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故事的老兵张大树，他记忆中的父亲在战场上厮杀11年，脾气可不太好，揍他那是经常的。

我试着记录父亲大概才一年多。

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后，总觉得少了啥，还有很多想问父亲的也问不到。

有一篇文章发表后，底下好多人来评论说，说老张头对下属真好，以身作则。

我仔细回想，父亲对下属是真好，但对我们那是真严苛呀。

我从小就怕他，打起我们来就是一个狠，恨铁不成钢。

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父亲任64军192师576团一营副教导员，部队划入西北第一野战军。

这支队伍原是河北抗日武装，后改编为华北军区第四纵队，解放战争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第64军。

部队从河北转战到西北，参加了解放张家口、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宁夏等恶战硬仗，队伍里大多干部都是河北籍军人。

10月中旬，父亲回到了河北省任丘县老家探亲。

父亲当年已经23岁，到了适婚年龄，通过我大姨介绍认识了19岁的母亲。

认识的第三天，父亲就带着母亲乘火车回到西安，俩人在营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朝鲜战争爆发两个月， 我大姐出生了。

父母接到开赴朝鲜战场的通知后，立刻决定把大姐送回河北姥姥家抚养。

母亲从老家匆匆返回，直接去山东泰安，与整训待命的父亲会合，成为志愿军里一名卫生员。

父母只给我讲过，他们在朝鲜参加的第五次战役，父亲带领直属工兵营突破临津江，负责给前方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还立了个人三等功。

战役非常惨烈，父亲晚年想写回忆录，可他没啥文化，结果写一半写不下去了，字迹也很难辨认。

母亲倒是给我讲过一次。

当时他们住在朝鲜一个村庄里头，半夜正在睡觉，防空警报响起来，父母还没来得及跑出房屋外，只听屋后扑通一声响，美国轰炸机一发炮弹落到了房后的草垛上，险些爆炸。

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跑出来一看，惊出一身冷汗。

炮弹有引爆装置，不冲撞不响，因为落在草垛上，父母和战友们都捡回了一条命。

抗美援朝胜利后，我父母双双回国，第一时间写信到姥姥家，想去接大姐回来。

结果收到了姥姥的回信，说大姐出麻疹发烧，没钱治疗，两岁多就夭折了。

父母收到信，悲痛得无法形容。

为此事，父亲还跟母亲打了一架，说姥姥家不负责任，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大女儿。

说心里话，也怪不得姥姥家，姥姥有八个子女，靠姥爷一人种地养活全家老小，能吃上饭就不错了，哪有钱给孩子治病。

夭折的大姐成了母亲一生的遗憾，每当我和哥哥们调皮了，或者她做活累了，总要说一句：

“要你们仨小子啥活不干，要是你姐姐还活着多好，还能带带你们，帮帮我。”

父亲倒是没再提过大姐，估计也是怕伤心。

我打小就怕我父亲，全家都怕，他说话可严肃了，脾气还不好。

小时候我又嘎又淘，挨打挨骂是常事。

我出生的时候，上面有两个哥哥，后来还有个妹妹。

到1963年，父亲就从大连旅顺64军192师，调到锦州599部队。

一年后，全家跟着父亲坐了一宿的绿皮火车，来到锦州。

下火车，父亲领我们来到锦州站前餐厅，父亲点了几根油条和两碗豆浆，还有一盘小菜和一个拼盘。

这是我们全家六口第一次进饭店吃饭，也是全家唯一的一次聚餐。

我们在锦州拍的全家福

部队给临时安排的房子，在一排瓦房中间，我家南窗户外面是连队操场，再往南是机关办公室。

大院里所有房子全都是瓦房，只有卫生所是二层小楼，是日本人留下的。

家里生活用水要到隔壁连队水房打水，厕所也是和连队战士共用一个旱厕。

我就是在这个部队大院长大的。

我到锦州第一次挨父亲打记忆最深刻，也是父亲打我最重最狠的一次。

那年夏天我六岁，在院里操场上和小朋友玩，忘记什么原因了，和小朋友打起来了。

我把小朋友推倒后，还往他裤子上撒尿。

小朋友哭着去找他父亲，他父亲又告诉了我父亲。

我父亲是要脸要面的人，看到小朋友和家长来告状，火爆脾气一下就爆发了。

当时我没有回家还在操场上玩，也不知道父亲生这么大气，是办公室过来一位叔叔冲我喊“小三快跑，你爸爸生气了要打你”。

我抬头一看父亲真的来了，脸色铁青贼难看，边走还边脱鞋。

我猜到是刚才欺负小朋友，被父亲知道了，我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心想往人多的地方跑，叔叔们看见我挨打会帮我拦住爸爸的，这是我惯用的老战术。

我在操场前面跑，父亲拿着刚脱下的大皮鞋在后面追，我没跑多远就被父亲追到了。

父亲举起手上的大皮鞋，重重打在我头上，我用双手捂着头哇哇哭。

叔叔们听到了哭声，赶紧围过来帮助我劝说父亲，可是父亲谁劝也不听，谁拦也拦不住。

那狠劲好像他在战场上打鬼子。

不知道父亲见我头上出血了，还是自己清醒了，还是在叔叔们劝说下，还是自己找个台阶下，反正是收手了。

他穿上用来打我的那只破皮鞋，被叔叔们连拉带拽回了办公室。

晚上母亲下班没有再骂我，只说了一句“你老惹祸该挨打”。

说完领着我去了卫生所，护士用剪刀剪掉一些头发，撒了消炎粉、上红药水，头上还包了白纱布。

我疼了好几天，也不敢出门，整个大院都知道这件事。

这次挨打以后，我再也没有欺负过小朋友，也没有和小朋友打过架。

我父亲不光对家里人严厉，对上面领导也很不客气。

有一次他跟领导打电话，对方可能是指挥我父亲做什么事，不太专业，就听我父亲说“你乱弹琴？你明白个啥！”

我妈赶紧制止他，你跟领导怎么说话。

我爸不管，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也一直不受个别领导的喜欢，正营教导员就干了十一年。

但他对手下的兵很好。

我曾写过一篇父亲的文章发在网上，底下好多人来评论说，老张头对下属很好，以身作则，从来不收下属礼物。

小时候父亲手下的干部和战士经常上我家里来串门，有的战士衣服、裤子破了舍不得扔，都拿我家来让我母亲用缝纫机扎好。（六十年代我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都学会脚踩缝纫机，我给他们补过裤子，扎过鞋垫。

我跟这些小战士哥哥们玩得开心，关系也比较好，总一起打篮球，他们来我家，我也去他们班里玩。

有一次我去连队帮他们喂猪，跟他们一起挑猪食。

连队的猪舍是连排，猪圈与猪圈墙上搭一个跳板，喂猪要从跳板上挑着猪食走过第一个，然后到第二、第三个。

结果我挑不动，走半道哐当一下掉到猪圈里了，摔了我一身的猪食和猪粪。

回到家父亲问我咋整的，我说帮战士挑猪食喂猪，挑不动一下子掉到猪圈里了。

这次父亲没骂我，说没事洗洗就干净了，现在你还小，等长大了就能挑动了。

这一点父亲很人性化。

战场上厮杀过来的父亲对枪声特别警惕。

平时睡觉枪都在枕头底下搁着，这也是他上战场多年留下来的习惯。

六十年代中后期，特殊历史时期，造反派弄得人心惶惶。有天半夜11点多钟，父亲腾地坐起来了，把我们都吵醒了。

他说有枪声。

我们家房子后边就是部队的枪械修理所，父亲把窗户打开，对着枪械修理所的院子就喊：“谁开枪了？”

没有人吱声。

过了一会儿家里电话响了，部队值班员告诉我父亲，有个战士值班的时候带着枪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父亲马上跟值班员他说：我家后面的枪械修理所有枪声，让他们赶紧派人去搜查一下。

近半个多小时的搜查，值班员来电话汇报，那个战士在枪械修理所里自杀了。

父亲听到脸色全变，穿制服拿着就急急忙忙离开家，向办公楼走去。

那个战士当天晚上站岗值勤，因为和领导闹意见了，领导说他没出息，别想提干、入党了。

结果他想不开，就自杀了。

部队死一个战士问题很严重，要向上级汇报，父亲要做检查，上级领导大会小会都点名批评。

部队出事这几天，父亲一直绷着脸没有笑容，我们都躲着父亲，生怕他把把气撒在我们身上。

严肃的父亲

那段时间街上闹得也很凶，造反派开始游行、“打砸抢”。

父亲的部队收到上级通知，说造反派要去抢他们的军火库，部队要做好防备措施。

部队站岗值勤每个战士都只给发3颗子弹，不允许上膛，防止枪走火伤人。

我家里的窗户全部都用旧砖头加上黄泥堵死了，就是防止子弹飞进家里。

68年的暑假，父母嘱咐我们不许出院门，把大门锁上了，叫我们只许在家属院里玩。

我很好奇，总想知道外边的事。

有一天听到外边挺乱的，就趴着大门缝往外看，见到马路上有好多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喊着口号，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父亲又有好长时间不回家了，吃住都在部队，有事才来电话。

晚上母亲下班告诉我们：“现在学校停课，工人不上班，红卫兵大串联。要抓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地富反坏右，你们乖乖在家呆着。”

我们小听不懂，只好听父母的话在家玩。

听说地方很多领导都被批斗了，我父亲没受啥影响，因为他在部队出身贫农，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又是战斗英雄。

但我的堂哥却被批斗了。

堂哥从小学习就好，60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就留在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当教导主任。

堂哥被批斗是受我大嫂家里影响。

大嫂的母亲是国民党团长的三姨太，丈夫带着大老婆逃到台湾去了，留下大嫂和她母亲，日子过得也很困苦。

我父亲知道堂哥被批斗后，穿着军装亲自跑到了北京，找到堂哥的学校，看到堂哥戴着大高帽，前胸挂着大牌子。

父亲气得不行，走到他们面前说：“这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孤儿，你们能这么斗他吗？”

学校的人看我父亲是军人，又听说是烈士后代才放了我堂哥。

父亲带着堂哥，连夜从北京坐火车回到锦州部队院里，住在我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堂哥，他在我们家里住了大半年，直到学校通知他下放煤矿参加劳动才回到北京。

后来学校复课需要教师，又把堂哥从矿区抽调回去继续当老师。

到恢复公检法后，堂哥被组织部门调到北京市检察院工作，一直做到区检察长退休，他比我大了二十多岁，我和他大儿子同岁，如今堂哥已经病故了。

眼见着造反派越闹越凶，父亲怕我们四个孩子出事，便让母亲给姥姥家发电报，让二舅来锦州把我们接去姥姥家住一段时间。

我们在姥姥家一直住到了年后，锦州差不多稳定了，才回去继续上学。

我们兄妹四个基本上是差两岁一个。

我小时候没穿过新衣服，都是大哥衣服穿小了给二哥，二哥不穿了才给我。

我也不愿意穿新衣服，我小时候淘气，爱玩，怕穿新衣服刮了、脏了，回家还得挨骂，旧衣服就不在乎了。

我打小能吃、好玩，爱打篮球，五六年级的时候身高就有一米七了，比两个哥哥都高，他们的旧衣服我已经不合身了，我就开始穿父亲的军装。

我最喜欢穿父亲的军装。

部队发的一套夹克工作服，上衣是夹克小翻领，裤子比较宽松肥大，那是我学生时代最爱穿的服装，几乎天天不离身。

70年代，穿军装也很时髦。一些地方小青年想戴军帽都无处可寻，他们只能违法抢军帽。

我二哥在上学的路上，军帽就被一群地方小青年抢跑了，还差点挨打，吓得他再也不敢戴军帽了。

二哥被抢以后，我也很害怕，每当我在路上遇到三五成群小小流氓，我就立刻把军帽摘下来攥在手里，防止被他们抢走。

父亲告诉我们，军帽被人抢走了不要追，更不要跟人家打架。

初一我身高有一米七四了，部队再发军装父亲就特意给我要了正2号的，这样父亲也能穿我也能穿。

后来，大哥、二哥都去当兵，穿上自己的军装走了。

我也有了当兵的想法。

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二选一，要么下乡，要么可以接父母的班。

我们部队子弟没有地方接班，基本都去当兵了。

我念到初二，河北老家一个公社书记来求父亲帮忙买点化肥，他看我年纪够了，说可以给我一个指标，让我参军去。

所以，放暑假我回河北姥姥家玩，就没再回学校，等10月开始征兵，我就报了名。

那是1976年，我刚刚迈入18岁，接到县武装部体检通知，既高兴又紧张。

下午我去了三姨家找表哥，表哥比我大一岁，在县医院学习过赤脚医生，县医院也比较熟，让他带我去体检心里还能有点底。

也不知是我上下来回跑，还是兴奋紧张，医生说我血压高，不合格，在外边等通知，看看最后复查情况。

表哥看我很沮丧，心里也很着急。

表哥问我平时血压高不高，我说没测过，他立即带我来到院外小商店，买了一瓶陈醋让我马上喝下去，说喝醋能降血压。

由于当兵心切，怕复查血压降不下来，我几口就把陈醋喝完了，又快速返回内科门诊。

在门口大约等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才喊我的名字，让我再测一次血压。

这次测完血压，医生笑了笑说“基本合格”，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去医院体检，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B型血。

我参军前留念

确定入伍后，父母也赶回了河北老家，送我参军。

新兵到县长途客运站门前集合，父母、舅舅、表哥都来为我送行。

母亲站在边上看着我，还不停地抹眼泪。父亲是老军人了，把我交给部队，他一万个放心。

父亲走到我身边时，小声对我说：“到了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虚心向老兵学习。不怕苦，不怕累，常给家里写信。”

我一边答应着父亲，一边安慰着母亲，让他们放心。

踏上从军之路。

我们的部队在锡林浩特，先是长途汽车、闷罐火车坐到张家口兵站。

那时从张家口到锡林郭勒盟没有公路，更没有路灯。

汽车行驶到晚上，草原上一片漆黑，没有人家，没有灯光，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在闪光。

一进草原，我们吃饭的时候，班长就说：“你看看这个草原上有人吗？都是电线杆子。记住了，咱们草原上是电线杆比树多，狼群比人多。”

班长还说，要是遇到孤狼一定要警惕，孤狼是饿了出来找食吃；要是群狼就不用警惕，因为它们不饿，饿也看不上你，你一个人也不够它们吃的。

我被分到了骑兵四连新兵班，每班13人，蒙古族战士7人，汉族战士6人，睡在一个大通铺。

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

蒙古族战士习惯吃肉了，但我们部队里伙食只有小米干饭、馒头、咸菜，吃不惯也得适应。

部队条件挺艰苦的，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啥水果，全团一千多人，就一个澡堂。

我在连队那一年就洗过一次澡，夏天只能自己弄个大盆晒点水擦一擦，冬天就那样了。

每次觉得苦了，我就想起我父亲当八路军的经历，我们比他们那时候要好得多了，起码不会随时丢命。

我就拿这个来安慰自己。

77年3月新兵发领章帽徽，开始下到老连队，我被分到4连4排11班。

虽然我们是骑兵连队，但当时在连队已经见不到军马了。

听排长说，团里统一管理军马，有专职战士放牧。去年内蒙古一场大雪，死了不少军马，也没有补充。

现代化战争也用不上军马，连队也有两年多没有训练过骑马。

第二年我又被调到183野战医院，在护训队学习两年，分配到内科做护士工作。

我在内科，病号都不愿意让我打针，说我打针有三快：扎针快，推药快，疼得快。

打肌肉针，我的速度确实有点快有点疼。但扎静脉针我还是很有把握的，一针见血，特别是扎小孩头皮针，业务非常熟练，每年都受到科里嘉奖。

我在部队8年，1984年1月份退伍回家。

回家以后，发现父亲咳嗽开始一年比一年严重，还咳血丝。

那时候锦州205医院还没有CT，也没检查出来太大问题，就让父亲去兴城204医院疗养。

直到85年11月父亲咳嗽、咳血越来越严重，我们才把父亲送到沈阳军区总医院。

经过CT扫描才查出来，父亲受伤的肺叶已经转成了肺癌，医生说已经不能手术了，转移到全身了。

谁也没有想到，当年日本鬼子的那颗子弹，在父亲身体里埋下了这颗大雷。

父亲叫张秀明，1926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任丘县。

听父亲讲，爷爷家里原来条件还挺好的，算是中农、富农那种。后来土匪把我二姑绑票了，为了赎回二姑，爷爷把房、地全卖了，家里一下子就破落了。

童年时，父亲也想去上学，但家里穷，爷爷不让他去，父亲就给地主家当小工挣饭吃。

一到冬天、春天两季，父亲就跟着奶奶外出讨饭吃。

讨饭时还怕碰到熟人，父亲都是早出晚归，讨到外村的时候，还会被其他小孩子打，被地主家的狗咬。

那时候他就一心想长大以后多挣钱，再不过讨饭的日子了。

父亲他们兄弟姊妹六个，我大伯1937年参军（八路军），1939年与鬼子作战中牺牲。

1939年冬天，父亲经常在河北白洋淀边沿讨饭，因为那里有八路军，跟八路军要饭不会挨打，比在鬼子占领区好。

他们的小米饭、锅巴都会给父亲，父亲就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加入八路军的想法。

父亲一直跟着八路军的几个伙房转，帮他们干活，烧水、洗菜，干了十几天。

一个姓彭的老炊事班长看他可怜，大雪天连棉鞋也没有，就问他家里什么情况，为什么来讨饭，还给父亲饭菜吃。

父亲觉得这个队伍好，老炊事兵更是好人，就一直跟着他。

后来队伍出发，父亲一直跟出了二百里路，被连长的勤务兵发现了，报告给连长，连长让父亲回家。

父亲不愿意走，还哭了，勤务兵和老炊事兵就帮父亲说好话，最后连长看他可怜让他留下了，父亲就这么参加了革命。

那时父亲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年，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时候，大伯是游击队小队长，他们全队都被日本鬼子的坦克压死了，成了烈士。

大伯在老家留下了一个孤儿，就是我的堂哥。

堂哥是爷爷奶奶照顾长大，我老叔比我堂哥大不了几岁，小时候听妈妈说，堂哥是吃我奶奶的奶水长大的。

等堂哥长大一点，上学什么的都是我父亲供给，基本就算我父亲的子女了。

父亲的军官证和奖章

父亲加入晋中军区9分区八路军时，才满14岁，长的又瘦又小，就被安排给住院养伤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分区徐德操参谋长当勤务兵兼警卫员。

徐参谋长在后来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父亲说，徐将军平易近人，文武双全，关心下级。在部队也有人喊他徐营长，说他是老红军、老营长，但父亲更愿意称他为首长。

首长知道父亲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后，一有时间就教父亲读书、看报、识字，给父亲讲长征故事，讲革命道理。

徐将军是湖南人，有时说话父亲也听不清，徐将军对他很有耐心，算是他的第一位老师。

父亲后来有给其他首长当过警卫员、通讯员，直到43年父亲才下到连队，任2连5班副班长。

之后升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55年任64军192师直属工兵营教导员，授大尉军衔。

在抗日战争中，父亲他们的处境极其艰苦，战斗非常残酷。

父亲曾记录过一次大胜仗。

当时他们要转移去打游击，上级让他们路过邓各庄村时，狠狠揍日寇汉奸一顿。

那里有股日伪军，经常到村子里抓丁抓夫，老百姓苦不堪言。

战士们听说要打仗，早就沉不住气了，个个摩拳擦掌。

长途跋涉奔袭一百多公里后，深夜三点多钟，全连就逼近了邓各庄。

老百姓听说他们是八路军，是来打鬼子和汉奸的，都像见了亲人似的，把他们让进屋里，诉说了鬼子汉奸的罪恶。

为了不走漏风声，父亲他们封锁了消息，在村口村外都设了岗哨，来往行人只许进村，不许出村。

鬼子抓人都是早上六点多钟来，下午四点多钟回据点。

连里根据地形做了具体部署，一排埋伏在村口，二、三排在村子两边，等鬼子进村后，一排堵住敌人后路，扎住“口袋”然后把敌人一网打尽。

太阳升起一杆子高时，一个放哨战士急忙跑来对连长报告：鬼子来了！

全连顿时都瞪大了眼睛，怒视前方村口公路。

连长压低声音说：“大家注意，准备战斗！”

一会儿公路那边出现了敌人，一个、二个、三个，稀稀拉拉足有五六十人，汉奸在前，鬼子在后，大摇大摆地向村子这边走来。

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老远就喊叫：“哎，今天村子里怎么不见有人呀！”

这时战士们都屏住呼吸，注视着敌人动静，敌人一点一点地接近了村子。

敌人还没有全进村子，机枪手马池子一时紧张，先扣动了扳机，机枪“哒哒哒”吼了起来。

敌人一看中了埋伏，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拔腿就往回逃。

连长见情况有变化，当机立断挥枪大喊一声“打！”。

机枪、步枪一齐响了，一排排手榴弹狠狠地投向敌群，战士们勇猛地冲向敌人，鬼子汉奸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吓呆了。

有的没等摘下枪来就被打死了，有的鬼子用刺刀向我们顽抗，也是死的死，伤的伤。

父亲也带领5班冲到最前边，全班夺得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八支。

这一战，父亲他们除打死敌人31名外，还抓了13名俘虏，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

部队报刊对此战登报表扬了。

然而这样顺利的战斗不是常有，父亲还受过两次重伤。

第一次是44年5月，父亲任八路军排长，在解放河北大城他带领部队侦察地形，结果被日本鬼子的炮楼发现了。

双方发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父亲被鬼子打中一枪，重伤住进了冀中军区八路军医院。

子弹打穿父亲胸部，穿过肺叶，距离心脏只有几毫米。

医生说，父亲是捡了一条命。

当时也没什么治疗方法，日本鬼子到处设卡控制药品，父亲也没做手术，就是消炎、养伤。

军区授予父亲二级战斗英雄。

父亲养伤一年多才出院，这次负伤出院以后父亲就老是咳嗽，咳了几十年。

小时候每年部队体检，大夫看我父亲的X光检查都说 “主任，你肺叶有阴影”。

父亲就笑着说：“这是小日本打的。”

第二次重伤是在河北廊坊胜芳保卫战，父亲的腿被国民党的炮弹炸伤了，肌肉都炸开了，经过住院治疗才痊愈。

后来每次部队急行军，或者逢阴天下雨，父亲会咳嗽、腿关节疼痛。

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合野战军工作了，1963年被调到沈阳军区后勤。

父亲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从军到80年离休进干休所。

1986年5月25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才刚过60周岁，好日子刚刚来到。

父母抗美援朝回国后留念

父亲过世后，整理他遗物时，我看到12页回忆录，想起父亲生前很想把自己的经历留下来。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写回忆录，可父亲的文化不高，写的回忆录也很简单，字迹也潦草，还有白字。

当时父亲部队有个干事帮他整理，所以父亲回忆录里有两种字体，好看点的就是干事帮忙整理的。

可惜父亲一共写了三四篇，也就两三千字，后来自己写不下去了，他当时工作也忙。

父亲留下的资料不多，我对他的战斗经历了解也不多，就知道整个部队都说他是战斗英雄。

前些年我们几个儿女都忙，顾不得这些，这几年宣讲红色经典、成立革命烈士纪念日，我就又想起父亲的这些事情了。

2022年10月25日母亲也在锦州病故，我整理母亲的遗物后，跟父亲的放一起，就想写点东西，纪念一下二老。

父亲要是有文化些的话，像他参加那些战斗，都可以写得详细点，写出重点来，可惜都没记录下来。

想想这多少是个遗憾。

这是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儿子对父亲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张秀明老兵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抗美援朝，经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11年，对我们后世来讲，任何一个瞬间也是珍贵的民族记忆。

但现实中，我们总觉得老人的讲述过于“平常”，“还有时间”，一些珍贵的记忆就在不经意间被错过了。

我们坚持做普通人的口述故事，就是要让它有别于传统的历史记录。

这些历史，留存下来，从小家来说是一种传承，从大的层面来说，也能够填补大历史中忽视的社会层面和个人经验。

尤其是作为当事人对所处历史的个人感受，其强烈的“个人色彩”，正是宏大历史这根主干上的血与肉。

这些鲜活的记忆，更让人感受到，历史不只存在于书本上，历史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方方面面。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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