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来说，要彻底克服农民意识是不容易的。

1928年7月中旬，我还在医院休养，突然接到团部从鄜县捎来 的信，让后方的同志能走的都赶到鄙县。据送信的同志说，湘南敌 人吴尚第8军侵入宁冈，再进永新，畏我群众，仓促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28团从安福，29团从莲花向宁冈进攻，没有打上敌人，便由宁冈向鄙县、茶陵进攻。敌人控制了茶陵，我军则控制鄙县。我们从井冈山去鄙县的时候，听到部队正在议论回湘南问题。29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现在部队已进到湘赣边界，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29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

那天晚上，29团士兵委员会给各营、连发了通知，让第二天早上3点钟起床吃饭，4点钟集合出发去湘南。我觉得奇怪，怎么营部没有命令啊？就跑去问营长，营长说：“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又派人 问团部，回话说：“军部没有命令。”

第二天早晨，队伍果然集合了，团长、营长，连长和各级党代表也跟着集合，我们说：“军部没有命令，怎么走？”干部中也有许多人想回湘南，但组织观念还是有的，认为军部没有命令不能走。

等了一会儿，朱德军长来讲话，他大声说：“罗霄山脉的形势很好，还需要我们在这里干！28团不去湘南，你们29团回去行吗？”但是讲不通。朱军长又说：“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有些战士就嚷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哪！回宜章去哪！”军长说：“28团不去，你们29团行吗？”29团是农民团，没有28团在旁边，信心不大。朱军长见下边有些犹豫，便说：“你们特务连很听命令，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特务连确实很好，作为前卫出发了，后续部队有些人就骂开特务连了，但骂归骂，走还是走，各营按次序向东，回到沔渡。

到沔渡后，军委本来可以采取有力措施，说服干部战士，因为当时28团不要求回湘南，29团也不是全部要回去的，如把道理讲清楚，是能说服的，但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主张回湘南，使部队中的农民意识更加强烈，军委又采取了迁就态度，最后还是决定回湘南。

部队走到水口，还有两种意见，28团不同意回去，29团也有人不同意回去，就在水口开会。我连党支部派代表参加。他回来对我说：“王尔琢团长反对回湘南，杜修经就指着王团长质问：'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在水口停了一天，第二天又走。29团为前卫，28团为本队。29团就是想回家乡，一天走七八十里，28团赶都赶不上。7月24日打下郴州，29团住郴州南门外通宜章的城关街上，28团住在郴州城北。

将近黄昏，国民党范石生部从北面来反攻，同28团接触。枪声一响，29团各部就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也不集合就向南跑，老少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中乱跑。走出两三里路，队伍还不停。

我看情况不对，28团在打仗，29团不去增援，反而向南跑？我当即命令我连坐在路边不要走动，也不许散兵乱插队。我站在南面最前头，把班长、排长叫来，对他们说：“28团在北边打，敌人还远嘛。上级没有命令就向南乱跑，一定是那些想回家的人发谣风。”有的班、排长也说：“是发谣风。”

“军长在北面，28团也在北面，我们单独回宜章行吗？”

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我这句话，提醒了他们。大家都说：“不行！”征得他们同意，我命令回头走，走了三四里，天黑了，听到北面的枪声向东移，而且稀了，我就向东北的岔路走，恰巧遇到28团向东撤退。我问了情况，就跟着28团走。第二天，退到东江，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带着团部和通信排、特务连共八九十人，四五十支枪，也来了。这时，29团基本散了，总共剩下不到两百人，约百支枪，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

过了天把，全军又退到资兴的布田圩，军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军部特务营及29团撤销，所有人员编入28团，朱军长兼团长，原团长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仍为军委书记，我调28团第1营第2连当连长。

红4军从组建时的九个团，到现在只剩下28团、31团和留守井冈山的32团，号称八千子弟的湘南农军，经过两次南返，已没有多少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时值8月，此次行动被称作“8月失败”，它使红4军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但大家并没有失望。陈毅在行军休息时讲了一段话，使我深受鼓舞，他说：“半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呢。打个败仗要什么紧！再干就是。打剩一个营，朱德当营长，我当营党代表；剩一个连，朱德当连长，我当连党代表；一个排，朱德当排长，我当排党代表；一个班，朱德当班长，我当班党代表。总而言之，革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