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我和一个“九零后”奶奶视频聊了聊。

奶奶很有感染力，那爽朗的笑声直透屏幕：

这样乐观的奶奶，却有着并不公平的童年。

为了逃离畸形的家庭，她从小就开始反抗，带着母亲一步步走了出来。

奶奶的故事，让我们能更深感受从二十世纪到现在，中国的女性都经历了什么，努力了什么，成长了什么，才让我们拥有今天。

这一切，来之不易。

我今年93岁，每天还忙得不亦乐乎。

不管什么时代，女性都要自立自强，什么事情都不要依靠别人，不能靠你的丈夫，也不能靠你的父母，要靠自己。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从小我就知道，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争取得来。

我的母亲张仙芝，她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母亲6岁就被卖到我们家当童养媳。

什么是童养媳？其实就是来我们家做丫头，伺候老辈，洗衣做饭、端屎端尿。

母亲那么小离开家，非常想家，但她是小脚，又没有钱，根本无法独自翻山越岭回到大山深处去，娘家人也从来没来往，没人给她撑腰。

母亲就这样无依无靠地在我们家长大，穿也穿不好，吃也吃不好，长得非常矮小，人家就叫她什么呢？叫她矮婆。就是低于正常人的水平线，不到一米五的样子。

童养媳成年后，一般也是夫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丈夫那里一点地位都没有。

我家是在浙江嵊州剡源乡瑠田村，这里的村民都姓钱，钱氏祖先在这里生活近千年，出来很多名人商贾。

我父亲有个姑父在外做大官，他也跟着在衙门跑腿，整天在外吃喝玩乐，对我母亲那都不带正眼看的。

父亲后面又娶了两房太太，二房是他逛窑子认识的，三房是从常州逃难来的。

二房、三房生的都是男孩子，我母亲生了两男一女，小哥哥夭折了，剩下我和大哥。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本来应该最受宠才对，可父亲和奶奶都重男轻女，他们带着二房、三房及家里的男孩子们，住在河对面独门独户的大宅院落里，唯独对我和母亲不闻不问。

母亲带着我，还有太祖太奶奶住在钱家祖上留下的三进屋。

青瓦白壁的马头墙徽式建筑，有照壁，有楼阁，堂下周围还有廊屋，十八户族人都住在这里。

正房供着始祖和历代先人的神位。

过年时，族人会把装在箱子里的祖宗画像拿出来，挂在正面的墙上进行祭拜。

这些祖宗都是穿着官服的，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头戴凤冠的女人画像，手上戴着细细长长指甲套，身份尊贵。

看来祖上也出过女强人的，但父亲看不到这些。

母亲张仙芝，1976年摄于陕西临潼

父亲从小就抛弃我，我对父亲也没什么印象，我的童年就是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非常困难。

母亲的小脚只有拳头大，走远路和干重活都很困难。

记得我12岁的时候，母亲曾带着我到石璜集市上买米，再挑着担子翻山到临县诸暨赶集卖米，靠赚一点差价过日子。

我挑的吃力，母亲也走不动，我们就在路上相互扶持着艰难求生。

一次，母亲在路上掉了10元钱，那可是家里生活的一大笔钱啊！她急冲冲地迈着小脚，在去石璜的路上来来回回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母亲失望和凄苦的表情，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出生在这种畸形的家庭，也使我早早有了独立意识和自强精神。

母亲其实很能干，家里家外都打理得很好。

包粽子、做黄豆酱、自制霉豆腐，总叫我打下手，潜移默化教我这些生存技能，让我受益一辈子。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喜欢劳动，干起活来也从不觉得苦和累。上山爬树，溪里捉鱼，无拘无束地野玩，也养成了我开朗豪爽的性格。

一副宽脚板，穿着自己打的草鞋，不论多么陡峭的山势，或者疙疙瘩瘩的山路，我上去下来都非常轻松。

我也常和村里男孩子们一起上山砍柴。别人担一百斤，我也能担八十斤，一层竖一层整整齐齐码在家门口，可以烧一冬天。

一次，我上山砍竹子，左手没有抓紧竹竿，右手一刀砍下去，竹子没断反倒弹回来，在我左手背上划了个大口子，肉翻起来满手血，我哭着跑回家。

母亲看了看说：我给你煎个鸡蛋吧！

炒个鸡蛋哄一下，我就不哭了。现在，我手背上还有深深的疤痕。

我是1931年农历六月初一出生的，全国抗战爆发时，我正好上小学。

我的家乡还比较开化，重视教育，女童也可以上学，还不用交学费，母亲就送我去了学校。

我心算能力很强，算术也难不倒我，算盘珠子打得噼噼啪啪，又快又准。每次考试成绩都是70分以上，属于中上水平。

我上学很轻松，没有什么困难。

音乐老师是一个进步青年，他经常领着我们站在村后山巨大的龟背石上，指挥我们唱《大刀进行曲》。

但我喜欢的是美术课，美术老师说法国巴黎是美术的圣殿 ，那里有很多大师的作品和真迹 ，我心想长大一定要去巴黎学美术。

上学后，我想的最多的就是，男女为什么不能平等。

我们钱家祖田很多，又重视教育，其中有一条鼓励子嗣读书上进的规定：男丁长大中学毕业摆酒请客后，就可以从祖田中分得一块书田。

哥哥中学毕业时，父亲在祖上三进屋里摆了十几桌酒席，族人认可后，哥哥分得了书田。

然而，母亲告诉我，女孩长大嫁人成为外人，读书也没有资格分田的。这样的规矩让我心里忿忿不平。

钱家还有一条规矩，女孩子不能下河玩。

炎热的夏天，看到男生在河里玩耍，我忍不住心生一计，卷了一张席子，从后门跑到河边，和小伙伴打水仗。身上衣服湿透了，不好看，我用席子卷着身体跑回去偷偷换上干衣服。

我自以为聪明，哪知村里人看见传话给母亲。母亲给我讲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我拧着脖子不理她。

不仅如此，因为我是女孩子，每次过生日都没人管。我就不服气，跑到奶奶爷爷那里去要，要什么呢？

我要回了五个鸡蛋。我把这来之不易的五个鸡蛋拿回来后，叫母亲全部煮来，我一次就吃完了。

我家还有一棵石榴树，石榴结得很大，可只要我县城上学的大哥回来，石榴都只给他吃，不给我吃。

我一生气，就拿一把刀去砍那棵石榴树，边砍边说：我叫你长，我叫你死，我不要你长大。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从小就有反抗精神。

1942年，日军占领了家乡嵊县。

日寇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掠夺，无恶不作。我一个同学家住在城里，姐姐和妈妈都被日本人糟蹋了。

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为躲避日军扫荡，母亲带着我经常半夜起身躲进大山，夜里看着明晃晃的路，一脚踏进的却是水田。

这样艰难的日子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也小学毕业了。

母亲开始操心我的未来。那时候女孩子的命，除了嫁人就是做女工，母亲不想我那么小成家。

上海纱厂来嵊县招工，母亲不同意，害怕母女相隔太远。

见嵊县长乐新建一个纺织厂需要女工，母亲托人说好后，带我去工厂看看。我进入车间，机器轰鸣噪声巨响，听不清讲话的声音，我头痛的厉害，再也不愿去了。

嵊县是越剧之乡，母亲想让我去唱戏，但我不能去学唱戏。

旧社会戏子受欺凌，想立足成角，要祭拜社会上有权势的人为干爹，实际是强迫给他当小老婆。俗话说：祭拜、祭拜，先解腰带。就是这个意思。

母亲建议不如去学理发，我也不去，因为旧时剃头匠是下等人。

选来选去，最后只剩下考学一条路。

可没钱交学费，嵊县中学不能去考的，只有嵊州简师了。

简师是所师范学校，因战乱迁至我们这里的甘霖显净寺，离我家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主要是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

我报名去应考，笔试顺利完成，还要到操场考一个科目。

老师给考生发一根扁担两个筐，里面装上大石头，要求考生担起来，围着操场走一圈。

对于我这个经常干农活的人来说，简直不成问题，我不问三七二十一，担起筐子飞快走了一圈。

过了几天，我和其他考生相约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甘霖镇学校看榜。

一看，我的名字在榜中间靠前位置，高兴得不得了，我被录取了。

入学后，考试挑石头的谜底也揭开了。

简师是国民党县政府办的公立学校，解决学生等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每周学校都要拿着县政府给各村开的米条，让同学们去村里把稻谷挑到镇上碾米厂打出机米，然后再把米和谷糠挑回学校。挑米属于日常事务，学生没有力气挑担子自然无法学习下去。

到内战爆发，县府对学生的供给，不但少了，而且还不能及时拨出。学校只好每天早晨吃粥，中餐吃饭，晚上吃苞谷糊。所以这所学校被当地农民称作穷学堂。

寺内有很大一块园地，每人可以分到一畦，由学生种菜，学生食堂的蔬菜，除买点豆腐外，基本得到自给。

我分得那一畦种的是雪里蕻，一季收获装了满满两簸箕，送到食堂一称共有112斤。

能为集体贡献力量让我很有成就感，至今未忘。

简师学习任务不轻，但很宽松，学生可选择自己的爱好。

我喜欢演戏，和同学们一起排演话剧《家》，我饰演主角之一“觉慧”。

高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大起大落，老太爷至高无上，老三觉慧说：“家就是宝盖下面一头猪”。

觉慧一心要走出封建礼教的家，只有他敢于冲撞老太爷。觉慧的气质、愿望、行为等，几乎都是我的真实写照，所以我演戏时充满激情，同学们和周边群众都认识我。

因这，我还被救了一次。

当时正值激烈内战，我们白天读书，夜里到各村办民校，积极配合地下党组织宣传。还利用学生身份收集情报，想办法通过地下组织传递给游击队。

一天晚上，游击队领导通知我们简师进步青年去开会。我们一群学生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就听见喊：国民党抓人啦！

吓得大家拔腿四散而逃，黑灯瞎火的，我跑到农舍一堵墙边，翻身跳下去，不料落进猪圈，惊得猪哇哇直叫。

农家人出来发现了我，一瞧原来认识——“这不是简师那个演觉慧的学生么”。他悄悄把我留在家里过了一夜。

受到自由的洗礼，我决定给自己改名，把钱荷花改成了钱旭潮，希望人生像早晨的潮水一样汹涌澎湃。

我的军装照

到1948年8月，我从简师毕业，母亲开始为我的工作操心。

简师曾组织我们到杭州实习，参观那里的小学和幼儿园。

我平生第一次坐上公共汽车，到幼儿园参观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身着西装，走到我们面前，端着一盘饼干，浅浅一鞠躬，说了六个字：＂参观先生，请用。＂

这文明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就想到杭州工作。母亲知道姑公的子女在杭州做官，有影响力，就去央求姑婆帮忙。

在姑婆的帮助下，我去杭州皮市巷小学教数学。我的好同学丁思衡得知也想去，我说了后，学校同意我们两人一起去，但只拿一份薪水。

这期间，我在简师的革命引路人张传绪老师也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们联系上后，他带着我们进行一些进步活动，讽刺当局的统治。

月底的一天，我收到同学严森珠从嵊县发的一封信。

她非常向往加入游击队，可她的家庭是长乐封建大家庭，对她看管很严，毕业后一直无法走出家门，特向我求救。

接到信后，我们就商量如何帮助她逃出家庭。

想起简师同班同学商又辛的父亲曾是简师的老教导主任，已辞职到余杭某校教书。我们就以商主任名义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谎称：学校同意严森珠到他们余杭学校当老师。

我还找了一个四年级的学生誊写，盖了个萝卜刻的印章，专程从杭州到余杭邮局发信。

严家真的相信了，派了一个佣人挑着行李，陪严森珠到余杭赴任。学校说没有这回事呀！

严森珠借机逃走去寻找游击队，佣人回到家说我在杭州，怀疑是我干的。

当时国民党正在搞白色恐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我有个同学王浪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我想杭州不能待了，找张老师商量怎么办。他告诉我浙大党组织与上海党组织有联系，只要到上海，就可以护送我们进步青年到解放区。

到解放区投身革命，这正是我向往的啊。

1948年10月，我和丁思衡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从杭州逃往上海。

走前，张老师很有经验地伪造了户口卡，照片一半像本人，一半是他人，介于像与不像之间，还盖了个萝卜刻的大印。

我们三人一起到上海找到同学宋幼芬，她给我们找的住处是报馆上面的小阁楼，没想到晚上却有人来检查我们的证件，实在不安全。

我们就搬到上海市郊区党组织的联络点里藏了起来。

随后几天，联络点陆续来了一些人，有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等共十人，都在等待中共地下交通员护送。

交通员奔走于各地，在危险中传递情报和物资，有着一套严密的工作规则，他们用的都是化名，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等候。

期间，必须自己买米做饭。一个姓魏的同学当了领队，他把大家带来的钱物收集起来换成金圆券，准备买米、买面、买船票。

我一穷二白，两手空空，没有衣物也没有钱财。丁思衡比我大五岁，家里给她一个金戒指，她把戒指交给了领队。

当时上海物价飞涨，今天能买一袋大米，明天只能吃一袋喂鸡的碎米啦，我们只能夜里偷偷到农民地里拔点萝卜青菜充饥。

这样混了半个多月，终于盼来了交通员。

交通员把我们集合在一起，交代了纪律，大家打扮成夫妻、兄弟、姐妹就出发了。

我和张传绪老师扮成兄妹，丁思衡与满口四川话的任醒痴扮成夫妻，没想到，多年后，他们两人真的结了夫妻。

我们到上海十六里铺码头，乘江轮走汉申线，江轮老旧、航速慢，一上船就是七天时间。

船上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很惬意，两岸风光美不胜收。

怀着对解放区的无限憧憬，我们到了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但要从这里把大批青年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保证沿途安全，地下党组织布置了两条进入解放区的路线。

一条是北上经驻马店过封锁线到许昌，转中原局；另一条是经水路进入江汉解放区。

我们走的是水路。在武汉的汉水与长江交汇的码头换乘了一条小点的船，沿汉江逆流而上，走了两天到湖北天门下船。

一路上受到多次盘查，在交通员策划下顺利通过国民党的岗哨，然后穿过国、共两不管地带，终于到达了天门江汉解放区。

在江汉军区，我填写了参加革命的第一张履历表，穿上军装，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个阶段，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北决战。我们搞宣传的，对战区动态也有所了解。解放区逐步扩大，部队打到哪，我们就开拔到哪里。

知识分子是部队工作的新生力量，但没有战斗力。敌人一来，部队派人掩护我们，六个人上一条可以同时平躺的大船，几条船组成一个船队，带队的指挥船队拐进湖汊，兜兜转转，与敌人周旋。

敌人一走，我们就上岸，贴标语、教老百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宣传解放战争大形势，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动员乡亲们支持共产党和解放军。

我们还下部队，协助部队搞忆苦思甜，通过思想教育，把刚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三天转变成解放军战士，送上前线参加战斗。

1949年元月刚过完年，我接到命令到中原大学上学，中原大学在河南省开封，离天门距离1100多里。

我们一路向北，日行50余里。部队发的鞋男女一样大，鞋不跟脚，我找来剪刀，在鞋后跟开口子，往紧缝缝也就凑合了。

每天到地方休息，首先打听解放军何时要攻打何地，消息极为准确可靠，这样我们走的都是解放区。

到地方递上介绍信，就有人管饭，分房子。我们借来稻草，打地铺睡觉，起来后还稻草，打扫干净房子院落，一边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一边告别，那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行军十几天，面前出现一条河，河面宽阔，河水汹涌。大家以为见到黄河了，兴奋地又唱又跳，我脱下毛衣使劲挥舞，走时把它忘记在河滩上。

那是我从老家唯一带出来，从上海一直穿在身上的毛衣。我安慰自己，你已经是部队的人了，丢就丢了吧。

可是七十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它，原来珍贵的东西无法忘怀。

路过许昌，再向北，就快到开封了。

大家二十天左右没换洗过军装，蓬头垢面，身体疲乏，走路也没精神了。这时，对面来了几个人，看着我们大声喊话：过来吧！解放军优待俘虏。

哈哈，把我们当成国民党游兵了。

我们赶紧买来推子、剪子，相互理了发，精精神神走进了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条件虽然简陋，但学员们情绪十分高昂，认为自己现在参加革命了，就应该有个革命者的样子。

我们这些从部队来的学员，除了自身学习之外，还有一个任务是帮助从敌占区来的学员转变观念，改造思想。

大家上课认真记笔记，下课后还经常就一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尽管学习日程安排得很紧，上午听大课，下午分小组讨论，晚上自学，但在课余时间，各队还纷纷办起了学习园地、专栏、墙报。

偶尔休息，我们登上开封一个被炮弹炸坏的大铁塔，观看远处的风景。开封周边都是沙土地，花生酥脆，西瓜沙甜，给我们留下美好印象。

1949年6月我从中原大学毕业。学校分门别类、人尽其才地分配工作，有一批人去学医。

丁思衡、任醒痴因为年龄大处理问题老成，被抽调去大别山搞土改工作。

我的南通女兵合影

学校认为我有文化基础，记忆力好，年龄小可塑造，推荐我去中南通校继续学习。

为了解放全中国，部队急需补充通信兵。

武汉刚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通讯学校就在武汉成立，学校设在长江旁边的江汉关附近。

我也成为中南通校的第一期学员，我学习无线电报务，张传绪学习无线电机务。

中南通校第一期二大队无线电报务女生班有17个人，大部分是从中原大学来的。

刚解放的武汉，还未恢复秩序，国民党飞机时不时过来轰炸，为了防空，我们就坐小马扎，在操场上课。

我是管生活的副班长，武汉那时没有自来水，也没地方买菜。每天早上，我到长江担水，倒在大缸里放上明矾，澄清了才能喝。大冬天，下到冰冷刺骨的荷塘去挖莲藕，挑回给大家做菜吃。

新中国正式成立后，1950年元月，我在武汉拍下了当兵时期的第一张照片。戴着棉帽，穿着男式棉军装，打着绑腿的我不到20岁，显得很干练。

寄给母亲的照片

我把这照片寄回了老家，背面写着“哥哥：他已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了 妹妹”。

母亲看到后也放下心来。

我们的教官是起义的国民党教官，教学水平很高，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收发报是报务员的基本功之一。报务专业对基础技能有着很高的要求，训练强度大，每天我们要大量地抄码、拍发。

抄码用的毛边纸、铅笔很难买到，一张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还要用胶鞋底子当橡皮擦掉再写，直到纸破为止。铅笔用到一寸长，用纸筒卷套上接着用。

接发摩尔斯电码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度细致，弄错一个代码，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要做到快速发报并且零出错率，需要大量的练习。

耳机中传出的滴答声不断敲击着耳膜，哪怕是半秒钟的走神，几个电码就转瞬即逝，直接影响到抄报的效率、完整性和准确性。

因此，训练时精神高度紧张，大脑高速运转，眼、脑、手三者高度协调。

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在背记这些符号，反复听、认真记，进行高强度的发报抄报训练。

教官要求一分钟打多少个字，我们就必须打多少个字，保证正确无误。

在通校我们还过了一个春节，大家热热闹闹在教室里包饺子。

张素真边包边说她能吃100个，我马上接着说：“我也能吃100个。”队里主管生活的宋金熙问：“吃不了咋办？”

素真说：“吃不了剃光头！”

宋金熙叫张鹤梅负责监督，结果硬是叫来理发师给我们俩推了光头，还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当时，我和张素真穿的是扭秧歌穿的便装，中间穿军装的是王孟云。

这张照片，张鹤梅今年通过微信又转发给我。看着70年前照片上的假小子，我连自己是谁都不认识了。

我被剃头发的照片

1950年7月，同学们毕业天各一方，奔赴部队最需要的地方。

我被分配到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我从武汉一路坐船来到了湖南长沙，到第13兵团报到。兵团开了介绍信，分到第47军。

47军军部驻在湖南怀化市沅陵县沅陵镇，军部有三部电台，其中一台是专门针对接收上级命令的，我就在军部一台担任见习报务员（副排级）。

这期间，我经历了湖南湘西剿匪。湘西很多民间黑帮，我亲眼所见在沅陵一个大草坪上，枪毙那抢劫打杀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

1951年2月，47军在湘西剿匪已接近尾声，共歼灭土匪9万余人，根除了湘西匪患。

之后，47军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9兵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我也赶赴朝鲜战场了。

入朝前，首长作动员，战士们都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性了。

部队要求把所有解放军的标志去掉，我们把帽徽、胸章摘下来，换成了志愿军的胸牌标识，水壶上的＂八一＂字样都扣掉了。

3月上旬，47军从湖南沅陵出发，途经常德，部队为了迅速通过沅江，还架起了一座浮桥。

到达长沙后，换乘军列闷罐车。

电台随军首长设在客车车厢里，在车厢上架起了电台天线，可以随时收到上级领导的无线电信号。

闷罐车里就我一个女兵，和男兵们一起吃、住、行。

一路上经过三四个兵站，大家迅速抓紧时间跳下车，上厕所、吃饭。一大桶大肉炖白菜，一盆米饭，三下五除二都吃光，真香啊。

我的工作照片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到达了辽宁省安东市准备过江，江对面就是朝鲜的新义州。

安东的老百姓对部队非常热情，许多人给我们送鸡蛋表示慰问，还帮我们洗衣服。

当时，因鸭绿江大桥被炸，工兵部队正在日夜抢修。敌人飞机每天数次临空轰炸、扫射。有时，大桥刚刚修好又被炸断，阻碍了部队入朝。

我们每天除了值班人员以外，全部到后山疏散隐蔽。安东东边有座小山，山并不太高，但树木很多，是个很好地隐蔽场所。

我们发现小山的左前方出现了一个高射炮兵阵地，12门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已经进入阵地。

这是为了保卫鸭绿江大桥，新调来的高射炮部队。

很快，防空警报就响了，高炮战士飞快地奔向了阵地，炮身很快被竖了起来，炮口直指天空。

不一会，四架B-29重型轰炸机出现在上空。敌机向大桥投弹，与此同时，高炮集束炮弹在敌机四周爆炸，一朵朵烟花十分壮观。

打得敌机不敢低飞，远远将炸弹投下飞走了。这次空袭，大桥没有受到损失，只炸毁了街内一些民房，有人受伤。

1951年4月11日，47军司令部在天黑以后，乘汽车越过鸭绿江大桥，经新义州进入朝鲜。

新义州已是一片废墟，偌大的一个城市，没有一点灯光。

车队拉开距离，开着小灯前进，车距保持在30—50米。

大约晚上10点多钟，前方传来防空枪响，所有汽车都关闭了车灯，摸黑前进。

突然，车队上空出现了三颗照明弹，将大地照得通亮，同时也听到很低的飞机声，敌机开始向车队扫射了。

仅一梭子子弹，就把头车给打着了。头车上面坐的是军副参谋长蒋克诚和他的警卫员，警卫员当时就牺牲了。

行军时，我们也不能取水做饭，因为取水时经常会被敌人的狙击枪射中，只能抓一把炒面吃一把雪，就这样入了朝。

47军奉志愿军总部命令，赴临津江东西两岸，担负坚守防御任务，军部和电台驻细龟洞。

8月中旬搬到国士峰、9月搬到温井。

换防时有时我随电台坐车，但有时也要走路，每个人还得背自己的口粮。

有一次要求我们轻装出行，除了吃的啥都不带，我有一双部队发的漂亮的女式皮靴，高高的靴筒，平时都舍不得穿，也只能扔掉。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惜，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我和战友的合影

到1953年，47军再次在西线接防，向若干敌军驻守地发动进攻，其中以老秃山战斗最为有名。

为了保密，电台必须设置在军部旁边另外一个山洞。我们住在工兵修建的坑道中，一层土堆就算是个床。

虽然只有我一个女兵，但也不能搞特殊，和男兵一样同吃同住同工作。

我在军部一台工作，专门负责接收彭德怀志愿军总部下发的命令。

打仗时，无线电干扰非常大，在山洞昏暗的烛光下，我必须极为专心、细致、准确地收报。

然后让通讯员跑步将密码电报送到机要处，翻译后交给军首长，从未出现一点差错。

有一次我一人值班，通讯员跑进山洞时紧张地说，他路上被敌人偷袭，受伤了。

我赶紧拿出急救包帮通讯员包扎，然后给上级首长打电话，上级派出一个营对山洞周围地毯式搜索，也没发现敌人的踪迹。

战争肯定很残酷，我通校的同学和身边的战友都有牺牲的，我从战火中幸存下来，还在朝鲜战场荣立三等功。

到1952年年底，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23岁的我和战友王录在朝鲜结婚了，我也提升为47军司令部独立通讯营无线连电台台长。

从朝鲜返回祖国，解放军进行第三次大裁军，全军简编为350万人，所有女兵一刀切集体退役，我也转业到地方，开启了人生第二篇章。

因爱人一直在部队，作为军人家属，我跟随部队不断调动工作，从湖南到陕西再到甘肃，从事过工、农、兵、学、商各种行业的工作。做过中学的政治教员，也当过报社的干事，还做过百货公司的副经理等职务。

我生性乐观，干一行爱一行，从不留遗憾。

我的结婚照

我回到地方就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跟我一起生活，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家里都是她管，钱也是她管。

1966年，我爱人王录调到衡阳47军司令部任通信处处长，母亲和孩子们也从城里搬到黄茶岭军部驻地，在后山居住。

见后山有一片乱坟岗，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母亲自言自语念叨着：“这地方拿来种菜多好啊！”“这地方种点啥好呢？”。

种菜在我们家一直就像一种仪式，不可或缺。

我们是勇敢的种菜人，说干就干，拔掉杂草，开垦菜园，按不同时节栽种不同蔬菜，每天浇水、施肥、捉虫，看着它们发芽，抽枝，开花，结果。

亲手种的蔬菜迎来大丰收，菜多到吃不完送人。南瓜、茄子、萝卜切成条，晒干了冬天吃。

土地是最忠诚的朋友，你对它多好，它就给你多少，你种什么瓜，它结什么果。人生何尝不是这样。

母亲带大了我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把大哥家的女儿也带到身边和我们一起生活，家里的孩子都很孝顺她，但她还是想着要回老家。

母亲早早安排了后事，找风水先生在山口村的后山上看好了地方，又请石匠打洞造了三个墓穴，一个给自己，另外两个给哥哥和嫂子。

她还买了木板，给自己做了棺材，放在阁楼上。看见自己的老屋（坟地）造好，她放下心，准备安度晚年。母亲说要做家乡的鬼，在外头做鬼说话都听不懂。

母亲就是这样，操劳一辈子，自立自强一辈子。

我的全家福

而我的父亲，因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他把三房送回常州老家，跟二房一起在余杭生活，最后落魄在余杭农村定居，靠放牛、卖柴火为生，终老于外乡。

我一辈子没有和父亲往来，连他的长相都没印象。

我离休后热爱什么就下功夫去学，打太极拳、跳舞、打竞技麻将、下象棋、打乒乓球，这些项目我都获过奖，炒股直到84岁全身而退。

68岁那年，我拿起画笔，去实现儿时的梦想，我的画作多次获奖，还有被央视书画频道评为三等奖的。

至今我94岁，还在废寝忘食地画画，虽然没能实现去法国巴黎学画的梦想，但真正实现心有所寄，志有所托。

回顾我的一生，我从那么封建的家庭出来，走过战火纷飞的岁月，见证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祖国走向了富强，更见证了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

我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中国妇女成长的故事。我记述下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后辈子孙不忘历史，不忘独立自强。

相信每一个看完故事的读者，都会被钱奶奶旺盛的生命力所吸引。

勤劳的母亲，勇敢的女儿，两代女人不同的命运却有同样的内核，她们身上有一股用不完的劲。

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女性力量。

我们记录过不少奶奶的故事，她们看似柔弱，遇到重大困难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韧的一面；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总有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勇敢的斗争精神。

记录她们的故事，是对百年中国女性心路成长的记录，也是对时代变迁的观察与表达。

从她们的故事，我也更能深刻感受，历史的桎梏，性别的枷锁，终不能束缚住人性的光辉。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拥有了奶奶们难以想象的女性权益，但人类总在彷徨中摸索成长，文明的尺度也在不断更替，不同时代也会对女性提出不同的需求。

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不是谁都想温柔，不是谁都勇敢，也不是谁都要做新时代独立女性。

每个女人都是独特的自己，如钱奶奶所说，女人的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编辑：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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