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老兵故事记录不能停。
听说在我们办公附近的小区里,生活着一位90多岁的老兵。
我们去探访后,得知爷爷叫郝慎言,是北京某大学的退休老教授。
郝爷爷是名通讯兵,他的任务是靠双脚跑步传达战斗命令。
94岁的郝爷爷身体不错,记忆力也很好,给我们回忆起很多战地细节。有一次,他踩到一颗炸弹,他身边的战友牺牲了,而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我开始不能理解,直到他把鞋子脱下来,露出奇怪的脚趾……
我们战时有个规定,通讯员执行任务必须得两个人。
一人牺牲或者负伤了,另一人继续完成任务。
有一次,营部派两个通讯员来团部送信,途中牺牲了一个,我接到命令,要送另外一个回去。
我们要穿越敌人的火线,红的绿的子弹、火光到处飞。
那会儿我17岁,当兵的第二年 。
我出生在山东济南莱芜羊里镇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姊妹6个,家里还有个奶奶,一家9口人。
人多地少,生活十分困难,但父亲还是让我上了学,时间不长就失学了,跟父亲去卖油维持家庭生活。
我们那里是解放区,日本人经常去扫荡。他们信息很灵通,知道哪里有八路军。
八路军也不能等着他来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走。
有时候八路军还住在我们家,日本人离我们有四五里路,就听到枪响,八路军也不害怕,还呱呱呱学机枪的声音。
如果看到日军的人马装备比较厉害,就撤走了。
日本兵残害老百姓,直接的我没看见,来扫荡时打死我们很多村民。
有一次夏天,日本兵来了,我们大家都往河沟下边跑,在河两旁跑的时候有些路子窝能挡一下。
跑到河沟下边就比较开阔了,也没遮挡,有的乡亲就给打死了。
我们那里的日本兵对待小孩不是太厉害,小孩站在旁边看,他们说过来过来,我们就不过去,他们也就笑笑,没有赶着抓你和为难你。
要是大人就不行了,他一见到大人,肯定是要带走,要带去当日伪军。
所以,日本鬼子一来,大家都跑了。
我还想起个笑话,我们村和隔壁村大概有半里路,有一次隔壁村的牛跑了,大家都跑出来截那头牛。
我们村一看,哟,不得了,日本鬼子来了呀,吓得也赶紧跑。
我那会儿年纪小,也没想过要当兵。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先是谈判,共同建立我们的国家,谈了很长时间,谈判破裂了,内战开始。
解放区里边就动员,说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不能让国民党来抢走胜利果实。
既然你来打我,我肯定也要还手呀。
我就报名参军了,16 岁,父母肯定是不愿意我走的,觉得年纪小嘛。
但也认为得顾全大局,这个胜利果实不要让人家来白白夺走了,我们老百姓也应该起来保卫这个胜利果实,该去就去。
所以我就出来了,命运也改变了。
我先是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
记得班长、排长、指导员都是同一个警卫连派下去的老兵,他们主要就是去新兵连里选人。
看新兵表现好不好,机灵不机灵,碰到问题怎么解决,心里有数后向团部汇报,谁可以留下,谁可以到连队。
一般年龄大一点的,身体比较壮的,都到连队去,要上前线。
新兵训练还是比较苦的,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起床先跑步,跑完步开始吃饭,吃完饭又出去训练。
那会我们最怕一个一个单独拉出来训练,苦都不说,平时会走,到自己单练就不会了,心里有点怕羞。
排长脾气很好,练不好就教你,一步一步教,很有耐心。
新兵训练,也上文化课。我读过小学,就教同伴什么字怎么学、什么字怎么念。如光荣,光,就是发光,荣,就是荣誉,光荣就是发光的荣誉。
讲到打仗要勇敢,为什么要勇敢呢?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
我还教过他们一些农村编的顺口溜,比如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解放军。
这些,首长都看得见,最后选了三个人留在团部,其中就有我。
我也不是机灵,就是比较老实,也上过学。
留下的三个,我在通讯班,另一个在电话班,负责架设电线,还有一个在侦察班,搞侦察。
我年轻时的证件照
到通讯班后,通信参谋给我们上课。
当时我们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因为国民党白天行动,晚上休息。
通信参谋就教我们行军怎么走,别张着个大嘴呼吸,得把嘴扣起来,这样呼吸水分跑不掉,就不渴了。
测量走路的时候,一步迈多大,大概一里走多少步,都要精确计算出来。
任务急的话,得用什么样的步伐向前走。一个钟头走 10 公里的,一个钟头走 5 公里的,一个钟头走一公里的,这个都有个计算。
还告诉我们,子弹来了怎么躲,火力比较急的时候趴在地上,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原地直接起来,得稍稍后退。退上几步再爬起来赶快往前跑,这样就把对方火力给躲开了。
人家打你肯定是有目标的,趴的地方,人家早就盯着了,看你起来不起来,起来就打你,所以就得稍后退。
这都是通讯参谋告诉我们的,上课讲得很仔细。
我是在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23师67团的团部通讯班。
那时候打仗有苦也有乐,苦的时候确实是比较苦的。
我记得有一年行军,在山东的鲁西南那边,山东、安徽的一个交界地,印象特别深,因为比较苦。
夜间行军,又遇上下雨,雨下得非常大。那是个大平原,路的两边都挖了沟,雨水就顺着流到沟里。
又是晚上,路也看不见,翻过一道岗后发现部队都不见了。原来,是战士们走着走着走到沟里边去了。
全身都湿透了,湿透了还是得走,不能不走,有任务。
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概是 100 里左右,上级已经在地图上画好算好了,一到这个地方就应当是碰上国民党,国民党就要截着我们了,这个地方肯定就要打仗了。
打完仗撤出来后,我们就停下休整。
夜里要走的时候,我们的马生了个小马,团长说算了吧,不要了,不好带。
我们怎么也要把这个马拖着走,你背一下,我背一下,把这个小马带出来了。
长大了以后,它一直跟它的马妈妈,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玩的。
行军打仗,吃也是一个大问题呀。
我们部队到一个地方,司务长就带几个炊事员先去找吃的。
那时候老百姓也很好,家里吃的煎饼窝窝头都拿出来,我们到的时候就去吃。
时间比较空余的时候,那些炊事班先去把锅支起来,这时候吃的可不是大米饭,是小米饭。
小米饭不大好咽,都吞不下去,得不停的喝水,不住的吃菜,才能混着吞下去。
农村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夏天有茄子、黄瓜什么的,打仗完休息的时候也有肉吃,平时没有肉吃。
解放区的老百姓都挺好,打了胜仗,把自己养的猪杀了送来慰劳我们。
有时候我们行军,那大妈、大嫂,框里面都盛的什么枣呀、梨子呀,看我们过来,就抓起来往我们口袋里边送。
当时年纪小,手上拉着自己口袋说:“大妈大妈,这不要,不能要”。
领导看到就说,你不能张着口袋说不要,你要口袋捂起来说不要呀。
现在回想,年纪小,也挺有意思。
打起仗来我们通讯员就都围着团长转。
比如说团长有个什么口令要传,那我们就去了。一般像我们去传递都是口令,没有文字。
你到那了,就告诉对方,团长说的啥啥啥,非常简单。
比如我到营部里去,我就告诉营长,团长叫你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程度,不行你撤,回头进一步进攻,听到进攻号,你就要冲锋了,冲锋号如果吹得非常急,就赶快冲。
这些都是团长口头告诉我们,我们再去告诉其他营长,那叫徒步通信。
当然也有电话通信,只是电线经常被炸断,不好保障。
有一次我们通讯排的一个战友,他负责拉电线,从团部拉到营部,很长很长的。
没想到一发炮弹把电线炸断了,通不了话,拉线的战士一看,着急了,电线差一块,接不上。
那怎么办?
他就得这一头掐住电线,那一头掐住电线来通话了,就是用身体来接通了电话线。
我后来问他,你觉得疼不疼啊?
他说不觉得,就觉得麻。
我的结婚照
还有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次在鲁西南那边,都是平原,这一仗打的也非常艰苦。
我们过去打仗都在山地里边,但这里都是平原。平原打仗我们都没什么经验,就是挖壕沟什么的。
营部来了一个通讯员,向团部汇报说,打了一天一夜快两天了,没打下来怎么办?
马上就要天明了,团长告诉他,如果拂晓还打不下来就撤。
通讯员回去前,我们团长就叫:通讯员。
当时通讯员就我一个人在,其他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我答:有。
团长让我把那个通讯员送回去,送到营部我再回来。
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因为我们有个规定,打起仗来,通讯员一定要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牺牲了或者负伤了,剩下那个人得继续完成任务。
营部本来也是派了两个通讯员来的,但其中一个在来的途中牺牲了,所以我得送他回去再回来。
去营部的路上都是走在壕沟里面,国民党部队都是美式的装备,子弹打出来以后会发光,红的绿的到处飞。
通讯参谋上课时跟我们讲过,子弹打过来是“啾、啾”的声音,那说明这子弹是要命的。
但发光的子弹一般是不要命的,就打在你身上,也就蹭一下就过去了。
我这次去、回来,基本上就在这个发光的子弹里边穿来穿去,当时不觉得危险。
回来才醒过来,才觉得危险。
全身出汗,也不知是紧张得出汗,还是累得出汗,反正浑身出汗。
那会儿17 岁,我当兵的第二年 ,印象特别的深。
当时,国民党一个重点是进攻山东,我们部队就在山东,他们布置了一个扇面形的包围圈准备包围我们。
我们要想打掉这个部队的话,打扇子的两边是没用的,要把它中间的扇子吃掉。
74师就在那个扇子把上,就是孟良崮。
我们要先打开一个口,钻到这个包围圈里边打孟良崮。
我们包围了孟良崮的 74 师,其他的国民党部队就包围了我们部队,想对我们内外夹击。
很危险呀,打了两天一夜,这两天一夜我们的战士都没吃饭,吃也就吃一顿。打起仗来没吃没喝很正常。
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我的晚年照
一开始打孟良崮的时候,我们就预感到这个仗会比较难打。
因为一般我们打仗的时候,炮兵往那阵地上一射,部队就散开了,这种就比较好打。
这个 74 师不一样,炮打在他集中的阵地上,他们的部队就不散,还往上去凑,这个仗就比较难打了。
部队越打越集中,越打越往孟良崮集中,是要死守的架势。
我们是一点点突破上去的。
开始他们还不服气,想着自己是在美国训练,用的是美国设备,打败战是因为没有水喝。
我们的战士也都不服气,心想不要看你们是在美国训练过的,我们在自己国家训练得比你们还要好。
被困在孟良崮的74军没吃没喝的,蒋介石用飞机运过来的物资空投。
我们开始认为伞兵来了,但降落伞落了地以后没有动静,等半天怎么没有出来人呀?
大家就围上去看了,降落伞没有人,都是集装箱。
打开集装箱以后,又是牛奶,又是罐头,又是饼干,大家那个高兴呀。
最后,我们是组突击队突击的。
团突击队正好是我们团的,营里又拿出一个连来组成突击队,连里边也有一个排突击队,几个排都得保护这一个突击队。
第一批突击队基本上都牺牲,十几个人。
我在团部里边就看到我们的战士在冲锋,冲上去,人家把他压回来,然后再冲上去,一天有两三次吧。
最后冲上去的时候,我们团长高兴得跳起来了,大声喊着:上去了,上去了。
上去以后我们想办法找74师的师长,就是张灵甫。但没有找到,大家都说张灵甫自杀了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找到。
我自己是没去张灵甫的指挥所,我们部队下边的1营去的。
可以很确定,张灵甫指挥所就在那个洞里边,但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还有一场战役印象也很深,因为我受伤了。
记得1947 年秋天,河南沙土集战役,也是打了一天一夜没有打下来,撤退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看到我们了,向我们这边打炮。
一个炮弹正好落到我的脚底下了,我觉得腿好像绊了一下,左腿一抬准备跑,炸弹炸了。
我一看,哎哟,出血了。
我非常幸运的是,如果我离得远的话,现在咱们就见不着说话了。
为什么呢?
炮弹炸了以后弹片是往上面飞,正好在脚底下炸,飞也是飞到我脚底下这个地方,所以我只是脚受伤了,其他地方都没有受伤。
离得远的战友都遭殃了,飞起来的弹片正好打到他身体的中部,或者打到头部,一下牺牲了好几个。
还有一个跑得更远一点的,我负伤了叫他,他回头一看,大叫:你负伤了,你等着,我去背你。
是他背我下去的,然后交给我们的随军担架队。担架出来以后向后撤,再交到民夫那里,由他们送我到医院。
路上待了两三天,白天不能走,有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只能晚上走,走了两个晚上。
这次受伤让我印象比较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民夫。
那时候国民党部队也在那里,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就来了,这些民夫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抬我呀。
因为白天不能走,他们先把我抬到一个农民磨面的地方放下,然后人走了。
我心里想,哎呀,完了,人家把你放在这儿也不一定还来呀,要国民党来了不就把我抓去了。
心里忐忑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些民夫来了,二话不说抬起来就走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民夫立了很大的功劳。
老百姓真是非常诚实,只要告诉他们我们部队什么时候到哪个村子,他们就集中送公粮,一小车一小车地送过去。
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不带含糊的。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保卫胜利果实出来的。
有时候,这些民夫跑得离战场很近,和我们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该牺牲的牺牲了,该负伤就负伤了。
这部队打起仗来,他们就抬着担架跟着部队走,没有撒手丢下不管的。
你要问我,我们为什么能够打胜仗?
我觉得我们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部队打仗和后方支援,都是当兵的,都在编制里边了。
咱们不一样,部队是一个编制,民夫又是一个组织。民夫不在部队编制内,但做的事却不少。比如我们一个团一百多人,民夫也有一百多人在那里支援你。
人家和我们是一样的牺牲,一样的负伤,而且真的是不求回报。
所以,我们看到民夫,特别亲热。
看看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里,这里边多少民夫啊,很多的。
我们不能忘记了他们。
除了民夫,解放区的老百姓也是真的好。
我穿的鞋,后跟那磨了两个洞,后跟就在地上走。
战友看到说,你鞋不行啊,咱们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放区的年轻妇女,一个做鞋底,一个做鞋帮,一个准备缝起来,三个人三个小时,就给我做了一双鞋,穿上了,相当舒服。
给我做鞋的时候,老百姓还把我叫到他们家去,把我弄在炕上,还弄个被子让我盖上。
说你不能走,没有鞋、没有袜子不能走。
做完鞋子以后还给我做袜子,穿上新袜子,那是特别高兴。
所以,老百姓真的太好了。
后来在华东野战医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小姑娘。
我看她们有的还穿着便衣,扎着个皮带,然后给我们换药什么的。
我当时脚上是一个贯穿伤,从这边打到那边去了,因为那时候是秋天,路上又耽搁了两天,伤口里边都长蛆了啊。
小姑娘就拿着夹子夹那个蛆呀,一夹,有些蛆夹出来,有些蛆从那头又跑出去了。
这些小姑娘年纪也不大,也挺勇敢的。
我那时17 岁,开始的时候有点疼,后来到医院里面换药的时候,眼看小姑娘她们都这么勇敢,我也就不痛了。
受伤的脚后来截掉了食指
休养一两个月就好了,医生问我是不是再回到部队去啊?
当然,我是巴不得早点回到部队去。
出院是民夫用马车拉着我们送到部队去,在路上正好早上,太阳刚升起来,不知道怎么的国民党的飞机来了,顺着我们的马车就扫。
我虽然走路还不方便,一瘸一拐的,但还是很幸运,跑到旁边一个房子里躲起来了。有的没来得及躲避的就牺牲了。
一下牺牲了两三个。那时候出院的人很多,有十几个车,一车上都有三四个人。
刚养好身体,准备到前方去,路上又牺牲了,确实有点亏,太亏了。
到1949年淮海战役,解放战争也接近尾声了。
黄维兵团当时想要通过八义集到徐州,徐州在陇海路和胶济路的中间,占领徐州后,他们的部队就能坐火车随便开到任何地方去了。
黄维兵团在我们的东边,徐州在我们的西边,中间有个八义集。我们是绝对不能让他过去的,一定要把他截到那个地方。
先跟他们打的是新八纵,那会儿刚成立起来,打仗经验还不够,新八纵在河边有点撑不住了。
上级要我们老八纵要在指定时间赶到河对岸去支援,绝对不能让敌人过河。
那是冬天,大家到了河边,别说衣服了,鞋都来不及脱就下河了。
过河后,全身都湿,战士也不管身上湿不湿,过去就告诉新八纵,我们老八纵来了,绝对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打阻击战是非常难的,人家各方面设备都比较好,是有准备才上这来,为了截住他们,好多的同志都牺牲了。
战士负伤了,叫他们下来,就不下来,坚持打啊。
最后硬是把对手给顶住了,没让他们过来到徐州集中,这也让后来的淮海战役比较顺利结束。
我平时在团里边,但战友们上前线经过我都能看得到。
虽然没和他们在一起训练生活过,打起仗来,牺牲了多少战士,我们都是清楚的,只是具体哪一个叫不上名字了。
我参加了整个解放战争,先是在山东一带,后来慢慢从山东鲁西南,转到陕南区,最后到南京。
解放南京后,我就留在南京,到了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也是搞的通信。
那时候是电话通信,也比较简单,就是观察国民党的飞机什么时候过来,过来以后飞多高,飞到什么地方之类的。
当时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战友还有负责电报的,就比我们复杂比我们厉害了,但总体来说比起解放战争那会是好多啦。
50年抗美援朝开始了,地方上的干部很多都去支援了,年轻人也都报名志愿军去了,就比较缺人。
特别是南京,以前是蒋介石的老地方,潜伏下来的人很多,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人来控制。
我那时候20来岁,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当兵的话,也就复员回了家。
但当时有个规定,排以上的干部不能复员,只能转业,我在防空部队,就刚好够排的级别,所以转业到南京人民银行工作了。
说起来,都是命。
我16岁出来参军后就没回过家,转业了就想回家看看。
我们那时候好像当兵回家是很奇怪的事,很少听人说请假回家的,都是打完仗复员了才回家的嘛,当兵4年我也就是往家里寄个信。
我转业后是在银行保卫科工作,想着时间也比较灵活,才跟科长说,我四五年没回家啦,想回家看看。
科长说可以呀可以呀。
我就从南京直接回家了,心里当然特别高兴啊。
回去那天,我还没到家就遇上了去赶集卖东西的邻居,他一看我背着行李说,哟,是你呀!
邻居也顾不得去赶集了,把我接着就往家去了,远远的就先遇上我奶奶了。
他就叫:姐,你孙子回来啦。
家里人见到我,都特别高兴。
我在人民银行工作了4年,后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上的是政治教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东教育厅。
后来学校缺人,调我到山东教育学院教书,64年调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们和老伴两个“九零后”
我现在94岁,身体还可以,我想和当年的行军打仗是有关系的。
那时候我们的战士常说,我们不怕打仗,就怕行军。
行军起来可苦了,一个晚上走 100 多里的路,后面的人走着走着睡着了,扛的枪直接顶着前面的人,前面人说你干嘛呢!
哈哈哈,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当年就是这么累。
有一次在鲁南陇海路上打了一个胜仗,我们还没来得及休息,直接行军跑了100 多里路,到了就跟国民党的接上火,直接开打起来。
打仗这事打起来是挺危险,但打完了以后大家挺高兴的。
因为每次打了胜仗,就能吃点好的了。
我在战场四年,从16岁到20岁,现在回想,还是这些吃呀、累呀的记忆比较深。至于领导们怎么指挥,其他团怎么配合,我就不知道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记忆,都不一样。
郝爷爷一直在说,参军这件事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行军,他现在身体这么好也是因为当年行军走了很多路。
我们记录真实战争故事,最开始是想记录战争阴影下的人生,但随着记录的老兵越来越多,会发现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留下的也并不完全是阴影。
比如被战争改变了命运的郝慎言爷爷,记忆中的战争也不完全是苦难。
他说:人呐,都是命。
如果不参军,郝爷爷可能是一个小学没上完的农家孩子。
战场上炸弹就在他脚下炸响,他没了脚趾头,而身边的人却牺牲了。
50年他本打算复员回家 ,却被要求转业,成了银行保卫科职员。
如果战场生死是命的话,努力考上北京的大学,并成为大学教授,却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郝爷爷和老伴均是大学退休教授,孩子培养得也很优秀,都在国外工作生活。
那天和爷爷聊完后,爷爷开心的跟我说,孙子除夕那天到家,回来陪他们过春节,孙子在国外上学,回来路上都得两三天。
说到后辈,能听出爷爷奶奶都很开心,很自豪。
问爷爷龙年有什么心愿,他说就是希望自己保养好身体,不给年青人添麻烦,让他们好好工作。
如爷爷所愿,祝新老朋友龙年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编辑:王白石 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编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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