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两宋其他大儒一样，都是老庄之学的专家。他受兄长苏轼的影响，基于儒，而广涉道与佛，在他42岁那一年，苏轼曾评价他的几部书说，别的书都堪称独步，唯独《老子解》尚不足。

于是，苏辙趁贬谪海康（雷州）之机，多次修改《老子解》，晚年退居颍昌府（许昌）继续修改，认为《老子》实非一读而知的圣人宝书。

由于苏辙浸淫《老子》半生，他的《老子解》在历代“老子注”中位列上等中品，一直受到后学者的重视与推崇。

但正如南宋大儒林希逸所评价的那样：前后注解虽多，往往皆病于此（不知老子借物以明道）。独颖滨（苏辙的号，因万年居于许昌，颍水之滨）起而明之，可谓得其近似。

林希逸认为，历来“老子注”最接近老子思想的就是苏辙。但同时也指出“苏注”的美中不足：其注“多与佛书合”，又且引儒解老，抹杀儒道之差别。

纵观苏辙的《老子解》，三家杂糅思想浑然其间者，不在少数，他自称“彼时常将老子注疏与道安和尚观”，道安和尚每称说佛道乃一家耳。

以19章的“绝圣弃智”为例，他的总体思想是：二圣各有所专，各有其弊。

老子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他解释说：“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而民始不胜其害矣。”

就是说：只有圣明、智识才可以明彻大道，让圣明、有智识的人来治理天下，必然以道来处理万物。但是世人只见到了智慧的肤浅表现，却见不到智慧的根本，以为机巧就能够取胜，于是在道的末流大肆折腾，让百姓大受其害。

在这里，苏辙将“圣智分解为“圣人之智”与“世人之智”，以世人所认知的“圣智之末”，取代老子要绝弃的“圣智”，巧妙地避开了老子对“圣智”否定。

事实上，老子要“绝弃”的就是圣智，无论是圣人之智，还是世人之智。并且老子所说的“圣人”，并非世俗所认为的“圣人”，而是老子塑造的为道者，他根本不会“以智治邦”，认为那是“邦家贼”，即国家祸害。

同样的，苏辙把老子的“绝仁弃义”理解为：老子并非要把“仁义”一股脑地绝弃掉，而是要绝弃掉“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的“仁义”。

他分析说：“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苏辙认为：孔子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却弃绝它们，有人以为老子与孔子不一样。但是《易经》说得很清楚：高于形式的存在是道，有形体的是器。孔子为后世考虑的很多、很深刻，所以他是从“器”讲起的，他向人们展示的是具体、实在的形式，而将“道”隐没于具体事务之中，使中等层次以下的人遵守具体的、实在的形式，不被道的高深莫测所迷糊，如此也不失为君子之为。

他说：“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

老子不是这个样子，他立志要人们明了大道，而急于开化人心，所以对人讲大道，而忽视了具体的、实在的形式，认为治学的人只知道具体的、表面的知识，道就体会不到了，所以主张弃绝仁义礼乐来使人明道。

老子又说：道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都不是道本身。通达的人能从“不可言说”中认识真正的道，而头脑不清醒的人看到相似的就以为是真的。所以后来的人以老子为主导的，不少有祸乱天下的人，而学孔子的人通常平稳没有大错。

为什么呢？因为能明白老子之道的人不少，而通过学习孔子来求道的人常苦于无从入手。两位圣人都不够全面，重视了此就难免忽视了彼。

苏辙这句话似乎让人有一种错觉：老子反对“以智治邦”，主张“以不智治邦”，怎么会有真正读懂老子的，会成为一代雄主，也可能会成为祸乱天下的人呢？

原因就在于：苏辙将老子所说的“圣智”分解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圣智，一种是世人认为的“圣智”——真正智慧的末端，即“机巧智诈之术”。

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两位圣人都不够全面，重视了这一面就难免忽视了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