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永新回来后，我调28团2营当党代表和党委书记。营长是王展程，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学生。也是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敌人要来“会剿”的消息。为了长期守山，特委决定发动军民往山上运粮。井冈山上有些稻田，但产粮不多，部队在山上住久了，吃饭就成大问题，因此要守山就得大量储备粮食。

宁冈是产粮区，古城新城一带粮食也多，军队和地方分了工，农民把粮食送到大境、茅坪、柏露等村，部队转运上山。当时叫作挑谷子。全军上下除了病、伤残外，都去挑粮。我印象中，28团只有两个干部没有参加，一个是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一个是周子昆，脚上负伤。朱德军长同我们一样，每天步行几十里，用扁担挑粮上山。

朱德军长威信高，一方面因为他善于指挥打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朱军长，虽然当过滇军的旅长，还留过洋，但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忠厚、朴实和勤劳。闲暇时，他帮助老乡犁田和耙田，干得熟练，就这一点，也使他与老乡和许多 农民出身的红军官兵亲近了许多。

朱德性格谦和，与他接触也比较容易。那时他的夫人是伍若兰，这是一位有文化的革命知识分子，她在湘南起义时是耒阳县委较得力的常委，湘南起义时朱德率部队到耒阳，与她一道工作，颇有好感，县委一些人开玩笑，说他俩很般配，一来二去，他们真的结为伴侣了。在井冈山时，我们常拿这事讲笑话，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朱伍才貌正相当，邂逅相逢于来阳……”我用小毛笔把诗写在石灰墙上，张际春看到了，说：“你真是，玩笑开开可以，怎么还写到墙上？”我一听，也觉得不好， 伸伸舌头，赶紧擦掉。

大家努力挑谷子上山，是抱定了与井冈山共存亡的思想。我们相信井冈山可以守住，因为井冈山有五大哨口（黄洋界就是其中之一），每个哨口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口子上放一两个连，敌人千军万马也难进来。

12月上中旬，井冈山上粮食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5军来井冈山。

我们在新城开了一个联欢大会，4军、5军和新起义的两个部队及地方干部、老百姓都到了，好多人。主席台的柱子上贴了一副对子，据说是陈毅写的，上首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下首记不得了。这个上联写得很有意思，用了四个新字，把整个形势和任务都描绘出来了。

5军上山后，敌人“会剿”的风声更紧了，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守山的问题。当时有个说法，要留5军守山，4军打到外面去调动敌人。彭德怀军长每天都在搞调查，找老百姓谈，然后一条条路去看。开会讨论时他就说：“留下5军守山不行，兵力不够。”

大家就说：“5军有六个连，加上本地武装，兵力怎么不够？”有的同志也说：“五个哨口做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

彭德怀说：“上井冈山不止五条路，而是九条路。”他一条一条地讲出来。

我们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他说的几条路有些连“山大王”王佐都不知道。28团党代表何挺颖对彭德怀非常佩服，对我们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

我和5军没有接触，只在宁冈城听过他一次讲话，何挺颖说他是好军长，我们都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的时期，多一个好军长，怎么不高兴！

1月4日至7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5军军委在柏露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留5军守山，4军打出外线。为了加强井冈山的守备力量，在下山前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由彭德怀兼任校长，从每个连调四名学员，当时全军有二十个连，这样就抽调八十人，组成了一个连。红4军离开井冈山时，这所学校的学员全部编到5军。

这年4 月，我们在于都与红5军会合，当时我营有三四个原红军学校的学员跑来找我，要求回4军，我就到军部找毛主席，请求批准他们回来。毛主席说：“5军正缺人，哪能把他们调回来呢？我们不能只想自己的部队，要有全局观念。”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当我们离开这座战斗了近一年的大山时，都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不料一别竟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