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能够很快地建立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领导机关和全体指战员要求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十分强烈。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苏区后，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感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途行军，虽然几次试图建立根据地，如在湘南之阳明山、湘西南之城步、绥宁地区，但都未能实现，整整三个月，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同样感受到无根据地之苦。两军会师后，具有共同的理想。加以贺、任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德高望重，所以会合之后就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而战斗。八千子弟兵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

第二，正确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两军会合以后，战略上首先指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而我党又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湘西。在湘西攻势中，我们改变了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前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的机械打法，与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

在战术上采取诱敌人彀、怠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过去在根据地条件下运用的战法，我们刚到湘西，还来不及做根据地的工作，敌人就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分析，认为虽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但战役态势与江西苏区反“围剿”时近似，就大胆地采用了这个战法，结果一举获胜。

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为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进攻，打下永顺和大庸，南逼沅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攻桃源，围常德，又占慈利。

这个战例，使我认识到，在白区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当然，与根据地的诱敌深入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坚壁清野，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把“坚壁清和“诱敌深入”两句成语并列提出来的。

第三，批判夏曦的错误，明确了政治上的是非。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四千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会合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是遵义会议后）。

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戴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

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做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入团的，他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辛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李维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家。杨尚昆在 党的“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我们长征经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