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久是由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共的早期党员。长期在华北、华中、中原地区从事工人运动、白区工作、根据地建设等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等主要领导职务,1945年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中共七大会议选举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参与领导中原突围与千里挺进大别山。1950年6月被撤销中央候补委员职务,1950年任中国教育工会主席,1954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55年任国家劳动部常务副部长,1960年被撤销劳动部副部长职务,定性为“右倾反党分子”,下放到河北省唐山市任劳动局副局长,1966年被定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成员,夫人自杀。1974年被“清除出党”下放陕西省三原县农村,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工作,担任国家劳动总局顾问。1988年8月在北京逝世。
刘子久是我党老资格的革命家,参与经历过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人生跌宕起伏。他曾经与著名党史人物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彭雪枫、王树声、王震、张震、张爱萍等并肩战斗过,先后四次到河南开展革命活动,对于恢复河南地下党组织、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创建中原解放区,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是河南党史上一位有相当影响的领导人。
1983年11月摄于河南驻京办事处,前排左起:徐立行、刘向三、刘子久、王志杰、席国光……
从千里挺进大别山到出席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两翼钳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别挺进大别山、豫陕鄂、豫皖苏,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形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建立中原解放区。
为统一指挥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成立了由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子久任中原局委员兼任民运部部长。六月三十日,刘子久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张秋镇附近渡过黄河,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在八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
为建立巩固的中原解放区,刘子久领导中原局民运部以大别山为中心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解放区初创时期,基层党组织都是在基本区通过组织农会来发动、开展土改运动的。但大部分农会很快被中农,甚至被流氓以及地主的亲信打手掌握,致使土改无法进行。中原局民运部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发出《关于组织村贫农团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中心地区的村庄都组织了贫农团,保证了贫雇农民在土改斗争中的领导骨干作用。
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中原局民运部又发出《关于团结中农问题的指示》,及时纠正了群众运动中危害中农利益的“左”的倾向。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初,中原解放区的一些基本区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分浮财运动,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如湖北英山北部一带,各村先建立了贫农团,然后,将所有地主的财产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财物全部交给贫雇农,仅一个半月,五万人分到田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扩大了地方武装,民主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但由于在制定土改运动计划时,没有完全从当时大别山地区还处于敌我来回拉锯状态的客观实际出发,简单地提出半年完成土改,犯了急性土改的错误。土改运动中出现了走马点火、明分暗不分,乱打乱杀的情况。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出一系列有关新解放区实行土改的政策、步骤的指示,使中原解放区急性土改问题得到了纠正。
一九四八年二月,刘子久随中原局机关和刘邓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的豫皖苏边区,帮助豫皖苏区党委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当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原局调他到豫西宝丰中原局机关,任中原局宣传部部长。
刘子久到任后,中原局的宣传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九月十三日,中原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建立与加强宣传机构与宣传制度的指示》,对各地党组织提出了:建立和加强宣传机构;整理宣传工作制度;加强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提高现有的宣传干部和培养新的宣传人才等四项指示。在他的领导下,中原局所属各区党委、地委、县委及其中原军区各个纵队的宣传部逐步建立和充实,宣传工作制度日益完善,各地宣传部门还建立了新华书店,使宣传部门真正成为全党工作的重要环节。
刘子久非常注意办好党报,他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许多政策指示是在党报上发表的。因此,帮助党报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必须全党办报,从负责人作起,以身作则向党报写稿。在他领导和组织下,中原局机关报一一《中原日报》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创刊,该报对于宣传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动组织中原人民建立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刘子久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不论是在中原局工作期间,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十分注意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十分注意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原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训练与使用知识分子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原地区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与学习的高潮巳开始到来”。我们应“大量与及时的举办吸收与训练知识分子的研究会、座谈会、短期训练班”。
解放开封,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河南保安司令部
十月,河南省会开封解放,中原党组织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十一月三十日,刘子久在开封的一次干部大会上作了《从认识城市到学会城市工作》的报告,他告诫大家:我们由乡村到城市,工作对象不同了,工作方法也应有所改变,要善于学习,要学会作生意,要学会管理工厂、铁路,要学会办学校,要时刻警惕历史上李自成、洪秀全进城后昏昏然、纷纷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以至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更感到寓意深长。
一九四九年三月,刘子久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工作报告,参加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重大问题。
毛主席在全会上强调,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议期间,刘子久襟怀坦白,向党中央汇报了1931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那瞬间的动摇(具体内容详见《刘子久跌宕人生(2)四次被捕,六年牢狱》)。
人生的路千万里,关键时刻就那么几步。甚至,在有时候为那一瞬间的动摇或者反复,将付出终生的代价。
刘子久原本在延安整风时打算向中央报告这件事情的,由于当时河南党组织正被怀疑为“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阴谋活动,他们派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混进党内搞破坏。),许多干部遭受审查。他担心有关部门会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更加复杂,所以在延安时就没有向组织汇报。
中央严格审查了这个问题,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十分严厉的决定:撤销刘子久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刘子久对这一决定坚决拥护,心悦诚服地接受组织给于的处分,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上分配的新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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