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中，很多读者质疑民国时期的8亩地，到底能不能卖1000块大洋。

其实不光读者，我自己对此也感到疑惑，考虑到这个细节无关文章主旨，当时没有深究。

事后，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问题——该死的好奇心让人神伤。

还是决定挖一挖。

文中两个小兵的资料，来自1932年中国社会学《社会学杂志》第4卷第7期——《40个兵的研究》，作者赵子祥。

初看冯元堂家8亩地卖1000块大洋的时候，我是不信的，以为是作者搞错了，多写了一个0。8亩地100块大洋，12.5块大洋/亩，这才比较符合一般人的认知。

但是看完这40个兵的资料后，我确定作者没有搞错，这篇研究文章中还有2个小兵也卖过地。

一个叫李顺山，山东周村镇人，父母双亡，有一个老婆王氏，家有3亩良田，平常年景，可以解决温饱，1927~1929年，天灾不断，粮食歉收，小俩口借钱度日，债台高筑，万不得已之下，卖了2亩地，得200元。

另一个叫朱贵堂，山东泗水人，家有良田3亩半，价值500元。

当时还没有法币，也没有严重的通胀，普通小兵月薪8元，所以这里的1元就是1块大洋。

算下来，冯元堂家的地125块大洋/亩，李顺山家的地100块大洋/亩，朱贵堂家的地最夸张，将近142块大洋/亩。

虽然作者没有搞错，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为什么他们的地卖的那么贵？

于是，我又找了同时代其他农村的调查资料及其地价数据，数据显示：

1929年，山西省平均每亩地17.9元。

1930年代初，河南封丘、信阳、内乡地区，地价约为五六十元/亩。

同样是1930年代初，河北昌平卢家村（离北平只有20里），平均一亩地价值30元，土质好、地势高的地，最高可卖到40元，土质差的洼地，可卖24元。

1929年，北平西郊64个村子平均地价：上等地67.82元/亩，中等地47.50元/亩，下等地31.22元/亩。

1924年，江苏江宁一镇四乡平均每亩地价为：秣陵镇40元，孝陵乡53.9元，仁陵乡65.9元，信陵乡60.8元，爱陵乡71.3元。

根据统计数据，这一镇四乡地价最低档为10~19元，最高档为120~130元。也就是说，在南京地区的农村，一亩地卖130元是存在的，只是这种情况比较少。

地价最高的，当属上海附近的农村。

1930年代初，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上海近郊土地价格猛涨，上等稻田可卖500大洋，相比30年前上涨了十倍。

根据调查的24家样本显示，这些农户家里每亩稻田价值100-500大洋不等，平均每亩343.75大洋。

当然，上海只是个例。

可惜的是，我没找到当时山东的地价数据。

所以，那三个小兵家里的地，能不能卖那么高的价钱，我也不确定。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1931年以前，民国时期的地价总体是不断上涨的，此后开始下降，到1936年又上涨。

如果是上等良田，交通和灌溉位置较好，又恰好赶上了价钱峰值，理论上，1亩地是可以卖100多块大洋的。

根据言心哲《农村家庭调查》显示，1930年前后，在中国北方，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总开销约为44.97元，在中东部地区，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总开销约为66.18元。

小兵冯元堂家10口人，卖地剩下的500块大洋，顶多够全家吃2年。在此之前，他家的8亩地在风调雨顺时，可以维持家里10口人的吃穿用度，可知他家的地是上等良田。

1937年江西弋阳，7分上等田地只要10元

说完了地价，顺带说说当时的收入和物价水平，给大家一个参考。

以1928年北平郊外的普通农村（挂甲屯）为例——《挂甲屯村100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作者李景汉。

在挂甲屯村，一个管饭的长工一年可挣30块大洋，一个席工（用芦苇编席子）一年可挣100块大洋，一个木匠或泥瓦匠一年可挣140块大洋，一个洋车夫一年可挣180块大洋。

村里也有人在外面谋生，当警察和邮差一年96块大洋，修电线的一年276块大洋，当排长的一年240块大洋，当连长的一年430块大洋。

猪肉每斤3角，1块大洋可买3斤多点猪肉，一个短期雇工一天3角钱，辛苦一整天恰好可以买斤猪肉，一个人力车夫一天挣6角钱，可买2斤猪肉。挂甲屯村平时吃得起猪肉的家庭，100户里不超过13家。

白面（机器磨的小麦粉）每斤1角，1块大洋可买10斤面粉，在接受调研的100户人家中，一半的家庭一年吃白面的次数在5次以下，3/4的家庭一年吃大米的次数在5次以下。

总之，生活水平很低。

挂甲屯村100户人家，平均每家每年食物开支105.4元。如果家里只有一个挣钱的男人，男人每年能挣100块大洋，那说明这家人生活得很苦。

在挂甲屯村，男人想要体面的结个婚得200大洋。

其中：新婚夫妇的鞋袜衣帽被褥约80元；金银首饰（包金，非纯金）约15元；各类食品（仪式和招待用的）10元；雇抬东西的挑夫，10元；八抬大轿连带轿夫、锣鼓手、执事，30元，办宴席的厨子、茶房、席棚，12元；10桌酒席30元；其余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200大洋是最低限度的体面，实际上，约有半数人家达不到体面，能省则省，100块大洋也能把事办了。

至于份子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挂甲屯村一户普通人家结婚，来了50多个客人，其中5人上礼1元，5人上礼5角，其余的1角到3角不等，最普通的上50个铜钱，折合约1角3分钱，所有份子钱加起来15元，相当于酒席钱的一半，主家血亏。

现在很多人用猪肉或大米的价格，来换算1块大洋相当于现在多少人民币，这样算不科学。

举个例子，当时1块大洋3斤猪肉，现在3斤猪肉40元，能说1块大洋相当于30元人民币吗？

当时的猪肉是奢侈品，现在的猪肉是日常食材，两者之间没法划等号。

物价是变动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猪肉、大米、面粉价格都不一样，大洋的购买力也不是固定的，民初的时候，一块大洋最多能买8斤猪肉或40斤面粉。

所以，纵向对比物价和货币的购买力对比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