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在1959年7月写的《彭德怀自述》中，叙述了井冈山根据地早期领导人袁文才和王佐被杀的经过。现摘抄如下：

一九三0年三月初（注，应是2月23日），红五军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

某晚深夜，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书记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红五军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滕代远（红五军党代表）、邓萍（红五军参谋长）和我（彭，红五军军长）在。

他们谈袁文才（1929年1月，袁文才作为红4军参谋长，随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不久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王佐（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率三十二团协同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后任红四军五纵队司令员）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

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

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我（彭）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彭批的是：不久前，王佐特务营(二百余人)曾和红五军共同行动，先攻占酃县、桂东，消灭民团，救出在狱革命群众和干部，筹款和征集必需物资，又攻占城口、南雄，在城口与南雄买了大批药品及盐布，又筹款及收集物资，缴获了不少枪支子弹。红五军与王佐两部均分了缴获的物资枪弹，王佐对此很满意。其余缴获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经和王佐共同商决，他也是满意的。这次行动五军对王佐部的政治影响是好的。】

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拔起来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

【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士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

我（彭）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撤开此事。

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

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

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

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彭）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

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

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

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获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彭）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

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彭）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

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以上主要依据《彭德怀自术述》）

另：1950年对袁文才和王佐一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亲切地会见了他们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