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展了一些宣传抗日的爱国活动，但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想对他们进行压制，而冯玉祥对救国会领导人的抗日热情深表支持。

1936年2月16日，《冯玉祥日记》写道：“读上海救国会之宣言，极有感，我拟即刻写一长函给蒋，请其特别注意造谣害人之人。”

3月5日，冯玉祥拜访蒋介石，建议蒋介石“对章乃器、陶行知、江向渔等之救国会，不可压而可联。”10日，冯玉祥写信给蒋介石，谈有关江向渔、丁慕韩的事；15日，蒋介石回访冯玉祥，称“与江向渔、丁慕韩已经见了面。对陶行知尚有不谅解之处”。

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为常委。6月1日，李宗仁、陈济棠等通电抗日反蒋。11日，章乃器等拜访冯玉祥，讨论两广事件，称“今日蒋介石宣传两广有日本人背景，一如冯先生在张家口抗日时期中央之宣传了。说广西有日本顾问八九十位”。

14日，章乃器再次拜访冯玉祥，说其已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其表示“只要他们不组织军政府，即不至于打仗。”7月14日，冯玉祥写道：“救国会的先生们，言词相当激烈。因不知内容，到处碰壁。”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约见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提出救国会要接受国民党领导，被沈钧儒等拒绝。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9月6日，在冯玉祥等的大力调解之下，蒋介石与李宗仁等的冲突和平解决。18日，全国救国会决定扩大阵线，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的支持。

从以上内容可知，“七君子事件”发生前，救国会领导人积极争取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也对救国会领导人表达了深切同情和支持，为避免蒋介石等对救国会领导人不利，冯玉祥向蒋介石做了一些说服工作。

1936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会纪念孙中山，由沈钧儒主持，李公朴等在会上发言，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23日 ，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七人被捕。

“七君子”的被捕在社会各界人士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张学良派应德田到上海，慰问沈钧儒等“七君子”；孙晓村拜访冯玉祥，谈“七君子”事；24日，杜重远、陈立夫、马占山、石瑛等分别与冯玉祥谈“七君子”事；26日，孙科给冯玉祥捎宋庆龄的信，谈营救事。27日，陈立夫告诉冯玉祥：“吴铁城甚优待此七人。”

陶行知之子陶宏拜见冯玉祥，探询“七君子”的事，冯告诉他：“已往洛阳发了电报。”29日，王昆仑与冯讨论营救事。12月7日，冯玉祥拜访李烈钧，问营救事，李烈钧拿出蒋介石复电以及他复蒋介石的信给冯，冯认为“李说得很对，要多听逆耳之言”。

9日，冯玉祥收到沈钧儒等七人来函，信中说“纯系误会，救国会是拥护政府的”。李烈钧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冯准备即派专人送达蒋介石。

11日，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也给蒋介石写了封信，派石敬亭到西安去送。当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杨虎城所部进攻红军。又调大量国民党中央军督战，12日，发生“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1937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七人提起公诉，称他们“危害民国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宋哲元部奋起抵抗，开始全面抗战。

冯玉祥写信给蒋介石：“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即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由拾人心至大也！祥信此今日拥护中央与国人当无二致，此后如有反动，再为逮捕，国人当无不谅政府者。近读我公笔记，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愿以耶稣爱人精神待之，高怀海量，令人钦佩！愿对沈等亦以此宽大待之也！……我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

又在日记上写道：“此事如果办到，定能收与西安一样之意外效果。”“为什么不放沈钧儒呢？真是不解。”此时，冯玉祥与蒋介石都在庐山开会。31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获释出狱。

从以上内容可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冯玉祥积极奔走，为营救“七君子”做了不少工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相同的奋斗目标，冯玉祥与“抗日七君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是强烈的抗日派，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联合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跟蒋介石集团的一些消极行为作斗争，更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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