争,到时候蒋介石能不能支援他,是个未知数,即使蒋支援了,举全国之力能否挡住日军,也是未知数。
不管东北最终能不能守住,东北军的结局都是和日本拼完,张学良成为无足轻重的失意政客。
如果不抵抗,可以保存大部分军队,虽然丢失东北,但张学良仍掌控华北,有军队有地盘,依然是有实权的副统帅。
张学良的这一想法,在后来的锦州之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机关和军队主力撤到了锦州,重兵云集的锦州成了抵挡日军入关的前沿。而在东北的日军总计不到5万人,一面要对付东北各地反日力量,一面要攻打锦州,兵力捉襟见肘,此外日本还担心国际干涉,处境很不利。
国民政府明令张学良坚守锦州,全国舆论也纷纷呼吁、鼓励、要求张学良在锦州抵抗,洗刷不抵抗的骂名,东北军将士身负国仇家恨,士气旺盛,摩拳擦掌,准备和日军大干一场。
结果,张学良不顾命令和各方劝告,下令弃守锦州,他的理由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蒋介石已下野,张学良不信任孙科政府);不愿部下白白牺牲。
张学良在锦州的退让,与同时期马占山在江桥孤军抗日,形成了鲜明对比,张也因此遭到全国舆论铺天盖地的唾骂,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甚至电请国民政府严惩张学良。
军人以守土卫国为天职,何况守的还是他自己的地盘,于公于私都应该坚决打。
他偏不打,军队打完了,他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了,不打的话,自己还有军队和别的地盘。
对国家有利,对自己不利,为什么要干?尽管有滔天舆论抨击他,骂他,但谁也动不了他,他还是手握几十万兵马,稳居高位,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他不知还要风光多久。
你能说他算盘打得不精吗。
除了对日本不抵抗之外,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的表现,也十分精明。
日本人多么难缠,也没能让他屈服,蒋介石多么精明,在他面前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他虽然名义归顺国民政府了,但东北仍是独立王国——这符合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说说“东北易帜”背后的权力较量。
02
1928年6月初,张作霖被北伐军赶出北京,在回沈阳途中专列被日军炸毁,重伤而亡。
张作霖之死,给北伐战争的收尾带来了一定变数。
张作霖活着的时候,二次北伐的目标很明确:打倒张作霖,推翻北洋政府,统一全国。
老张一死,北伐失去了主要目标,奉系话事人位置空悬,局势不明朗,未来的新话事人会走哪条路,谁也不知道。
此外,日本在东北有特殊利益,其在东北累计投资了几亿日元,还有20多万侨民,关东军虎视眈眈,想浑水摸鱼。
处理不好东北问题,内战可能引发外战,造成大局崩坏。总之,情况很复杂。
张作霖之死,对奉系是个极大的打击,反过来,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好消息。
以前,张作霖始终坚持要和国民政府对等谈判,他是决不会向蒋介石俯首称臣的,而蒋介石也不愿和处于全面劣势的奉系谈平等,他要的是奉系归顺国民政府。
对蒋介石而言,张作霖是阻扰国民政府北伐及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
现在这个障碍不复存在,和平统一有了可能,这对饱经战乱的国家和民众而言,是最优选择。
北伐四巨头中,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主张和平统一,国府主席谭延闿、党国元老于右任等人也赞成和平统一。
对奉强硬派有两股势力,一是冯玉祥集团,二是国民党党部。
冯玉祥与张作霖有深仇大恨,他主张乘胜追击,对奉军除恶务尽,永绝后患。当其他北伐军都勒马停兵之际,冯玉祥的军队还在拼命追击、截杀败退的奉军。
国民党党部的人在北方秘密活动时,被张作霖抓住杀了很多,双方结下了血海深仇,他们认为与万恶的军阀妥协,对不起死去的同志,因此誓死反对与奉系和谈。
三巨头已达成一致,冯玉祥和党部的人,翻不起大浪,和平统一遂成了国民政府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
6月中旬开始,国民政府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向张学良、杨宇霆传话,表达了和平统一的意思,但张学良和杨宇霆迟迟没有回应。
03
张学良此时焦头烂额,忙于接班和稳定内部,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外部事务。
他需要收拾张作霖留下的烂摊子,把战败的军队收拢回来,稳定东北局面;他需要搞定叔父辈,获得元老们的支持——他和实权派人物杨宇霆之间,关系微妙,他的话在奉军内部好不好使还是一个问题;此外,他还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人能搞死老张,也能搞死小张。
此时,最先沉不住气的是日本人。
6月2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面见张学良:田中外相托我给你带个话,东北最好保境安民,不要与南方走得太近。他警告说,如果有人破坏东北治安,日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
从晚年采访和回忆录来看,张学良很反叛,讨厌被威胁,日本人的警告反而刺激了他的逆反心理。
7月1日,张学良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表达了两个意思:开国民大会解决当前问题,赞成统一。7月2日,张学良派代表团到北平,准备和国民政府谈判。
这里的统一,当然是和平统一,他的40万奉军如何抵挡200多万国军?
既然双方都赞成和平统一,接下来就是谈条件了。
从7月初给回复,到年底改旗易帜,双方谈了半年之久。
可想而知,谈判并不顺利,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张学良本人的精明。
7月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着手解决北伐善后问题和东北问题。
同一天,张学良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向蒋介石示意:我现在是东北话事人了,不要小觑我。
四巨头齐聚北平
双方的第一次谈判交锋是开国民会议。
奉方代表提出:先召开国民会议,然后才能谈统一,民意即合法性,有了民意支持,反对统一的人只能闭嘴,日本也失去了干涉统一的借口。
蒋介石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不是一句话的事,程序上极其繁琐、耗时。
阎锡山直言:张学良把问题的逻辑搞反了,全国统一了才能开国民会议,而不是用国民会议来实现统一。
显然,张学良是想拖延,他不急,急的是蒋介石,他掌握着主动权,何必轻易亮底牌?
见蒋介石在开国民会议问题上不妥协,张学良也就不提了,转而和蒋介石谈条件,并让蒋介石先开价。
蒋介石提了四点: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奉行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撤退关内全部奉军。
张学良对此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一系列反要求:
国军不进驻东北;东北暂缓组织国民党党部;设立东北政治分会,我当主席;中央接管对日外交;停止进攻热河;共同解决直鲁联军残部;铁路和车辆问题。
这些条件的意思很明确:我只是民意上归顺,实权必须在我手里,热河也给我,中央帮助我把日本这个狗皮膏药和直鲁联军残部这个大麻烦解决掉。
不得不说,小张很溜啊。
04
张学良提的这些条件,除了热河问题之外,其他的蒋介石都基本同意或者变通同意了。
蒋介石混了这么久,他当然知道不是自己打下来的地方,不可能真正听自己的,既然选择和平统一东北,就得接受张学良半独立的局面,以后还可以找机会彻底拿下东北。
东北问题是蒋介石亲自主抓的,他希望在北平期间把这个问题了结,这将为他本人赢得巨大的政治声望,从而巩固他的最高权力,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
蒋介石急,张学良不急,蒋介石要求他快点改旗易帜,他说东北情况特殊,改旗易帜要结合实际情况一步步来。
蒋介石说,我都答应你那些条件了,你总得给我个时间节点吧。
张学良:7月19日,热河改旗易帜,20日,东三省改旗易帜。
蒋介石没信他忽悠,静静看着他如何自食其言,如何编造借口。
果然,在张学良的指示下,热河汤玉麟都统如期改旗易帜,但东三省却没有。
热河宣布改旗易帜,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诚意,二是热河还是战场,宣布改旗易帜,可以让蒋介石失去对热河用兵的借口。
张学良告诉蒋介石:我有苦衷的,日本人又威胁我了,我有点顶不住。我们都是总理的信徒,东北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当面向你解释,地点你定。
蒋介石回复:见面时机不成熟,改日吧。日本的问题,中央可以给你兜底,不用怕;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要谈精神统一,形势统一很有必要,所以,还是希望你宣布东北易帜。
蒋都这么说了,张学良推不过,答应7月22日宣布,后改为24日。
到了24日,张学良来电:24日还是不行,如果非要这么做,我只能辞职了。
蒋介石无语。第二天,他带着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北平。
问题来了,既然已经满足了张学良的条件,他为何仍一拖一再拖呢?
蒋介石也很纳闷,他向奉天派出的代表团,多方打探试图搞清缘由。
结论是,奉系内部存在新旧派系之分,旧派人物对国民政府不信任,反对东北易帜,主张保境安民,等待时机。他们指责张学良亲南。
旧派还认为,蒋介石顾忌日本势力,不敢武力进攻东北,东北可以维持现状。更何况,此时蒋介石的军队还在进攻热河,他们对此无法释怀。
蒋介石收到报告后,下令暂停热河的军事行动。
9月底,蒋介石表示,希望张学良在“双十节”那天宣布东北易帜,喜上加喜。
不久,他顶着巨大压力,力排众议,把张学良加推为国府委员。
如果张学良接受,那意味着东北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同时也向国内外宣告国民政府在法理上统一了东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路上将没有退路,只是迟早的问题。
如果他不接受,那就没有统一的诚意,与全国人民为敌。
张学良接受了国府委员的头衔,却拒绝在双十节宣布东北易帜。
蒋介石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
05
接受一个,拒绝一个,一放一收,体现了张学良对火候的把控。
接受国府委员的头衔,是因为他看到国民政府的统治日趋稳固,已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国际地位在上升。同时,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短期内也无人能动摇。
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奉系不是国民政府的对手,顽固与之作对,没有好下场,归顺是大势所趋;二是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政策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出现蒋介石下台导致协议作废的局面。
不同意东北易帜,则是因为条件没满足。
虽然没有在双十节宣布易帜,但张学良不久向蒋介石交了底:其实,你停止对热河的进攻是远远不够的,热河是我的。还有,我的利益(割据利益,不好说出口)没有保障。
张学良的胃口不小啊,连即将丢失的热河都想拿回去,这让蒋介石感到很难办。
难办,就不要办了,张学良准备掀桌子。
蒋介石咬咬牙:等等。热河给你,东北各机关人事安排,照旧!
蒋介石的势力在南方,北方没有嫡系部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对热河很有兴趣,无论怎么争,热河最终都不会到蒋介石手里,与其让热河落在潜在竞争对手手里,不如让给张学良。
这既有利于统一东北,也有利于蒋介石削弱竞争对手,一举两得。
至于张学良的割据利益,蒋介石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手令: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
一句话:你表个态就行,东北的一切照旧,听你的。
蒋的手令,信用度远高于各种协定,张学良很满意,12月13日他召集会议,决定1929年元旦实行东北易帜。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前,张学良已收到从日本传来的确切情报:日本内阁在英美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会干涉。
至此,东北易帜才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蒋介石还有个小小的条件,要求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提前三天举行仪式。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很多人或许没意识到,张学良是北洋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意味着北洋时代彻底终结。
12天后,张学良处决了反对东北易帜的权臣杨宇霆,除了擅权之外,杨宇霆有个重要罪名是破坏和平,危害东北,危害中国。
06
很多人讲东北易帜,都是讲张学良如何顶住日本压力、如何毅然决然维护国家统一,不顾个人安危和利益同意改旗易帜。这并不准确。
日本人的压力是有,但被放大了。
日本政府的底线是维持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不变,东北易帜与否,是次要的,当然,不易帜更好。且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导致日本政府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以及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抨击,日本暂时不敢再搞太大的动作。
相比日本的压力,张学良在谈判中更关心自身的利益。从谈判过程可以看出,张学良迫使蒋介石逐一让步,从结果看,他不仅保住了东三省的割据局面和自己的话事人地位,还从蒋介石手中拿回了热河——热河在关外,张学良守不住。
这一切,离不开他的审时度势和精明算计。
再后来,张学良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果断倒向蒋介石,捞取了最大利益,达到政治巅峰期。毫无疑问这也是他权衡算计的结果。这些大手笔,不是蠢人能搞出来的。
长于谋身,而短于谋国,张学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