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滩有一个传奇人物。他既是实业家，曾担任过上海市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总干事、渔业联合办事处主任、中法渔业公司董事长、中国渔业银行董事长等职，有“渔业大王”之称。他又是青帮重要人物，组织过行业帮会“振社”，手下有千余人，与黄金荣的“忠信社”和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
他就是黄振世，生于1900年，浙江鄞县大咸乡东陶岙（今属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人。
黄振世
以下说一说几则黄振世少为人知的传奇性故事。
“花会”童子
黄振世家里很穷，其父种田为生，农闲时给人酿酒。黄振世本来有兄弟姊妹九人，留下的只有三人。黄振世5岁就到山上砍柴，9岁时上学不到3个月，父亲离世，只得辍学去鄞县冠青庄忻阿友家做童仆。忻阿友开了一爿小药店和砻谷舂米加工场。黄振世除伺候忻阿友家人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充当打“花会”的童子。
花会是一种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赌博活动，当时在宁波地方非常流行。
忻阿友及几个朋友都着迷于花会。他们在押注之前，要设坛请神，黄振世就派为扮神装鬼的“童子”。有一次，他坐在靠背木椅子上，背朝里，面向外，小辫子上插三支香，双手盘搁在桌上，面孔朝下，伏案静坐。在两边的大人念念有词，黄振世听着听着睡了过去。忻阿友将他推醒，问他可看见菩萨来过。他说没有。忻阿友等人大为恼怒，骂他不诚心，以致菩萨不肯附身。如果黄振世说，来过了，要你们押某某门，那么忻阿友他们就会大喜过望，凑钱去押。黄振世尚幼，好几次做童子时睡了过去，因此忻阿友很不满，便借口辞了他。黄振世又先后在郭、陈、李家做童仆。
塘溪老桥-磬裁桥
黄金荣关门弟子
16 岁时，黄振世跟随李家主人到上海，在鼎新汉庄等商行当起了“三壶客人”，即服侍东家端茶壶、水烟壶、夜壶。他初在上海几年里，并无什么野心，与社会混混们滥交赌博，几次失业回乡。
1918年，黄振世又到上海，在十六浦小东门几家海昧行做替工、仓库送货之类的临时性杂役，生活极不稳定。但他善于与货运码头、堆栈仓库的办事人员打交道。这些办事人员多属帮会分子，这使他精通了江湖切口。
22岁时，黄振世进日商泰新洋行担任类似买办的理货员，在码头上专门负责司秤过磅和起卸“东洋鱼”的工作。当时他的收入除有百分之二十的回扣外，还可赚到很多的外快钱。每船“东洋鱼"（又叫萨门鱼）卸完后，他将残留下来的垃圾盐扫集起来，连同头尾碎鱼，卖掉后可得千元左右。
黄振世在泰新洋行干了9年，积蓄了3万银元，而当时一石米只卖5元钱。手头有钱了，就把家从浦东烂泥渡臭河浜迁到了南市中华路。
这期间，他自己开起了鱼行，也结交了不少混迹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从此他立足渔界，在十六铺外滩和南市小东门一带闯荡他的世界。这为其以后在码头上拉帮结派、创办振社，并称雄渔界奠定了基础。
旧时十六铺码头
1928年，黄振世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请黄金荣门生，时任大世界经理的唐嘉鹏（小名阿裕）引荐，花了1000多元大洋，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从此他在黑道上就有了靠山。黄振世在《我所知道的黄金荣》一文里说：“我在没有拜黄金荣为师之前，只是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还不多。自从进入黄门之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抖起来了，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理事一类的职务，剥削的办法就更多，归根结底是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才能有这样的成就。”
黄振世与黄金荣私人关系一直不错，特别是在黄金荣晚年。黄振世说：“他本来思想顽固，晚年信赖潘七爷（子欣）和我，不时和我谈论大局，并和我说：有事多和潘七爷商量。”
1949年12月，黄振世曾受宁波旅沪同乡会指派，去香港为宁波筹救济款。临行前得到杨虎暗示，要他动员杜月笙、金廷荪、 王晓籁等人返回大陆，政府一概不咎既往。王晓籁听了劝告后，当即表示愿回上海，杜、金等人不但坚决拒绝，反而要黄振世劝黄金荣速去香港。黄振世回沪后见到黄金荣，说起此事。黄金荣问道：“振世，你看怎么办?”黄振世说：“还是不去的好。”
入黄门之后，黄振世大力编织黑社会关系网，与各界头面人物“换帖”，称兄道弟。什么“海上二十八宿"、“十八罗汉”、“七星聚会”等等名目繁多。如在1929年，黄振世与林献子（曾任汕头市市长）、许宝铭（当时的浦东保卫团团总）、谷大椿（后任日伪粮食部长)以及卢英等28人结为把兄弟，号称“海上二十八宿”。
创办振社
黄振世自谓生意白相人，也有着生意人独到的精明眼光，他意识到抱团办事的重要性。1930年，他与宁波的小同乡发起成立了“鄞县大咸乡旅沪乡谊联益社”，参加入会的有约80人。正是这个小团体，成了他进入宁波旅沪同乡会，并成为实权者之一的阶梯。经过几年试水，加上实力具备，便在1935年正式成立了“振社”。振社的成立，为他进一步扩展私人势力和抬高社会地位，牢牢掌握上海渔业界这块地盘，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也是他为争抢上海渔业的控制权，敢于与杜月笙几次冲突，不落下风的重要原因。
其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36年9月，为争夺洋澄湖大闸蟹销售权，黄振世指使门徒，将装满两大卡车的大闸蟹运到杜月笙办公的中汇银行，把车上的蟹筐卸在营业大厅上，并派一批衣着肮脏鱼服的冰鲜业蟹贩，故意到那里去哄闹捣乱。顿时，活蟹横爬，人声尖叫，满场腥气，一片混乱。最终以杜月笙妥协了事。此事收到一鸣惊人的效果，使黄振世声名大震。
黄振世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介绍
黄振世的振社，尽管也是帮会组织，但与黄金荣的“忠信社（荣社）”和杜月笙的“恒社”不大一样，是带行业性质的社团组织。
首先是社员成份不同。振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跟渔行业有直接关系的人，如各鱼行老板、经理、员工、鱼贩头子和鱼贩。也有一些与渔业有联系的具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而荣社和恒社的办社目的，是以结交社会各方面的头面人物为宗旨。如恒社从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止，成员发展到564人，其中商人和实业家有305人，政客和官员有135人，律师、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有73人，工会领导人和军官分别有34人、17人。
其次，黄振世推行的是帮社合一方法，就是入社必先入帮。入了帮后便是当然社员了。入帮入社不分身份，无论贵贱，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也无需开香堂之类的复杂手续。这一招使黄振世迅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未成立振社前，他的门徒不过120人，振社成立后，一下子涌进了1000多人，据说以后发展到数千人，成为一个时期内上海滩活动最频繁、号召力最强的帮社之一。而恒社、荣社很明显，帮与社是分开的。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手下大将都基本不入社。如黄金荣的得力门徒高鑫宝、金廷荪、马祥生、顾嘉堂、叶焯山等就未列名社内。
再次，黄振世的帮会组织不贩毒，不涉黄，黄振世自己也不再嗜赌。这与黄金荣、杜月笙纵容手下贩毒涉黄形成鲜明对照。
当然，黄振世为了扩展势力和便于行事，还在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巡捕房）等各部门招纳翻译和探目，收个别地方官员、律师为门徒。此外，在卡车运输行业，银行、钱庄金融行业，戏院、舞厅、酒楼、旅社等服务行业，都有他发展或安插的振社社员。这些人几乎都与渔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有人说，振社原先是黄金荣“忠信社（荣社）”的外围组织，恐怕不是这样的。振社成立于1935年，而忠信社成立于1936年，1946改称荣社。再者，两社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不相同，不大可能受黄金荣的控制。
唱四句倒板捐到2500万
黄振世爱好平剧(京剧)。他在柳林路振社总部里，专门设立了一个俱乐部性质的票房，凡喜欢唱戏的社员都可以前来学戏、唱戏，并同社内京剧名票友一起参加彩排公演。另外，还设了一间有千册书籍和若干种报刊杂志的图书室。黄振世对此有一套颇有哲理的说辞：“票房是个正当娱乐的机构，图书室是个正当学习的场所，两者都是积极性的，但必须两者联系在一起，才显得娱乐不忘学习，学习须配合适当的娱乐，这样比较更有意义。”
票房公演对外一律免费，发售的戏票由演出的票友各自认销。认销的票价收入除开支借座费用和捐税外，其余全归振社。据说每彩排公演一次，振社可收入二三千元。这样，一边敲锣打鼓热热闹闹，显示振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边通过公演收入，解决了振社日常办公开支。
振社票房彩排票
图书室的开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振世本人爱好学习。他幼小时就失学，基本是个文盲，可后来能写字著书，显然与他平时勤奋好学分不开的。他每天记日记，还能写应用文。1946年的《水产月刊》第6期上，就刊登过他的一篇专业文章《漫谈渔业》。
黄振世专业文章
1942年，一个叫子平的记者，曾在黄振世的卧室里，亲眼看到过成叠的日记本。他大吃一惊，因为知道黄振世“自小失学，疑心他未必会写字。”记者带着疑问，请求翻看一下日记内容。黄振世说：“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呢。”叫他随便看。于是作者信手翻阅了日记，里面记的事有琐碎细事，有事业计划，还有对现实社会的感慨。由此这位记者对黄振世“学习的刻苦”感到深深的敬佩。
这位记者记叙的这件事没有虚构，多年后，黄振世的日记和其它的回忆文章都曾公开展示或发表过。
黄振世还担任了1947年6月成立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甬社票房”董事长。在成立大会上，他作了“为服务而艺术”的献辞。献辞内容提到了“走近实际生活”，“减少封建意识”，“负起为服务而艺术的使命”，可见黄振世对戏剧艺术的一个认识。
黄振世的演讲辞
1946年上海《香雪海》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题目是《“醋霸王”黄振世唱四句倒板捐到二千五百万》。“醋霸王”是指黄振世曾将镇江醋和宁波醋混合一起，然后以“醋霸王”命名，用以赠送，故得了“醋霸王”绰号。文中说，为救济苏北难民筹集经费，黄振世和一帮海上名票在电台上唱戏，结果黄振世“成绩最佳”。他唱霸王别姬中四句倒板，捐到了2500万元。从这件事上看出，黄振世对于公益活动也是热心参与的。
其实，2500万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巨大的数目，因为那时的法币已经很不值钱了，100元法币只能买2个鸡蛋。2500万可买500000只鸡蛋。按现在一个鸡蛋1元钱算，也就是值50万元人民币。
被诬附逆当“汉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黄振世毅然辞离日商洋行，积极投入禁销日货运动，并追踪到浏河，在日本轮偷运来的鱼浇上煤油。1937年上海“八一三”会战，黄振世参与组织沪南防务团和义勇队，抢运难民转移租界安置。11月12日，日军开进上海市区，沪南沦陷，他从南市迁居法租界，发誓不与敌伪合作，拒绝汉奸卢英(原为换帖兄弟)等人诱降。随后他去了汉口避难，年底回到宁波故乡。次年春季，同业几次致电，要他主持疏通渔业鱼货贸易的来源，便又回到上海。当时，吴淞口已经被日军封锁，为与敌伪劫持的鱼市场对抗，维持市民鱼货供应。他联合英、美、法等国商行，在鱼帆船上悬挂中立国国旗，又联合同业，组设中法合资渔业公司，用500艘内河船、300艘外海船，分别与英、美、法、荷等国洋行挂钩从事捕捞。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上海市区
不想在1946年5月，黄振世被选为上海市参议员后，有几个候补参议员实名检举揭发了他在上海沦陷时期附逆，出任伪水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伪市商会候补理事、伪市渔会副理事长。检举人为程天飞、陆保祥、顾嘉荃等人。当时高级法院审讯了黄振世，出庭作证人的有林康候、袁履登、张信昌等人以及数十家同业。他们指称黄振世维护渔业同业有功，对敌伪毫无勾结，出任理事长也是为了对抗敌伪侵占渔业利益。到1947年2月10日，高院初审结果，黄振世的汉奸嫌疑罪难以成立。那些检举人就一改态度，自打巴掌，出来声明道，黄振世附逆并无其事。
一些人在报纸上也为黄振世鸣不平，说，我们明瞭黄振世的平日为人，对于公益事业极为热心，他的办事精神，在上海商业市场上，极著声誉。正因为有了声望，因此也引起少数人的猜忌。同时黄振世平时有豪侠之风，办事难免有英雄主义色彩，不免有得罪人之处。因此，被人检举为汉奸，正是那些妒忌者想通过此事件，达到使黄振世身败名裂的阴谋。
黄振世自1932年起当上了上海冰鲜渔业公会总干事后，腰缠万贯，风光无限。不但成了上海渔业界的霸主，而且先后投资参与的工商企业近百家，行业涉及房地产、保险、金融、渔业、纺织、机械、制药、印刷、运输、酒楼、娱乐等。光是鱼行就有公大、升昌、源利等十余家。其中担任董事的有19个，担任董事长的有18个，同时还兼任了30余个社会团体职务。
由于黄振世社会职务过多，分散了他大部分精力，除渔业公会外，其它生意无暇顾及，加上由于计划不周或用人不当造成亏损，设想失误或经营不善，终致投资的企业倒闭的不一而足，包括他投资120万元开设的中国渔业银行也以失败告终。因此不但他家无什么储蓄，而且还经常背债。当年秋客在《记黄振世先生》一文中，称他“为人崇尚气节，轻财好客，有古人之风”，热衷于“办社会各种公益事业。”
黄振世等创办中国渔牧公司
被诬”汉奸”事件后，黄振世痛定思痛。事后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我的自供》，文中说道：“我本来自号为‘外强中干氏’，因为向来不会理财而负债。十六七年来，不自量力终日干着开会、募捐、证婚、揭幕、道喜、应酬等这种空洞的工作，对于自身事业反而不能管理。人家来拉我投资，我是最重情面的，不会拒绝，只好硬着头皮借债来投资，结果欠债少不了，资产在人手。”
他上述的说辞并非完全自夸自嘲。有一事可以看出，他是重情面的人。1936年春，他的家乡几个教师在宁波创办了《中南日报》，但办报需要钱，于是他们到上海找到黄振世，把他列为办报发起人之一。当时发起人签名捐助的有二三十人。他们请这些签名人到宁波参加报纸创刊号仪式。黄振世情面难却答应了。结果在码头上船后，才知道其他签名的人都没有上船，只有黄振世和报纸创办人朱孟荃等几个人。在宁波崔衙街的编辑部里，照了一张团体照，算是仪式。黄振世看出情形不对，就对朱孟荃说，办报不容易，你们都是书生，太天真了，如果没有资金来源，是办不下去的。但他还是拿出了二千元。果然，《中南日报》两个月后不得不停刊。那个朱孟荃也为此垫进了二千多元。
黄振世捐助难民报道
黄振世在《我的自供》文中，还间接地回击了攻击他附逆的事，并且也有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当局的无能。他说：“抗战期间，人家多少总发了些财，可是我相反地增加了债额。胜利以后，我颇抱乐观，以为我们没有发过财的人们，可以请已发过国难财的人，来扳一扳位，让我们也来抓一次机会。岂知理想成为妄想。整个社会经济不景气，全市的工商业，面临到空前的危机，支撑不住的一群，已如瘟疫蔓延般地，先后倒闭下来。”
中国渔业银行股票
黄振世表示，他在以后决心改变作风，陆续摆脱所担任的社团职务，全部精神致力于渔业方面，相信自己在三五年以后会有成就。不过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几年以后换了一个新中国。1949年，他离开上海回到了鄞县老家。
黄振世在1983年1月25日病逝之前，带着反思的心情，写下10余万字的生平回忆资料，连同他的《依然草堂笔记》7卷，约50万言的手稿日记（曾在2013年5月12日，在鄞州区图书馆展出），为我们提供了他一生的传奇性生涯和旧上海滩的诡谲风云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